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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展示三个地区中的和平制度化都遵循某种一般模式，该模式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特别是与研究国际制度的新路径一致。我不会讨论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一个地区内的国家选择将和平制度化，因为许多学者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了（例如，Acharya 2001；Adler and Barrett 1998；Hurrell 1998；Solingen 1998；2008；Kacowicz 1998）。因为我主要对制度化进程的启动感兴趣，所以我也不讨论地区和平的扩散。最后，尽管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是这一进程的关键推动力（Solingen 1998；2008；Wæver 1998；Tang 2011c），我也不会对此进行讨论。我只想说，研究这种互动将进一步强化我的论点：即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是一个由权力支撑的进程，正如维弗（Wæver 1998，98）在评论欧洲时所扼要指出的：“关于国家、民族和欧洲的意义的国内斗争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欧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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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三个地区和平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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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ugent（2006）；www.asean.org; http://www.oas.org; http://www.mercosur.int/.我们忽略了许多地区间的倡议（例如，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所谓10+3或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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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盟安全共同体（ASC），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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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不会详细讨论制度化和平、民主化与和平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我会指出以下几点：（1）“浅和平”促进和平的制度化，而和平的制度化反过来会将“浅和平”固化为“深和平”，不论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还是非民主国家之间（Russett and Oneal 2001；Hasenclever and Weiffen 2006）；（2）和平的制度化可以反过来加强民主化和民主（Pevehouse 2005；Parish and Peceny 2002）；（3）民主化和民主可以反过来推动国家建立更多的民主国家间的制度（通过政府间组织）并促进和平的制度化。总之，在和平、和平的制度化和民主化之间是一个正反馈循环（Hurrell 1998，240~248；Hasenclever and Weiffen 2006，esp. 569~574；Weiffen et al. 2011；另见Russett and Oneal 2001）。[9]图4.1总结了这一动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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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的（地区）和平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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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不会在微观层面上讨论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例如，在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中发生了什么，以及第一和第二轨道外交上的研讨会等内容。这些进程已经被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所涵盖，而且在一些关于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讨论（例如，Kacowicz 1998；Acharya 2001；Oelsner 2005；Checkel 2007）。相反，我聚焦于更宏观的进程，因为我对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一般动力学最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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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化和平的到来：南锥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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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锥体这一拉美子系统中最后一次大的区内冲突，玻利维亚与巴拉圭间的查科战争于1932—1935年结束。然而，尽管有“浅和平”（但没有民主）的存在，南锥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背负着仇恨、军备竞赛、战争边缘政策，而且几乎再次发生战争（Kelly 1997；Hurrell 1998；Centeno 2002；Oelsner 200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子系统中并没有出现将地区和平制度化的切实尝试。但在1977—1981年，一个转折点“突然”降临了（Hurrell 1998，232~240），这就是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缓和。两国关系的缓和以关于巴拉那河水力发电的《伊泰普—科尔普斯（Itaipú–Corpus）协定》为标志，从那时起，阿根廷与巴西逐渐开始就地区和平的制度化共同努力，即使它们在诸如地区领导权等领域依然持续地竞争，并且在其他问题上也存在摩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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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与巴西和好之后，民主化使六个国家从军人统治走向文官治理，随后是一段持续的民主巩固时期。这波民主化浪潮最终推动这些国家达成一个地区协议（即1991年的桑蒂亚戈协议），该协议允许成员国为保护其他成员国的民主而实行集体干预（Parish and Pecen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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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和平制度化方面，在最初的和好之后，阿根廷与巴西的和解步伐迅速加快。1986年，两国签署了“经济一体化与合作项目”，随后又于1990年签署了去核化协议（Velázquez 2004）。1991年，《亚松森条约》正式启动了南锥体共同市场建设项目（MERCOSUR），它建立在1986年阿根廷与巴西间签署的PICE基础之上。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尽管这些国家仍会因为某些问题而产生分歧，但战争在南锥体中已变得不可想象了，至少在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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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南锥体内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是由该子系统中最强大的两个行为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和好所启动的（Kelly 1997，2；Resende-Santos 2002；Oelsner 2005，7~8）。