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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尽管中亚一直被描绘为冷战后新一轮的“大博弈”的地区，但该地区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已经进入到“浅和平”状态。随着中俄友好及随后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亚具备了可以而且已经开始合作的两个关键的地区性国家，将这一不稳定的地区内的和平制度化，这在上海合作组织（SCO）中体现得最为显著。虽然没有地区的深度民主化（特别是两个主要国家，也许还有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中亚实现“深和平”的可能性不大，但只要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维持在一定水平，“浅和平”将可能得以维系（Tang 2000）。可以认为，在此阶段，中俄与整个中亚地区的形势类似于阿根廷—巴西和解的开始与南锥体形成之间的状态。两个地区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在缺乏民主化进程的条件下，上海合作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南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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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将拉美置于三个案例之首，部分是因为在地区主义的文献中，欧盟中心主义是如此盛行，这是不健康的（Solingen 2008，288；另见Acharya 2000）。最早的安全共同体可能是北欧国家（Weaver 1998，72~74）。正如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聚焦于地区（或者说是子系统）是更利于将国际社会（以及世界社会）理论化的一个路径。见，例如，Buzan 1991；2004，16~18；2011；Lake and Morgan 1997；Mansfield and Milner 1997；Adler and Barnett 1998a；1998b；Buzan and Weaver 2003；Katzenstein 2005，以及Achary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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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此，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三个案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或独特性。聚焦于案例间差异的研究，见Risse-Kappen 1996；Lake and Morgan 1997；Mansfield and Milner 1997；Hemmer and Katzenstein 2002；Fort and Webber 2006；Acharya 2009；He and Feng 2012。聚焦于案例间共同点的早期研究，见Adler and Barnett 1998；Kacowicz 1998；Kupchan 2010。Adler and Barnett（1998，32~33）指出，安全共同体可以存在于地理上不相邻的国家之间，但那只是例外（例如，作为西方一员的澳大利亚以及美国与以色列）。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地理仍然重要。当然，地理上接近不一定导致友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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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这方面，我甚至可以断言，“深和平”一旦确立，就不太可能崩溃。对诸如“浅和平”与“深和平”等概念的澄清，见Tang 2011c及其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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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一动态也解释了为什么1648年后出现了许多“消极的和平地带”（zone of negative peace）（Kacowicz的术语），但它们随后又在1945年前崩溃，变回了战争地带［例如，“Concert of Europe”（欧洲协调）］。因此，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形成之前，和平制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这一事实不仅不能证明我的论点不成立（例如，Kupchan 2010），事实上，它强化了我的论点：它表明，只有在整个系统或者一个完全孤立的子系统演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后，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才能真正取得成功。与Kacowicz（1998）的观点相反，用接受领土现状来解释和平地带最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一观念的接受首先需要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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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除了这里呈现的三个案例之外，中国、俄罗斯与中亚五国间的经济一体化也遵循了相同的模式。早先的讨论，见Ta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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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此，与米尔斯海默的观点（Mearsheimer 1990）相反，我们将预测，尽管欧洲事业面临经济和财政困难，但（西）欧洲不会“回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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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在还不清楚，对一个地区秩序的形成来说，一个共同的文明或认同是否是一个必要的、充分的、促进的甚或是阻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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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表4.1是对这三个地区和平制度化确切进程的一个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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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幸的是，上述某些作者混淆了机构（organizations）与制度（即规则），而他们讨论最多的是机构。然而，因为制度是机构的基础，而机构建立并实施制度，所以对于理解和平制度化而言，上面引用的文献的确具有积极的含义。Russett和Oneal（2001）强调了和平的三根支柱：相互依存、国际组织和民主化。Adler和Barnett（1998，45~46）也强调正反馈（自我加强的变化）在建构一个安全共同体中的作用。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许是达成并维持“深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只有成熟的民主国家才能面对它们的（悲惨）过去（Tang 2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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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沿袭Oelsner（2005）的讨论，南锥体包括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但不包括中美洲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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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当巴西和阿根廷于1998年和2002年先后经历金融危机时，它们再次诉诸“以邻为壑”的手段，重新树立了众多非关税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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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给了各国充分的理由珍惜和平，因而产生了将和平制度化的动机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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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很多人从欧洲的经验出发，强调一个霸权国在制度化及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例如，Gilpin 1981；Ikenberry 2000；Lake 2001），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根据古代东亚的经验，也有类似的论点，见Ka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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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Checkel编辑的文献中，大多数作者都没有将组织机构与制度区分开来。引人注目的是，甚至在最可能发现强内化的欧盟，内化他人的观念也是极其有限的（Checkel 2007，viii，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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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苏加诺的自给自足模式被苏哈托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取代后，作为东盟最强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就具备了动机和权力，去推动东盟成为一个进一步建立和平的组织，并且通过东盟将和平制度化。同样重要的是，与中东国家相反，作为应对国内政治挑战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东南亚国家采取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Soling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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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当然，地区内的潜在领导国家可能故意不发挥积极的领导能力（例如，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见Anwar 2006）。或者，潜在的领导国家被国内的不稳定分散了精力（例如，西非的尼日利亚，见Kacowicz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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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实际上，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联盟是“二战”后最早建立的地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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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三、解决关于国际制度的现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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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国际制度的争论基本上围绕六个关键问题展开（例如，Keohane 1984；Mearsheimer 1995；Keohane and Martin 1995；Wendt 1995；Ruggie 1995；Jervis 1999；Johnston 2001）。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解决这些争论（关于不同的国际关系学派在这些争论上的立场总结，参见表4.2），从而为下文概括对于（国际）制度的正确路径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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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的目的，或者制度与集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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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和谐学派所宣扬的一个根本性谬误是，制度就是设计出来解决协调问题（当利益一致时）和合作问题（当利益不一致时）的规则。这一学派有许多变种，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及受其启发的新制度经济学（NIE）、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和谐学派的这一谬误也被国际关系中受功能主义启发的新自由主义、受乌托邦主义启发的社会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t）分支奉为不言自明的圭臬（Tang 2011a，第一、二章；另见Keeley 1990；Sterling-Folk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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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国际政治中关于制度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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