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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锥体内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达成相对而言没有受到外部权力（即美国）的影响。只要一个子系统中的重要行为体能够组织起来并一起努力，它们就能将和平制度化。尽管一个外部的（善意的）帝国般的权力存在也许会促进（也可能阻碍）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但是这样一个外部权力并不是必需的。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美国支持的六国联合镇压大规模叛乱的努力（即“秃鹫计划”）对地区和平的制度化丝毫没有帮助（Oelsner 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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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南锥体的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符合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路径。相比之下，关于制度变迁的新制度主义的功能主义路径根本无法解释南锥体国家走过的道路。例如，1960年发起的“拉美自由贸易区”项目一直有名无实。当子系统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阿根廷与巴西还处于敌对状态时，该地区不可能将和平制度化。只有当两国学会以友好的方式相处后，它们及该地区才会在制度化地区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和平制度化是在（好的）观念得到权力的支撑下达成的，而不是仅有观念，尽管强大的行为体决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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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化和平的到来：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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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和解常被称为“欧洲计划”（the European Project），它无疑是地区和平制度化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标准的概览，参见Nugent 2006）。然而，即使在这里，部分由于关于地区和平制度化的和谐学派受到误导，在关于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毫无建设性的辩论中，因为权力和观念被认为互不相容，许多关键的地方变得模糊不清。既然“欧洲计划”的轮廓已经得到清晰的描述，我也就无须在这里做详尽的阐述。根据我们关于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新路径，我只需要强调一些关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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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和平的制度化发生在“浅和平”确立之后：在“二战”后的西欧，国家消亡也停止了。同时，欧洲计划背后两个关键的推动力也是传统的安全关切：（1）对抗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盟国；（2）防止西欧成员国在一场血腥的战争后再一次兵戎相见（Wæver 1998；Ripsman 2005；Kupchan 2010，201~2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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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洲地区和平的制度化进程也是一个完全由权力支撑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权力有两个来源。一开始，一个外部的善意霸权国（美国）用政治权力和资金提供了关键的支持（马歇尔计划）。[13]然而，在系统的两个关键国家法国和联邦德国开始像双驾马车般合作后，欧洲计划才真正开始加快步伐。此外，尽管欧洲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地区性组织且这些组织逐渐成为另一个权力来源，但它们本身是由主权权力建立和维持的（Wæver 1998；Ripsman 2005；Kupchan 2010，第五章）。同样，尽管（浅）和平的确立也恰逢民主的输入，这一点在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特别显著，但民主输入本身也是一个由权力支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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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安全关切驱动的安全合作是启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推动力量。事实上，有些看上去属于经济领域的倡议，如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1951年《巴黎条约》规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57年《罗马条约》规定）本质上都是由政治（和安全）关切驱动的。对此，欧洲计划的两位关键建筑师莫内和阿登纳也欣然认同（引自Moravcsik 1998，94；Nugent 2006，37；相似的解释，参见Wæver 1998；Ripsman 2005；Kupchan 2010，201~208；另见Moravcsik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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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此进程中，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很晚才出现。此外，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更多是在精英之间）的形成也是一个由权力维持的过程（另见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Checkel 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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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计划的真实路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政治与安全合作；（2）经济合作与一体化；（3）一个共同的身份。关注第二阶段而不强调第一阶段，对于欧洲计划的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忽视了第一阶段的决定性作用，而在这一阶段，权力居于首要地位。主要在地区层面上关注第三阶段，对于欧洲计划的建构主义的解释则为整个进程描绘了一幅太过于和谐的画面。总之，遵循关于制度变迁的和谐学派，对于欧洲计划的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解释使后两个阶段具体化（reify）而忽略了权力的作用，从而在“‘我们感’（we-identity）、正式制度、政治组织与和平之间画出了一条过于线性的连接”（Wæver 19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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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化和平的到来：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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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非殖民化运动（泰国除外）中的东盟创始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自从1962—1966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控制婆罗洲（Borneo）不宣而战以来，再没有经历过大的冲突。从那以来，五国处于一种脆弱的“浅和平”之中（Achary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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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许多新独立国家一样，这五个国家面临两个相互关联的安全挑战：（1）国内政治的脆弱性（如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2）外部威胁（例如，除了相互间的威胁，还有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威胁，更严重的是1949年之后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威胁）。