在两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初和好之后，阿根廷与巴西开始在90年代为将地区和平制度化而一起努力，尽管它们仍然会在其他事情上相互竞争（Resende-Santos 2002；Oelsner 2005，第五章；Solingen 1998；2008）。稍晚于阿根廷—巴西安全合作，阿根廷与智利间的类似进程也强化了两国的安全合作（Oelsner 2005，第五章）。最终在1990—1991年，这个阿根廷—巴西—智利核心（the ABC core）宣布建立一个无核区并同意彻底去核化。总的来说，“1991年MERCOSUR的建立是阿根廷—巴西伙伴关系的几乎必然的结果。在阿根廷与巴西的领导下以及阿根廷与智利的显著推进下，南锥体从消极的和平走向积极的、稳定的和平”（Oelsner 200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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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锥体内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达成相对而言没有受到外部权力（即美国）的影响。只要一个子系统中的重要行为体能够组织起来并一起努力，它们就能将和平制度化。尽管一个外部的（善意的）帝国般的权力存在也许会促进（也可能阻碍）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但是这样一个外部权力并不是必需的。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美国支持的六国联合镇压大规模叛乱的努力（即“秃鹫计划”）对地区和平的制度化丝毫没有帮助（Oelsner 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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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南锥体的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符合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路径。相比之下，关于制度变迁的新制度主义的功能主义路径根本无法解释南锥体国家走过的道路。例如，1960年发起的“拉美自由贸易区”项目一直有名无实。当子系统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阿根廷与巴西还处于敌对状态时，该地区不可能将和平制度化。只有当两国学会以友好的方式相处后，它们及该地区才会在制度化地区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和平制度化是在（好的）观念得到权力的支撑下达成的，而不是仅有观念，尽管强大的行为体决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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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化和平的到来：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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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和解常被称为“欧洲计划”（the European Project），它无疑是地区和平制度化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标准的概览，参见Nugent 2006）。然而，即使在这里，部分由于关于地区和平制度化的和谐学派受到误导，在关于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毫无建设性的辩论中，因为权力和观念被认为互不相容，许多关键的地方变得模糊不清。既然“欧洲计划”的轮廓已经得到清晰的描述，我也就无须在这里做详尽的阐述。根据我们关于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新路径，我只需要强调一些关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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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和平的制度化发生在“浅和平”确立之后：在“二战”后的西欧，国家消亡也停止了。同时，欧洲计划背后两个关键的推动力也是传统的安全关切：（1）对抗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盟国；（2）防止西欧成员国在一场血腥的战争后再一次兵戎相见（Wæver 1998；Ripsman 2005；Kupchan 2010，201~2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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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洲地区和平的制度化进程也是一个完全由权力支撑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权力有两个来源。一开始，一个外部的善意霸权国（美国）用政治权力和资金提供了关键的支持（马歇尔计划）。[13]然而，在系统的两个关键国家法国和联邦德国开始像双驾马车般合作后，欧洲计划才真正开始加快步伐。此外，尽管欧洲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地区性组织且这些组织逐渐成为另一个权力来源，但它们本身是由主权权力建立和维持的（Wæver 1998；Ripsman 2005；Kupchan 2010，第五章）。同样，尽管（浅）和平的确立也恰逢民主的输入，这一点在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特别显著，但民主输入本身也是一个由权力支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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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安全关切驱动的安全合作是启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推动力量。事实上，有些看上去属于经济领域的倡议，如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1951年《巴黎条约》规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57年《罗马条约》规定）本质上都是由政治（和安全）关切驱动的。对此，欧洲计划的两位关键建筑师莫内和阿登纳也欣然认同（引自Moravcsik 1998，94；Nugent 2006，37；相似的解释，参见Wæver 1998；Ripsman 2005；Kupchan 2010，201~208；另见Moravcsik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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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此进程中，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很晚才出现。此外，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更多是在精英之间）的形成也是一个由权力维持的过程（另见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Checkel 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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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计划的真实路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政治与安全合作；（2）经济合作与一体化；（3）一个共同的身份。关注第二阶段而不强调第一阶段，对于欧洲计划的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忽视了第一阶段的决定性作用，而在这一阶段，权力居于首要地位。主要在地区层面上关注第三阶段，对于欧洲计划的建构主义的解释则为整个进程描绘了一幅太过于和谐的画面。总之，遵循关于制度变迁的和谐学派，对于欧洲计划的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解释使后两个阶段具体化（reify）而忽略了权力的作用，从而在“‘我们感’（we-identity）、正式制度、政治组织与和平之间画出了一条过于线性的连接”（Wæver 19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