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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社会演化中的选择分为两种（或两个层次）（Wendt 1999，100~101）。第一种选择是指通过我们的思维运动，排除和保留特定的观念（以及由观念导致的行为）。显然，这种选择几乎是持续不断的，而且可能经常是瞬时发生的，并已经为负面学习所涵盖（见上文）。既然如此，下面所指的选择就意味着第二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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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选择是指淘汰和保留一个系统中的某些单元，在此过程中，那些被淘汰的单元所拥有的某些观念和行为往往也同时被淘汰。这种选择的弱形式是一个单元出于以下原因而受到惩罚：（1）对物质环境的错误判断；（2）不从自己或系统中其他单元的经验中学习真正的教训而采取行动；（3）违反系统内的规则（规范的或非规范的）。这第二种选择就是沃尔兹意指的选择，尽管他也许会否认在国际政治中违反规范性的规则会付出很大的代价（Waltz 1979，73~77，118~119；1986，330~331；1988，618）。[7]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大多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生物和社会系统中，单元对物质环境的错误判断是它们受到惩罚的一个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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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第二种选择往往是不规则的且缓慢的。而且，这种选择不一定导致一种特定行为或单元的完全消失：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行为和能动者是可以共存的。[8]最后，这种通过淘汰（和保留）一个系统内某些单元的选择在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已经较为罕见了，尽管在我们大部分的历史中它曾是塑造国际政治的一个强有力的（但从来不是瞬间发生的）力量（见本书第二、第三章）。这样一来，在今天的国际系统中，单元就可以承受犯下更多错误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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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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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我们可以将构成或建构行为体定义为两个过程。在一个过程中，行为体有意识地将观念（规范、观念、制度、记忆、行为准则、自我认同，等等）内化；在另一个过程中，用福柯的话来说，行为体无意识地被国际系统中的观念渗透。当然，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有意识的内化和无意识的渗透经常相互强化［Elias（1939）1994；Foucault 1980；2000］，所以清楚地区分这两个过程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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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重要的是把建构行为体的过程与建构一个系统的过程区分开来。后者是指行为体的行为以及它们与系统的互动建构（或重建）这个系统的过程。相比之下，前者是指行为体的观念和行为被这个系统塑造的过程。毫无疑问，两个过程持续互动，因而“相互构成”：通过它们的行为及与系统的互动，行为体建构（或塑造）了系统，而持续被建构的系统也反过来重新塑造行为体的行为。然而，完全将二者等同起来则有陷入循环逻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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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化（或观念上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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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几乎总是由权力支撑的制度化、教化和灌输。而在任何有一个最低限度社会化的社会系统中，反社会化是必然的。[9]本质上，反社会化是一个行为体有意识地抵抗来自系统的社会化压力的过程。因此，反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个（辩证的）结果：没有社会化，也就没有反社会化（Tang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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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群居生活之初，制度结构是松散的。这样一来，社会化相对薄弱，而反社会化也许更薄弱。然而，当社会的制度结构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严格时，社会化就变得更为普遍，也更加令人窒息［Elias 1939（1994）；Freud 1961］。[10]而这一不断增强的制度化（或合理化）以及对行为体的教化和灌输的过程——它总是得到权力的支持——将不可避免地驱使一些单元走向反社会化：社会化与反社会化之间是一个辩证关系（Tang 2011a；2011b）。正如福柯（Foucault 1988，123）所言，“权力关系一经存在，就存在抵抗的可能性。我们决不会陷入权力的圈套：在确定的条件下，按照一个清晰的战略，我们总是可以减缓权力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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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中，“南南合作”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反抗占统治地位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尝试（它们是否已经取得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对非西方视角甚至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唤（和可能的出现）预示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盎格鲁－萨克逊霸权的反抗（例如，Ayoob 2002；Kang 2003；Amitav and Buzan 2009；Ringmar 2012）。长久以来，西方的观念和偏见支配着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标榜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而“依附理论”（Smith 1979）和爱德华·萨义德（Said 1978）的东方主义的大辩论就是在知识领域进行反抗的尝试（另见Sai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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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反社会化不一定由行为体重塑系统（更不用说推翻系统并建立一个新系统）的冲动所推动。