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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美国仍将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异类。在今后一些年,美国仍将是国际系统中领先的霸权国。这样一来,当美国明智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时,它将是世界的一个福音。然而,当它愚蠢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时,它将是世界的诅咒。但是,由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超过其他国家的巨大权力优势,美国可能仍将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低度社会化的行为体(Tang and Long 2012)。既然永远无法排除美国是“闯入瓷器店的公牛”的可能性,那么系统中的其他国家也就永远不会放松对美国的警惕。这也将阻碍和平在整个系统中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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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规则与规范的传播已经推动我们的世界走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期待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某些观念也许不再适用了,尽管对于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仍旧是恰当的理论。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也许已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未来这样的一个世界也许能带来更加制度化的和平。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也是一个更不可能被美国(或其他霸权国)支配的世界,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保持相当大的全球影响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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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赞(Buzan 2011)也预期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会变得更加地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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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第五章 作为演化系统的国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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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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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了社会演化范式(SEP)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基础性范式并用其解释历史中的国际系统转型后,下面我准备讨论一些有关社会系统转型的更为广泛的议题。我要强调,时空下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行为体与系统(结构只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最终驱动了系统内的相互作用,进而推动了系统的转型。这样一来,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对(行为体)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的痴迷就是一种灾难性的和不正当的迷恋,是时候结束它了。[1]相反,如果社会科学家想要充分理解一个系统内的互动,他们就应该拥抱一种真正的系统方法;如果他们想要充分理解一个系统的转型,他们就应该采取一种社会演化的方法(Tang 2011b,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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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讨论那个很著名的“行为体—结构问题”,并强调它在理解系统上存在的不足。我要强调,单是结构无法决定什么,而且对于理解一个系统内的互动和系统本身的转型来说,即使以一种“结构化”(比如,Giddens 1979;1984)或者“涌现主义者”(emergentist)[或者形态发生学(morphogenetic)]的方法(比如,Archer 1995)聚焦于行为体与结构间的互动(正如在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界定的那样),也是不充分的(另见Kontopoulos 1993;Porpora 1993;国际关系中的讨论,参见Dessler 1989;Wendt 1987;Carlsnaes 1992;Buzan et al. 1993;Doty 1997;Wendt 1999;Wight 2006;Sørensen 2008;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结构之争的批判性评估,见Gould 1998;Wight 2006,第四章)。[2]这是因为,所谓的“行为体—结构问题”仍然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这样一来,任何与行为体—结构问题的进一步纠缠都是注定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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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关于“无政府逻辑”的两场辩论,第二部分强化了这一理念:单是结构几乎什么也决定不了,研究社会科学的我们需要摒弃我们长久以来对于结构(以及行为体—结构问题)的“结构主义”痴迷。我将阐明,并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而只有“系统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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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探讨了系统对行为体的影响。我首先甄别出系统影响单元的五个主要渠道。然后,以一场主要的辩论为例,我讨论了我们就行为体和系统的新理解对理论化国家行为的含义。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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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们要回顾一下导论中关于社会(或社会系统)的定义。静态地看,社会是一个由行动者或行为体(即个体和个体的集合)、一个制度系统(即结构)和物质环境所构成的系统。因此,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就不仅仅包括一个结构和互动的单元。动态地看,社会包含系统中所有可能的进程(例如,行为、互动、制度化、社会化和内化等)。此外,系统中的进程也不仅仅是单元间的互动(包括它们的行为)以及行为体与结构的互动(无论怎样定义):单元与物质环境的互动毫无疑问构成了系统中的关键进程[参见Keohane and Nye 1977(1989),esp. 260~264;Buzan et al. 1993,18;Wendt 1999,145~147]。系统内的互动还产生了“涌现的”趋势(例如工业化、殖民化、非殖民化、全球化、全球变暖和民主化等),而这些主要趋势是系统的关键特征(比如Wendt 1999,145~147)。总之,作为一个系统,社会展现了系统的(或“涌现的”)特征,这些特征不能被简化为系统内个体和部分之和(Jervis 1997)。社会具有一个制度系统(即一个结构,见下文)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只是不能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之和的一个原因,而非唯一的根本原因[Giddens 1976(1993),128;2006,106~107]。