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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实主义实际上比许多批评者和赞成者所认为的更难被证伪。想要证明现实主义有误，仅仅指出一些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规则行事是不够的，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们还必须证明，这些国家事实上因违背现实主义的处方而获益或至少没有因此而受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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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者也未完全摆脱困境。因为许多现实主义者同样没有充分认识到，现实主义决定性地依赖于选择压力来解释和预测国家的行为（例如，Waltz 1986，330~332；Elman and Elman 1995），[18]所以当面对相反的证据时（即某些国家不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教行事时），他们往往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冒着拉卡托斯所谓的“退化”（degenerative）风险（例如，Schroeder 1994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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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许多现实主义者要么通过引进国家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变量，要么通过坚持主张所有国家行为都与现实主义相一致，忙着为偏离现实主义处方的行为提供解释（例如，Elman and Elman 1995；Brooks and Wohlforth 2000—2001；Taliaferro 2004）。这肯定不能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进步”的范式，因为它使现实主义变得“水都泼不进”。从本质上来说，柯林·艾尔曼和米亚姆·艾尔曼（Elman and Elman 1995，184~186）坚持的是，只要国家对外部威胁做出反应，就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将现实主义简化成最低水平的理性或战略行为体。这无疑会使所有人成为现实主义者，也就相当于没有人是现实主义者（Legro and Moravcsik 1999；另见施罗德对艾尔曼和艾尔曼的尖锐反驳，Schroeder 1995，193~1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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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现实主义者可以简单地坚持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挽救处于危局中的苏联而实行的某些具体措施可能与现实主义的处方不符，但是美国及其盟友成为获胜一方的冷战结局与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完全一致，即物质权力决定冲突性对抗的结果。然而，鲜有现实主义者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他们反而花大力气为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政策贴上与现实主义相符的标签，或者重复/强化这一主张，即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同事们承受的物质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别无选择（例如Brooks and Wohlforth 2000—2001；另见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然而，正如勒博（Lebow 1994，259~268）所有力地指出的，至少戈尔巴乔夫的部分行为是很难被塞进现实主义的“紧身衣”（straitjacket）的。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选择若干条不一样的道路（如朝鲜、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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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一个能够驳斥批评者的更为有力和更有成效的方法，便是证明那些没有按照现实主义处方行事的国家随后确实受到了（严厉）惩罚。更重要的是，正如费弗（Feaver 2000，166~167）有力地指出，现实主义者还没有将“惩罚”操作化。为此，现实主义者必须明确地指出，什么行为与现实主义一致而什么行为与现实主义不一致，然后还要指出，那些偏离现实主义处方的国家已经受到了（严厉）惩罚。这就要求现实主义者超越制衡—追随的二分法，并且为国家提供一个远为细致的“选择的阶梯”（例如Tang 2010a，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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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系统影响国家的一个关键渠道，选择的被边缘化也给建构主义带来了危险。迄今为止，建构主义已经提出主要是规范性的论点，解释国家为什么应该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却对如果国家不这样做是否会受到惩罚保持缄默（例如，Wendt 1999；Adler 2005）。忽略了选择这一机制，建构主义无法预测国家的行为，只能为某些行为说教并希望国家注意到它开出的所有处方。[21]这样一来，建构主义就极易受到攻击：它的反对者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国家并没有完全地社会化。因为在任何社会系统中反社会化是固有的，所以这一结果事实上是确定无疑的：没有一个社会系统能够将系统内的所有单元完全地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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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正如上文刚刚指出的，虽然现实主义者也为行为开出处方，但现实主义者持有一条退路：选择最终将迫使国家采取特定的行为。如果建构主义想变得更有效，它就必须像现实主义那样明确说明，它在什么时候预料国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同样重要的是还要说明如果国家不这样做，是否会受到惩罚。选择必然是所有国际政治大理论的逻辑的一部分，包括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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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在修正过的讨论中，我（唐世平2016）将“约束/帮助”分成了“纯物质力量的约束/帮助”和“物质理论和精神力量共同支撑的约束/帮助”这两个不同的渠道。特别感谢杨原的批评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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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行为体—结构话语中，行动（由人的意志驱动）常被强调，以区别于行为（不一定由人的意志驱动）。当使用行为时，我认为，行为体的行为——无论是自愿的、被迫的还是随意的——都对一个社会系统内的动态以及该系统可能的转型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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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管社会化对于更宽泛的描述是有用的，但它对准确理解系统如何塑造能动者这一问题而言过于粗糙。在其他地方（Tang 2011b），我用社会化来代指作为人类行为驱动器的人性的一部分。积极学习与建构（通过内化）都是社会遗传机制。