即使成功，反社会化的行为也不一定导致系统的转型。最后，反社会化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制衡。反社会化主要是一种在观念上反抗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的斗争形式，而一个行为体的制衡行为主要是反对另一个特定行为体的“物质上的”运动，而且制衡的目标也未必是支配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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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理论化国家行为的含义：作为一个系统的五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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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五大渠道中，约束/帮助显然是最基础的。[11]学习紧随其后：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有通过某种学习才会产生观念。选择仅靠自己也不可能产生一个观念或行为：它只是选择已经出现的事物。社会系统对单元的选择是基于已经被学习塑造的单元，而不是基于一张白纸。建构也取决于学习，尽管学习不一定导致建构：不通过学习而建构一个行为体是不可能的。反社会化同样取决于学习：除非行为体学习了一些支配性观念（的性质），否则行为体不会去反抗这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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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上述五个渠道构成一个系统——它们共同作用，而不是各自独立地塑造单元的观念、认同、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系统的性质（包括结构）。这样一来，只挑选一两个渠道而忽略其他渠道，或者仅承认这五个渠道但认为它们彼此无关，是极具误导性的。不幸的是，所有主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犯了这一错误：每一派理论都指责其他理论忽略了它所支持的渠道，而对它自己的错误却宽宏大量。新自由主义者正确地批评现实主义者将学习边缘化了（例如，Keohane 1986），而建构主义者则正确地批评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忽略了建构（例如，Wendt 1999），以及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指责新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忘记了选择（例如，Waltz 1986，330~332；Feaver et al. 2000，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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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强调通过淘汰单元和实施其他较轻的惩罚进行选择，但是否认学习（和建构）在塑造国家的行为中起作用。[12]最显著的是，沃尔兹（Waltz 1979，74~78，127~128）坚持认为，（对制衡行为的）选择可以不通过学习而运行。然而，正如许多人（Keohane 1986，164~165，173；Levy 1994；Elman 1996，42~44；Taliaferro 2000—2001，138）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沃尔兹的制衡（能力）机制在根本上取决于学习：除非国家能够获得有关他国能力的信息，否则无法知道去制衡谁。[13]后来，沃尔兹不得不承认，对于他的权力制衡理论来说，学习是必要的，尽管他使用的词是“模仿”（Waltz 198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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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建构主义者（例如，Wendt 1999；Johnston 2001，488~494）喜欢指出的，更坚持理性选择方法的学者——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是理性选择的拥护者——都强调选择和学习，但是贬低了建构。[14]然而，建构的确会发生，而且比建构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意识到的更加频繁和普遍。毕竟，沃尔兹自己（Waltz 1979）就是被他所关注的冷战期间两级系统的稳定与和平所建构，而罗伯特·基欧汉（Keohane 1984）也被其关注的“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系统的稳定性建构了（Ayoob 2002，esp. 32~37；Crai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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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现实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理性选择派理论家来说，否认建构在塑造国家行为（并转而塑造国际系统）中的作用是站不住脚的。用福柯的话说（Foucault 1980），观念会传播，而有些观念确实深入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当我们将一些观念加以内化时，这些观念确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我们的行为［Elias 1939（1994）；Foucault 2000］。尽管我们通常很难去评估，构成/建构这一渠道与学习/选择/约束—帮助/反社会化这些渠道相比在塑造特定行为上的准确权重（Jervis 1997；Tang 2011b），但否认我们能够被建构的看法肯定是不成立的。毫无疑问，诸如主权和民族主义等观念的传播，以及它们被国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内化，已经在塑造现代国际政治和作为一门科学的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Bull and Watson 1984；Spruyt 2000；Anghie 2004；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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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多数建构主义者都强调正面的学习和建构（例如，Adler 1997a；Adler and Barnett 1998，43~45；Wendt 1999，esp. 324~336；Checkel 2001；Johnston 2001；Acharya 2004），但是他们忽略了负面的学习（作为选择的一种形式），以及（尤其是）历史上对单元的选择[15]。然而，在单元层面上，负面学习对于正面学习而言不可或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作为正面学习的对象，许多观念首先通过负面学习被置于更坚固的地位：缺乏某种负面学习，单元简直无法判断哪种观念是好的，哪种观念是坏的。建构也需要对单元施加某些选择压力（即对违规的某种制裁），尽管不一定是淘汰单元。