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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点上，时间再次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层面。例如，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短暂的合作是一种手段。然而，当世界稳固地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后，国家也许逐渐将尊重彼此领土主权视为一个可期待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避免战争的战略（见第三章）。最显著的是，在今天的欧洲，很难辩称某些核心的欧盟成员国仅将整个欧盟视为避免又一场血腥战争的手段，而非一种期待的结果。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促进合作的制度可以被个体内化，而个体也会逐渐视合作为一种期待的结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社会演化范式再一次为这一辩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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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共同认同到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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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者的另一个核心论点经常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理论搅在一起，即一种共同的或集体的认同/文化或共有的知识导致或至少促进了合作性制度的形成（Risse-Kappen 1996；Adler 1998，119；Lebow 1994，268~273；Wendt 1994；1999；Onuf 1998，59；Checkel 2001；Johnston 2001；Hemmer and Katzenstein 2002）[11]。将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作为一个便于攻击的稻草人（现在是一匹死马），这些理论家往往将共同的认同与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基于权力和基于利益的论点对立起来（例如，Keohane 1984）。这种建构主义立场至少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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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集体认同（或者说“我们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权力的背景下建构的。这样一来，权力和集体认同就不是不相容的，事实上，它们往往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不仅在一个社会中是真实的［Elias 1939（1994）；Foucault 1980］，在国际政治中，同样也是（如果不是更多地）真实的（Wæver 1998；Acharya 2001；2009）。正如巴恩斯（Barnes 1988）等功能主义学者以前讨论权力时一样（对此的批评，参见Haugaard 1997；另见Tang，n.d. b），（整体主义的）建构主义求助于共同的认同和知识，将国际政治简化为一个关于（共有）知识的问题（Sárváry 2006，172~173）。二者均创建了关于真实世界的一幅不完整的（如果不是错误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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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许多建构主义者（例如，Risse-Kappen 1996）[12]的看法相反，集体认同对于启动合作来说是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正如其他学者（Checkel 2007；Kupchan 2010；Roberts，n.d.）以及我们简要的案例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一个地区共同体内人民之间共同的（地区）认同在和平的制度化过程中通常是很晚才出现的现象（另见Tang 2011c）。换句话说，集体认同是现有合作（和冲突）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将集体认同视为合作性制度形成的原因是因果颠倒。事实上，这反映了结构功能主义者的另一个谬误。这一谬误坚持认为，个体将社会规范内化（因此逐渐共享一种“集体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声称，社会确实将变成一个运行良好的有机体（Parsons 1937；1951），从而将社会规范的内化加以具体化。这完全是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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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集体认同主要是由规则及其他观念被行为体内化的程度决定的。这样一来，系统内的制度化就成了塑造任何集体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权力在制度化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所以将集体认同与权力/制度对立起来是不合逻辑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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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先探讨某些认同是怎样形成的就将其视为合作性制度生成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尝试如果不是将观念物体化，也是一种过度的简化：迄今，很少有建构主义者首先探讨认同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只是在此之后这些认同又是怎样塑造未来的互动的。此外，我们怎么知道，对于解释特定的社会结果来说，这些认同比其他的认同更重要？为什么其他认同不可能导致某些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果？建构主义者寄望于用支持他们希望看到的社会结果的认同来解释这一社会结果，他们在方法论上犯了一个错误，即众所周知的“基于结果来选择案例”（Geddes 2003，第三章）。在理解社会结果方面，将某些认同或文化特征视为合作或冲突的关键反映了功能主义的懒惰与无能。用泽夫斯（Zehfuss 2001）的话说，被贴上合作或冲突的现成促进者这一标签时，认同（或文化）不仅对建构主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而言，都是一个危险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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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制度的定义，Duffield有一个细致的、批判性的讨论。见Duffiel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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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幸的是，与阿克塞尔罗德宣称的相反，他的实验其实并没有真正抓住太多国际政治的现实。更详细的批评，见Tang（2008a），另见Gowa（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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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丁和西蒙斯（Martin and Simmons 1998，743）的原话是“制度同时是原因和结果”（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这个表述是误导性的：制度必须首先被创立，然后才能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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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此，在一个几乎不存在国际制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际制度无法塑造国际结果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立场很容易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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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伊奇（Deutsch 1957，38）和Adler and Barnett（1998，esp. 39~40）确实强调权力在建构安全共同体中的作用，伊肯伯里和库普乾（Ikenberry and Kupchan 1990）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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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然，有些制度的效果或许是无意识的结果（Jervis 1997，81~87；1999，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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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将在下一部分中讨论制度能否塑造行为体的集体认同以及行为体间的共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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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这个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之间的分歧同样是难以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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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一点必须根据现实主义者对相对收益的关切来理解。杰维斯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制度：作为治国术一般工具的制度、作为创新工具的制度和作为结果偏好变化之原因的制度（Jervis1999，55~62）。他接着指出，只有第三种类型的制度才能真正将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承认前两种类型的制度的效用（同上，55）。前两种类型的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类型：作为治国术之工具或手段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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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此，当一个新自由主义者承认制度可以通过国家认同改变国家对结果的偏好的时候，他已经更接近于建构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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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可否认，有些建构主义者已经谨慎地指出，共有身份或认同（或其他文化因素）不一定导致合作（例如，Jepperson et al. 1996，39；Wendt 1999，160）。我们在这里的论点既适用于合作的的情境，也适用于冲突的情境：退一步说，完全依靠认同来解释作为社会结果的合作与冲突是片面的。关于冲突与合作的大体上文化主义的理论，见Berger 1998以及许多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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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isse-Kappen（1996，398）承认，日美同盟对他的理论来说是一个特例。只要美国对日本保持相对仁慈的控制，它其实不应该是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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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因此，我们对制度化的理解比新自由主义（例如，Keohane 1984；Keohane and Martin 1995）迄今想到的更为广泛：制度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进程，也包括非正式进程（即文化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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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四、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研究的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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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的讨论表明，关于国际制度的许多争论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了。因此，为更好地理解国际制度，我们需要对研究路径进行调整。这种再调整将排除，或更准确地说是综合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现有的许多学派、范式或者“主义”，从而把我们带向更合理的制度研究路径。[1]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摒弃整体主义与和谐学派的“非神圣联盟”（unholy alliance），这一联盟长期支配着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领域的制度研究。相反，研究国际或国内制度时，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以问题为基础的更有批判性的路径（Tang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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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基于问题的制度主义，拒绝整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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