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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上机制表明，在国际政治中规则与规范的内化在本质上受到限制，即使许多制度可以被建立起来。用福柯式的话说就是，在国际关系中罕有“驯顺的肉体”（Joseph 2010；另见Koskenniemi 2009）。因此，一个世界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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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国家：一个危险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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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世界国家是一个不可能的乌托邦，所以世界国家也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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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体现于技术与资本全球化中的世界国家的物质基础自我持续（这极有可能）[4]，那么世界国家的形成严重依赖于一套共同规则与规范的传播。恰恰是这种对一套共同规则与规范的传播的严重依赖预示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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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共同的（在我们这里，全球的）规则与规范都开始于局部的规则与规范[5]。因此，就国际制度而言，罗伊斯–施密特（ReusSmit1997，668）注意到“宪法的结构所包含的价值产生于支配性国家的国内政治文化之中，在这些价值的国际制度化方面，支配性国家的联盟一般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另见Keohane 1984；Barkin and Cronin 1994；Keal 2003；Anghie 2004；Clark 2007）。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不属于任何特定社会的道德观是不存在的”（MacInstrye 1984，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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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共同的规则与规范起始于局部的规则与规范，所以规则与规范的传播不可避免地需要权力的支持，有时候是长期和野蛮的权力。这不仅在国内政治中是真实的［Elias 1939（1994）；Foucault 1980；1990］，而且在国际政治中甚至更为真实（Barkin and Cronin 1994；Ikenberry 2000；Keal 2003；Anghie 2004；Clark 2007）。虽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世界已经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且在某些地方演化为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否证上述的核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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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国际系统中，规则与规范的传播往往需要长期和野蛮的权力支持，所以即使不是暴力的权力，追求规则与规范的传播也预示着危险。尽管（非暴力的）权力并不总是产生不公正，但不能忽略权力造成不公正的可能性。毕竟，当我们允许普世传教的冲动驱使我们的行为时，我们的行为通常弊大于利。麦金太尔（MacIntyre 1984，221）说：“当人们轻易地且完全地将事实上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事业等同于某种普世性原则的事业时，他们的行为通常会比不这样认为的时候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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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论（因而也是普世化）宗教的崛起，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这种危险的典型例证（Foucault，引自Paras 2006，131）。一神论宗教通过支持针对异教徒的所谓“正义战争”，鼓励我们的传教热情，从而掩盖诸如食物、领土、性、权力，以及血腥的虚荣等不那么光彩的目标。一神论宗教也强化了“我们—他们”的群体认同和竞争：“在许多古老的宗教中，正义战争的责任早已显而易见。在新的普世化的意识形态下，这一责任得以强化，正如教徒间的非战禁令一样。”（Gat 2006，435）只有佛教和儒教逃离了这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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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产生或许是一个更贴切的例子。基尔（Keal 2003）和安吉（Anghie 2004）已经证明，国际法的产生是由使非西方民族“文明化”的“使命”驱动的，而且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因此，即使今天国际法也许服务于人类的利益，但是它所走过的道路却是由非西方民族的鲜血染红的。今天，关于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讨论也许只是为保持某国的权力（这一次是美国）而展示权力的另一次尝试，从而巧妙地忽略了在昨天和今天为传播国际法而可能导致的不公正（Bartelson 2006；Koskenniemi 2009；另见Millennium杂志2010关于“民主和平”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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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因为规则与规范的传播离不开权力，所以不可能保证它是公正的（它往往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容易犯错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的道德伦理准则是普世性的且应该得到普遍的应用和实施。安东尼·安吉（Anghie 2004，4）在批判国际法的欧洲/殖民起源时曾有力地指出：“这怎么可能呢？欧洲文明如此标榜自己的特殊性，却又宣称是‘普世性’的且对非欧洲国家具有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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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道德绝对主义是一个危险的陷阱（MacIntyre 1984，220），我们应该坚决地抛弃它。只有道德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才与知识的演化论从而与一个开放社会相一致。道德相对主义产生的恶更少，因为它防范着局部的/族群中心主义的观念可能的暴政，这些观念由权力支撑且宣称是普世性的（Tang 2011a，第五章）。实际上，只有道德相对主义才与制度研究的批判路径相一致，而只有制度研究的批判路径才与知识的演化论从而与一个开放社会相一致。[6]因此，虽然我们不应否认人类群体共享某些共同的规则和规范，但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它们，并保留向更好的规则与规范改变的可能性。归根结底，如果历史可以为鉴的话，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隐藏在世界国家、“正义”战争和普世原则等高贵光环背后的是一种征服其他“未开化”和“野蛮”民族的潜在欲望和实际践行，自古如此（Anghie 2004；2009）。