除非当单元违背一个系统的（规范性）文化时按部就班地受到处罚，否则文化就没什么约束力，并因此至多只能依靠一个薄弱的基础而存续。此外，与建构主义的功能主义和理想主义/乌托邦的起源相一致（Sterlinkg-Folker 2000），建构主义者往往强调占支配地位的好的观念的国际化（例如，Checkel 2001；Johnston 2001），但是通常忽视了单元内化坏的观念的可能性（例如，接受一种误导性的系统的概念化、遵从一套误导性的行为准则和获取一个错误的意识）。然而，欧洲列强对地缘政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观念的内化，以及近代日本帝国对“文明国家”这一主导观念的内化确实给其他国家，（最终）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灾难（Schweller 2006；Suzuk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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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都忽视了反社会化这一系统影响单元的关键渠道。这样一来，它们就轻易地陷入帕森斯的“过度社会化的人（或单元）”这一功能主义的谬误，然后又用“过度社会化的”单元来解释一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Wrong 1961；另见Sterling-Folker 2000；Goddard and Nexon 2005）。只有认识到反社会化是一个关键的渠道，我们才能避免这一典型的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谬误（Tang 2011a；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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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任何社会系统中，行为体的行为由作为一个系统的五个渠道——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力量与方面——所塑造。由此，只强调一个或两个渠道，或者虽承认五个渠道但认为它们各自独立地塑造单元的行为，都是极具误导性的。相反，我们必须视五个渠道为一个系统，并且承认正是通过系统效应，这五个渠道最终塑造了单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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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足的辩论：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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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主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往往强调一个或两个渠道而忽视其他的渠道，或者认为五个渠道互不相干，所以在国际关系中许多现有的关于国家行为的辩论是误导性的：它们反映了对于理解系统如何驱动国家行为缺乏系统性的思维。我以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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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声称，每当国家的行为偏离现实主义基于选择为国家行为做出的预测或开出的处方时，就证明现实主义是错误的（例如，Keohane 1986，182~183；Lebow 1994，274；Schroeder 1994a，esp. 116~123）。这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没有意识到惩罚（有时是死亡）这样的（负面）选择方式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占据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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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沃尔兹以来，现实主义者都明确强调了学习和惩罚（负面）的选择方式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Waltz 1979；1986；Jervis 1997，118~119）。因此，现实主义“不仅关注行为的后果（consequences），也关注行为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Feaver 2000，166；着重号为原文）。基于此，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处方行事（即现实主义没能预测国家的行为）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证明现实主义本身有误。[16]这不仅是因为现实主义允许发生国家行为可能会违背现实主义处方的情况（由于认知偏见或误差，政治家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实主义理论还主张，国家会因违背现实主义的处方而付出代价——有时是很高的代价，如沃尔兹所言：“我们当然可以违反规律，但违反它们就会面临被惩罚的危险。”（Waltz 1979；1986；Feaver 2000，166~167）换言之，现实主义不仅规定（或宣扬）某些行为，它也主张，那些没遵守这些规定的国家即使不会招致自我毁灭，也会蒙受损失。因此，倘若一个国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处方，但随后遭到了惩罚，那么现实主义实际上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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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英法（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当时没有坚定地制衡纳粹德国迫近的威胁，也不能（如同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证明现实主义本身有误（例如，Lebow 1994，274；Schroeder 1994a）。这实则强有力地证明了现实主义是正确的，因为英法两国因“背叛”现实主义遭到了严惩。同样，与现实主义的批评者的观点相反（例如，Lebow 1994，259~268），只是依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教行事也不能证明现实主义是错误的：现实主义者可以简单地驳斥，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国家因一些非现实主义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政策受到了严惩！同理，尽管过度扩张的行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处方不一致，但19世纪之后一些过度扩张的主要尝试都失败了，而且侵略者（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都遭到了严惩，这样的事实无疑有力地支持了防御现实主义的观点（Jervis 1997，106；Snyder 1991；Tang 2010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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