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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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避免使用“抵抗”这一术语，因为“抵抗”既可指物质上的抵抗，又可指观念上的抵抗，而只有观念上的抵抗才是反社会化。当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福柯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例如，葛兰西、福柯）一直在拥护“抵抗”，但这不同于记录实际的抵抗或反社会化（例如，Scott 1985；1990）。物质上的抵抗大体上相当于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制衡”。因此，反社会化也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制衡概念。无疑，反社会化（作为观念上的抵抗）必须有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反社会化也应区别于“社会失范”（anomie）：虽然作为渠道的反社会化对于作为结果的“社会失范”是必不可少的，但“社会失范”往往是由各个渠道组合在一起引起的。对“社会失范”的一个经典论述，见Merton 1968，131~194。感谢蒲晓宇迫使我对这些术语做了更明确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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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也得到如下事实的支持：我们经常在消极经验之后进行反事实思考，却很少在积极经验之后这样做。对于学习和调整我们的行为从而在未来避免类似的错误来说，反事实思考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Roese 1997；Epstude and Roes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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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此，俾斯麦有句名言：“傻瓜从经验中学习，而智者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引自Jervis 197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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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hnston（2001，489）指出，在沃尔兹的框架中，社会化等同于通过竞争的选择（另见Wendt 1999，100~102；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78~80）。温特（Wendt 1999，324~336）的“文化选择”追随Boyd和Richerson（1980，102）而误入歧途，实际上是经由模仿和（社会）学习的继承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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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如，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晚期，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已经可以获得成功。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尽管不一定获得繁荣，但仍然可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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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际上，甚至如涂尔干、帕森斯和默顿这样的结构功能主义者都承认反社会化的结果（即异常、混乱、反常）：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能或不愿意承认反社会化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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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康德［Kant 1784（1991），44~45］以“非社会的社交性”捕捉到了这一点［另见Elias 1939（1994），440］。弗洛伊德提醒我们这样的可能性：生物本能可以是反社会化冲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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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因为现有的讨论往往忽视约束/帮助，所以我将用它们的观点来说明我的观点，尽管我坚持认为，约束/帮助是一个基础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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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沃尔兹或许否认学习的作用，因为他将学习等同于理性，并相信他的理论不需要理性。这是不幸的，因为理性有好几个含义且不等同于学习。当然，理性严重地依赖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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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沃尔兹（Waltz 1986，331）还指出，国家“对代价敏感”。因此，我们不应该只从表面上来看待沃尔兹关于学习和选择的某些不一致的表述（例如，Taliaferro 2000—2001，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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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部分解释了当面对（激进）建构主义的攻击时，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间的志同道合（例如，Keohane 1993；Keohane and Martin 1995；Jervi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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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实际上，温特（Wendt 1999，157）提到了一个比喻（一场旅馆大火），但没有承认这一比喻完美地捕捉了“选择”。正如上面指出的，温特（同上，323~336）的“文化选择”概念实际上是继承或传播，而非选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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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必须说明，我在这里的讨论不是为现实主义本身辩护。我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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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里，同样重要的是指出，一国试图制衡另一国但没有成功达成事实上的均势，这一事实也不能证明现实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制衡会因很多原因而失败。关于事实上的均势与（实际对权力的）制衡的区分，见Ruggie 198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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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因此，甚至连沃尔兹都没有领会到，对现实主义而言，选择是中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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