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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三个地区中，尽管有各种时间差，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是在“浅和平”确立后才开始的。因此，“浅和平”的存在本身是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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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三个地区中，地区和平制度化的真实进程是一个完全由权力支持的过程。在无政府状态下，制度也是由权力来建立和维持的。因此，地区和平的制度化要求有效的权力（有时被委婉地称为“领导力”），它有两个来源：区内的主要国家或者外部的权力，而前者更为关键。因而，我们的讨论不仅强化而且比现有的一些在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中强调权力作用的文献走得更远（例如，Solingen 1998；Wæver 1998；Buzan and Wæver 2004，Katzenstein 2005；Tang 2006；Frazier and Stewart-Ingersoll 2010；参见Acharya 2007；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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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与第二点相关：在三个地区中，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也是关于什么样的观念获得了权力的支持，而非仅关于纯粹的观念或赤裸裸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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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所有地区性的制度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并不是要促进或管理经济相互依存（Kacowicz 1998；Adler and Barnett 1998；Ripsman 2005；Solingen 2008，288~289；Kupchan 2010）。相反，地区性制度是为应对紧迫的（区内和区外的）安全关切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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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我们甚至可以去预测中东和中亚这两个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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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中东都可算是“二战”以后最受战争困扰的地区（Solingen 2007）。根据我们的理论，在这一令人沮丧的状态背后，可能有两个关键原因（其他的解释，参见Solingen 2008）。首先，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稳固地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区内的重要国家仍然视彼此为仇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其次，没有一个区内主要国家强大到足以推动地区和平的制度化（纳赛尔时期的埃及一度很接近），也没有任何外部权力对此有所帮助（Solingen 2007；2008）。毋庸置疑，尽管有多个地区性组织（例如，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中东在构建一个深度的地区和平方面仍然无能为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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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尽管中亚一直被描绘为冷战后新一轮的“大博弈”的地区，但该地区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已经进入到“浅和平”状态。随着中俄友好及随后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亚具备了可以而且已经开始合作的两个关键的地区性国家，将这一不稳定的地区内的和平制度化，这在上海合作组织（SCO）中体现得最为显著。虽然没有地区的深度民主化（特别是两个主要国家，也许还有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中亚实现“深和平”的可能性不大，但只要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维持在一定水平，“浅和平”将可能得以维系（Tang 2000）。可以认为，在此阶段，中俄与整个中亚地区的形势类似于阿根廷—巴西和解的开始与南锥体形成之间的状态。两个地区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在缺乏民主化进程的条件下，上海合作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南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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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将拉美置于三个案例之首，部分是因为在地区主义的文献中，欧盟中心主义是如此盛行，这是不健康的（Solingen 2008，288；另见Acharya 2000）。最早的安全共同体可能是北欧国家（Weaver 1998，72~74）。正如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聚焦于地区（或者说是子系统）是更利于将国际社会（以及世界社会）理论化的一个路径。见，例如，Buzan 1991；2004，16~18；2011；Lake and Morgan 1997；Mansfield and Milner 1997；Adler and Barnett 1998a；1998b；Buzan and Weaver 2003；Katzenstein 2005，以及Achary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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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此，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三个案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或独特性。聚焦于案例间差异的研究，见Risse-Kappen 1996；Lake and Morgan 1997；Mansfield and Milner 1997；Hemmer and Katzenstein 2002；Fort and Webber 2006；Acharya 2009；He and Feng 2012。聚焦于案例间共同点的早期研究，见Adler and Barnett 1998；Kacowicz 1998；Kupchan 2010。Adler and Barnett（1998，32~33）指出，安全共同体可以存在于地理上不相邻的国家之间，但那只是例外（例如，作为西方一员的澳大利亚以及美国与以色列）。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地理仍然重要。当然，地理上接近不一定导致友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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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这方面，我甚至可以断言，“深和平”一旦确立，就不太可能崩溃。对诸如“浅和平”与“深和平”等概念的澄清，见Tang 2011c及其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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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一动态也解释了为什么1648年后出现了许多“消极的和平地带”（zone of negative peace）（Kacowicz的术语），但它们随后又在1945年前崩溃，变回了战争地带［例如，“Concert of Europe”（欧洲协调）］。因此，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形成之前，和平制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这一事实不仅不能证明我的论点不成立（例如，Kupchan 2010），事实上，它强化了我的论点：它表明，只有在整个系统或者一个完全孤立的子系统演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后，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才能真正取得成功。与Kacowicz（1998）的观点相反，用接受领土现状来解释和平地带最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一观念的接受首先需要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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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除了这里呈现的三个案例之外，中国、俄罗斯与中亚五国间的经济一体化也遵循了相同的模式。早先的讨论，见Ta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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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此，与米尔斯海默的观点（Mearsheimer 1990）相反，我们将预测，尽管欧洲事业面临经济和财政困难，但（西）欧洲不会“回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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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在还不清楚，对一个地区秩序的形成来说，一个共同的文明或认同是否是一个必要的、充分的、促进的甚或是阻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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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表4.1是对这三个地区和平制度化确切进程的一个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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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幸的是，上述某些作者混淆了机构（organizations）与制度（即规则），而他们讨论最多的是机构。然而，因为制度是机构的基础，而机构建立并实施制度，所以对于理解和平制度化而言，上面引用的文献的确具有积极的含义。Russett和Oneal（2001）强调了和平的三根支柱：相互依存、国际组织和民主化。Adler和Barnett（1998，45~46）也强调正反馈（自我加强的变化）在建构一个安全共同体中的作用。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许是达成并维持“深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只有成熟的民主国家才能面对它们的（悲惨）过去（Tang 2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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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沿袭Oelsner（2005）的讨论，南锥体包括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但不包括中美洲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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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当巴西和阿根廷于1998年和2002年先后经历金融危机时，它们再次诉诸“以邻为壑”的手段，重新树立了众多非关税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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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给了各国充分的理由珍惜和平，因而产生了将和平制度化的动机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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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很多人从欧洲的经验出发，强调一个霸权国在制度化及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例如，Gilpin 1981；Ikenberry 2000；Lake 2001），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根据古代东亚的经验，也有类似的论点，见Ka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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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Checkel编辑的文献中，大多数作者都没有将组织机构与制度区分开来。引人注目的是，甚至在最可能发现强内化的欧盟，内化他人的观念也是极其有限的（Checkel 2007，viii，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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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苏加诺的自给自足模式被苏哈托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取代后，作为东盟最强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就具备了动机和权力，去推动东盟成为一个进一步建立和平的组织，并且通过东盟将和平制度化。同样重要的是，与中东国家相反，作为应对国内政治挑战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东南亚国家采取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Soling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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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当然，地区内的潜在领导国家可能故意不发挥积极的领导能力（例如，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见Anwar 2006）。或者，潜在的领导国家被国内的不稳定分散了精力（例如，西非的尼日利亚，见Kacowicz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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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实际上，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联盟是“二战”后最早建立的地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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