事实是，许多当代的国际法与世界秩序的支持者也许不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者，但他们却不羞于或公开或含蓄地宣扬帝国主义原则。这一事实至少应该使我们在肯定一个世界国家的可能性时三思而后行（例如Anghie 2004，第六章，参见这章的参考文献；2009；Craig 2004；Koskenniem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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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因为世界国家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所以它吸引着我们。因为人类不能离开梦想或希望而活着，所以某种乌托邦思想也许是一种必要的恶。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追求乌托邦可能导致的危险。所有乌托邦都兴盛于意识形态，从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批判，批判不得不适可而止。然而，因为批判是知识进步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推动力［Popper（1937）1959；1945（1967），Foucault（1984）1997；Connolly 1993］，所以窒息批判精神本质上意味着所有的乌托邦都要求我们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止步不前。正如波普尔（Popper 1945）很早就指出的：这种要求不仅不值一驳而且是危险的，他的观点至今仍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抵制隐藏在“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念背后的、将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尤其是通过权力）普世化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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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我对“世界国家”或“世界社会”下了最低限度的定义：世界国家是指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的个体接受一套相似的基本规则与价值，因此具有一种“共同体感”或“社会感”。采取最大限度的世界国家定义只会强化我的论点。区分“世界国家”和“世界社会”并没有多大意义。将社会与国家分开的习惯主要反映了我们逃离权力的欲望（Tang 2011a，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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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方面，我承认我站在英国学派（多元主义分支）和新自由主义一边，而拒绝康德式的理想主义。讨论见Linklater and Suganami（2006），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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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承认抵抗可能性的建构主义者（例如，Reus-Smit 1997，566~568；Johnston 2001，492~493；Acharya 2009）是例外。Johnston就社会化和内化的微观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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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作为实现一个国际社会或一个世界社会的关键进程，全球化关键性地由有权力的行动者驱动，要么是领导性国家，要么是来自领导性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体（Woods 2000，9；Buzan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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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局部的规则与规范也是由权力施加并支持的（Ta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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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这些问题的纲领性讨论，见Shiping Tang，2013，“Neo-modernity:A Manifesto，”www.ssru.com（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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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迈向一个更好的但总是不完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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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在本章提出一个论点：尽管世界国家是不可能的，但国际系统已经并且将继续迈向一个更好的但总是不完美的、因而也是开放的社会。这要归功于社会演化中强有力的但总是不完美的“人为选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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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为世界已经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所以它演化为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当大多数国家开始认识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规则，并且理解征服在物质上和观念上都不再是可行的选项时，那么国家就会并且能够通过越来越多的合作来获取安全。当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走向更多的合作时，固化并促进更多合作的规则最终将变得更为广泛、更被国家“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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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地区比整个国际系统更容易走向制度化。尽管（或因为）有全球化，地理仍然是重要的。地理因素促进了地区内的互动而限制了地区间的互动。一个特定地区内的国家很有可能组成一个“地区安全共同体”，并形成一种集体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范围上将是十分有限的。更重要的是，鉴于族群中心主义和地理因素的影响，这种地区认同不太可能扩展到地区安全共同体之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和平在全球层面的制度化面临着根深蒂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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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因为国家倾向于抵制由他国确立的制度与规范，所以一个更为制度化的世界注定是多元化的从而是民主的。虽然霸权国可以声称，它们建立的国际系统是所有其他国家可能生存于其中的最好的世界，因而要求其他国家接受并尊重这个系统（例如，Ikenberry 2000），但是其他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Schweller 2001；另见Carr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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