1954年，美国曾试图将东南亚国家组织成一个类似于北约的条约系统——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1961年，在英国的幕后操纵下，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组成了东南亚联盟（ASA）。然而，东南亚条约组织从未起过作用且在美国撤出越南后就解体了。东南亚联盟解体的时间甚至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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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间真正的地区和平制度化始于1967年，当时没有美国（和英国）的参与，五国成立了东盟（ASEAN）。从那时起，东盟取代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东南亚联盟，成为和平制度化的真正引擎。随着1971年《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的发表，以及最重要的1976年首次东盟峰会达成《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和平制度化的进程逐渐加速。在东南亚最后一次国家间大的冲突（越南—柬埔寨冲突，1979—1989年）结束之后，恰逢冷战结束，东盟随即开始尝试将缅甸、老挝、越南以及柬埔寨（这很像欧盟在东欧集团崩溃后的扩张）吸收进来。至此，东盟创始五国已将一个相当稳固的“浅和平”制度化，而四个新成员国不得不遵守东盟业已制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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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的大致轮廓再一次与我们的解释相符合。首先，在关键的地区国家间建立一种“浅和平”后，地区和平的制度化进程才能真正开始，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浅和平”并未伴有民主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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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一进程是由权力支撑的。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外部的霸权同样没有起到有益的作用。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些国家非殖民化的经历就意味着外部霸权提出的倡议注定会失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它只包括两个区内国家（菲律宾和泰国），而许多寻求独立，希望脱离西方殖民宗主国的关键区内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印度）激烈反对这一组织（Acharya 2009，第三章）。东南亚联盟也由于具有外部权力的明显印记而止步不前。相比之下，一旦这五个国家携起手来，特别是在后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加入之后，和平的制度化进程逐渐获得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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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安全和政治关切再一次成为这一进程背后的最初推动力（Acharya 2001）。地区经济一体化相对较晚地进入这些国家的视野：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的区外贸易（与美国、日本和欧洲）使得它们之间的区内贸易相形见绌。[15]直到1992年，东盟才确立建立东盟自贸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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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使在精英层面，一个共同的东盟身份也尚不稳固（Roberts，unpublished manuscript）。人们也许会说，“东盟方式”（ASEAN Way）就是东盟身份的一部分（Acharya 2001），但即使这一方式也是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的结果，而非其原因。此外，一个共同的东盟身份的形成也是一个由权力支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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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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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对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案例的概述中，我们的三个主要命题均得到了确定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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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三个地区中，尽管有各种时间差，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是在“浅和平”确立后才开始的。因此，“浅和平”的存在本身是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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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三个地区中，地区和平制度化的真实进程是一个完全由权力支持的过程。在无政府状态下，制度也是由权力来建立和维持的。因此，地区和平的制度化要求有效的权力（有时被委婉地称为“领导力”），它有两个来源：区内的主要国家或者外部的权力，而前者更为关键。因而，我们的讨论不仅强化而且比现有的一些在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中强调权力作用的文献走得更远（例如，Solingen 1998；Wæver 1998；Buzan and Wæver 2004，Katzenstein 2005；Tang 2006；Frazier and Stewart-Ingersoll 2010；参见Acharya 2007；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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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与第二点相关：在三个地区中，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也是关于什么样的观念获得了权力的支持，而非仅关于纯粹的观念或赤裸裸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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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所有地区性的制度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并不是要促进或管理经济相互依存（Kacowicz 1998；Adler and Barnett 1998；Ripsman 2005；Solingen 2008，288~289；Kupchan 2010）。相反，地区性制度是为应对紧迫的（区内和区外的）安全关切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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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我们甚至可以去预测中东和中亚这两个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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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中东都可算是“二战”以后最受战争困扰的地区（Solingen 2007）。根据我们的理论，在这一令人沮丧的状态背后，可能有两个关键原因（其他的解释，参见Solingen 2008）。首先，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稳固地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区内的重要国家仍然视彼此为仇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其次，没有一个区内主要国家强大到足以推动地区和平的制度化（纳赛尔时期的埃及一度很接近），也没有任何外部权力对此有所帮助（Solingen 2007；2008）。毋庸置疑，尽管有多个地区性组织（例如，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中东在构建一个深度的地区和平方面仍然无能为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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