图5.1概括了以上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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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对社会系统(即“社会”)的完整定义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现有的关于社会的大多数定义都是不完整的。最显著的是,在沃尔兹(Waltz,1979,79;1986,327)之后,大多数学者在定义社会系统时均忽略了作为其一部分的物质环境。因此,布赞等人(Buzan et al. 1993,18)将系统定义为由“单元、互动和结构”组成。尽管他们的定义包含了一个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方面,这一定义仍遗漏了物质环境。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温特(Wendt 1999)的讨论:虽不明显,但温特对社会系统的定义与沃尔兹的定义非常相似。[3]正如下面所要揭示的,这样一个关于系统的不完整定义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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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非常抱歉,在英文版书稿付印之后,作者意识到,本章关于两个核心问题(即关于系统,而不是结构;国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的讨论都是不够充分的。为此,作者已经更进一步完善了这里的讨论。关于这些讨论,见Tang 2014;2015;唐世平,2016。《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为了保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一致性,作者没有将修正过的内容放入中文版。本着同样的态度,Loyal and Barnes(2001)称“行动”(agency)是一个转移社会理论注意力的话题(red herring)。当然,我不是在暗示“结构”本身应从社会科学中剔除。相反,我只是提倡,系统(结构是系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出发点要有希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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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确实认为,Archer所谓的“涌现的”路径比吉登斯的结构化路径更有用,因为前者更近似于系统路径。幸运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关于行为体—结构的辩论已经平息下来,也许这反映了该辩论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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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我所知,温特(Wendt 1999)并未定义“社会”或“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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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国际)系统,而不是(国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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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我首先要厘清各种国际结构的概念,然后着重指出,无论如何深奥,结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系统而言都存在固有的不足,这是因为结构——不论如何定义它——仅仅是系统的一部分,而从来不是整个系统。[1]为了理解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系统的且演化的理论,而非结构理论,才是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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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结构?(且,它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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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将国际政治结构带到了国际关系的中心。然而,究竟什么是结构?在沃尔兹那里,国际政治的结构有三个维度:组织原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作为一种中央权威缺失的无政府状态)[2]、单元的分化和权力的分布[3]。既然无政府状态恒定而且单元在功能上也没有分化,那么在沃尔兹的结构中,唯一真正变化的变量就是权力的分布,或者说“单元彼此间的位置关系(它们是怎样排列或者定位的)”(Waltz 197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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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沃尔兹的结构定义是纯粹物质主义的(类似的定义,参见Mearsheimer 1995,91)。[5]在沃尔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家又发展了一些其他的结构概念,通常是在沃尔兹贫乏的结构定义上加一些内容。[6]其他现实主义者试图在这一物质主义的关于结构的定义中加入技术(例如,攻防平衡、核武器;见Jervis 1978;idem 1997,第三章;Nye 1988;Glaser 1994—1995;2010)。而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结构定然包括(作为相互作用的一部分的)相互依存和用来治理相互依存的国际制度[Keohane and Nye 1987;1977(1989)]。相互依存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但更多是物质性的。然而,因为制度是固化的观念(Tang 2011a),新自由主义者的结构定义比沃尔兹的定义观念成分更多一些(Wendt 1999,160)。在建构主义者那里,与建构主义全面的观念主义立场一致,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性的:国际结构最关键的部分是文化,它包括规范、制度、(集体)认同和共有知识(Adler 1991;2005;Wendt 1992;1999,第三章;另见Adler and Barnett 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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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定义结构时,沃尔兹和温特分别处于从物质主义到观念主义的两个极端,基欧汉和奈则占据了某种中间的立场。不管怎样,关于(国际政治)结构到底是什么,鲜有共识。这并不令人奇怪。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结构同样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概念”[对此批判性的评估,参见Porpora 1989(1998);Ló pe z an d S co t t 2000;Wi g h t 2006,e s p.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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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来看,即使就结构取得了共识,我们也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国际政治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这纯粹是因为,结构只是国际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其全部:系统与结构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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