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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hnston（2001，489）指出，在沃尔兹的框架中，社会化等同于通过竞争的选择（另见Wendt 1999，100~102；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78~80）。温特（Wendt 1999，324~336）的“文化选择”追随Boyd和Richerson（1980，102）而误入歧途，实际上是经由模仿和（社会）学习的继承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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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如，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晚期，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已经可以获得成功。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尽管不一定获得繁荣，但仍然可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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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际上，甚至如涂尔干、帕森斯和默顿这样的结构功能主义者都承认反社会化的结果（即异常、混乱、反常）：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能或不愿意承认反社会化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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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康德［Kant 1784（1991），44~45］以“非社会的社交性”捕捉到了这一点［另见Elias 1939（1994），440］。弗洛伊德提醒我们这样的可能性：生物本能可以是反社会化冲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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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因为现有的讨论往往忽视约束/帮助，所以我将用它们的观点来说明我的观点，尽管我坚持认为，约束/帮助是一个基础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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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沃尔兹或许否认学习的作用，因为他将学习等同于理性，并相信他的理论不需要理性。这是不幸的，因为理性有好几个含义且不等同于学习。当然，理性严重地依赖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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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沃尔兹（Waltz 1986，331）还指出，国家“对代价敏感”。因此，我们不应该只从表面上来看待沃尔兹关于学习和选择的某些不一致的表述（例如，Taliaferro 2000—2001，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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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部分解释了当面对（激进）建构主义的攻击时，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间的志同道合（例如，Keohane 1993；Keohane and Martin 1995；Jervi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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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实际上，温特（Wendt 1999，157）提到了一个比喻（一场旅馆大火），但没有承认这一比喻完美地捕捉了“选择”。正如上面指出的，温特（同上，323~336）的“文化选择”概念实际上是继承或传播，而非选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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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必须说明，我在这里的讨论不是为现实主义本身辩护。我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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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里，同样重要的是指出，一国试图制衡另一国但没有成功达成事实上的均势，这一事实也不能证明现实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制衡会因很多原因而失败。关于事实上的均势与（实际对权力的）制衡的区分，见Ruggie 198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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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因此，甚至连沃尔兹都没有领会到，对现实主义而言，选择是中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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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也必须指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一直沉迷于波普/库恩/拉卡托斯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而忽视了“科学实在主义”这一更为精妙的纲领。在这方面，见Monteiro and Rub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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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lman and Elman（1995，192）对新现实主义的另一个辩护接近于智力上的江湖骗术：他们坚持认为，一个理论只能被一个更好的理论代替，但又否认存在比新现实主义更好的理论。对此的反驳，见Schroeder 1995，194~196；Fettweis 2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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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换句话说，建构主义只能依赖自我实现的预言，而现实主义既可依赖自我实现的预言，又可依赖自我否定的预言（Hough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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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170323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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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系统，而不是行为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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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几代学者痴迷于结构，而没有认识到，就塑造真实的世界而言，结构从来不像我们一直相信的那样有力。与沃尔兹（Waltz 1959，231~232）以及许多在他前面或后面的结构主义者（例如Parsons 1937；1951；Giddens 1979；1984；Wendt 1999）的观点相反，对社会中的任何事物而言，结构解释都不可能是一个最终的解释。[1]结构理论夸大了结构的影响，它如果不是完全掩盖，也不可避免地将社会系统中其他力量（不只是行为体）的影响边缘化了。我们对结构和行为体—结构问题的长久痴迷一直都是极端错误的（Loyal and Barne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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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对结构（或者更狭义地说，无政府状态）的痴迷同样是致命的。结构当然是任何社会系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它不是整个系统，甚至不是系统的中心：现实政治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单由结构决定的。由于夸大了结构的影响，结构主义不可避免地将国际政治中大量的真实政治掩盖了起来，如果不是排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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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Waltz 1979）无疑正确地指出了，作为系统的一部分，结构在选择（或塑造）国家行为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选择的过程及其结果取决于整个系统而非只有结构：是系统，而不只是结构（遑论无政府状态），在做选择。[2]同样的逻辑更强有力地适用于源自系统内互动而产生的结果。这样一来，“无政府逻辑”甚至“结构逻辑”（无论怎样定义）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个系统的逻辑”（Buzan et al.，1993；Wendt 1999，247，249）。因此，结构理论——不论是否包含行为体，都不会让我们在充分理解国际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例如冲突与合作（例如Jervis 1978；Glaser 1994—1995；2010；Van Evera 1999；Wendt 1999；Montgomery 2006；Wight 2006；Sørensen 2008），遑论国际系统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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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一个有人类行为体居住的系统，它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系统内的中心机制因而也是系统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始终是系统的各要素（结构只是其中之一）之间在时空中的相互作用。在系统中，系统的要素（因而系统本身）与彼此共同演化，而不是一个要素支配另一个。[3]因此，为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包括国际政治），结构主义将无能为力：只有社会演化范式（SEP包含了社会系统范式及其他基础性范式）才能胜任。如此，对社会科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是时候告别结构主义而拥抱社会演化范式了。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必须成为一门演化的科学，而非只是一门结构的甚或系统的科学。当我们这样做时，主要反映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Elias（1970）1978］[4]的行为体—结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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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结构理论而言——不论是否包括行为体，结构差不多就是一件紧身衣，而行为体本质上就是紧身衣咒语之下的僵尸（例如，Waltz 1979；Keohane 1984；Wendt 1999；Mearsheimer 2001；一个经典的评论，见Wrong 1961）。这一概念是帕森斯—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核心假定（或布道），[5]而在社会学中，它早就过时了。国际关系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应该跟上步伐，告别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一个“帕森斯式的噩梦”，它已经困扰社会科学太久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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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