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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上述五个渠道构成一个系统——它们共同作用，而不是各自独立地塑造单元的观念、认同、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系统的性质（包括结构）。这样一来，只挑选一两个渠道而忽略其他渠道，或者仅承认这五个渠道但认为它们彼此无关，是极具误导性的。不幸的是，所有主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犯了这一错误：每一派理论都指责其他理论忽略了它所支持的渠道，而对它自己的错误却宽宏大量。新自由主义者正确地批评现实主义者将学习边缘化了（例如，Keohane 1986），而建构主义者则正确地批评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忽略了建构（例如，Wendt 1999），以及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指责新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忘记了选择（例如，Waltz 1986，330~332；Feaver et al. 2000，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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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强调通过淘汰单元和实施其他较轻的惩罚进行选择，但是否认学习（和建构）在塑造国家的行为中起作用。[12]最显著的是，沃尔兹（Waltz 1979，74~78，127~128）坚持认为，（对制衡行为的）选择可以不通过学习而运行。然而，正如许多人（Keohane 1986，164~165，173；Levy 1994；Elman 1996，42~44；Taliaferro 2000—2001，138）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沃尔兹的制衡（能力）机制在根本上取决于学习：除非国家能够获得有关他国能力的信息，否则无法知道去制衡谁。[13]后来，沃尔兹不得不承认，对于他的权力制衡理论来说，学习是必要的，尽管他使用的词是“模仿”（Waltz 198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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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建构主义者（例如，Wendt 1999；Johnston 2001，488~494）喜欢指出的，更坚持理性选择方法的学者——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是理性选择的拥护者——都强调选择和学习，但是贬低了建构。[14]然而，建构的确会发生，而且比建构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意识到的更加频繁和普遍。毕竟，沃尔兹自己（Waltz 1979）就是被他所关注的冷战期间两级系统的稳定与和平所建构，而罗伯特·基欧汉（Keohane 1984）也被其关注的“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系统的稳定性建构了（Ayoob 2002，esp. 32~37；Crai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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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现实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理性选择派理论家来说，否认建构在塑造国家行为（并转而塑造国际系统）中的作用是站不住脚的。用福柯的话说（Foucault 1980），观念会传播，而有些观念确实深入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当我们将一些观念加以内化时，这些观念确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我们的行为［Elias 1939（1994）；Foucault 2000］。尽管我们通常很难去评估，构成/建构这一渠道与学习/选择/约束—帮助/反社会化这些渠道相比在塑造特定行为上的准确权重（Jervis 1997；Tang 2011b），但否认我们能够被建构的看法肯定是不成立的。毫无疑问，诸如主权和民族主义等观念的传播，以及它们被国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内化，已经在塑造现代国际政治和作为一门科学的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Bull and Watson 1984；Spruyt 2000；Anghie 2004；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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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多数建构主义者都强调正面的学习和建构（例如，Adler 1997a；Adler and Barnett 1998，43~45；Wendt 1999，esp. 324~336；Checkel 2001；Johnston 2001；Acharya 2004），但是他们忽略了负面的学习（作为选择的一种形式），以及（尤其是）历史上对单元的选择[15]。然而，在单元层面上，负面学习对于正面学习而言不可或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作为正面学习的对象，许多观念首先通过负面学习被置于更坚固的地位：缺乏某种负面学习，单元简直无法判断哪种观念是好的，哪种观念是坏的。建构也需要对单元施加某些选择压力（即对违规的某种制裁），尽管不一定是淘汰单元。除非当单元违背一个系统的（规范性）文化时按部就班地受到处罚，否则文化就没什么约束力，并因此至多只能依靠一个薄弱的基础而存续。此外，与建构主义的功能主义和理想主义/乌托邦的起源相一致（Sterlinkg-Folker 2000），建构主义者往往强调占支配地位的好的观念的国际化（例如，Checkel 2001；Johnston 2001），但是通常忽视了单元内化坏的观念的可能性（例如，接受一种误导性的系统的概念化、遵从一套误导性的行为准则和获取一个错误的意识）。然而，欧洲列强对地缘政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观念的内化，以及近代日本帝国对“文明国家”这一主导观念的内化确实给其他国家，（最终）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灾难（Schweller 2006；Suzuk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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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都忽视了反社会化这一系统影响单元的关键渠道。这样一来，它们就轻易地陷入帕森斯的“过度社会化的人（或单元）”这一功能主义的谬误，然后又用“过度社会化的”单元来解释一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Wrong 1961；另见Sterling-Folker 2000；Goddard and Nexon 2005）。只有认识到反社会化是一个关键的渠道，我们才能避免这一典型的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谬误（Tang 2011a；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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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任何社会系统中，行为体的行为由作为一个系统的五个渠道——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力量与方面——所塑造。由此，只强调一个或两个渠道，或者虽承认五个渠道但认为它们各自独立地塑造单元的行为，都是极具误导性的。相反，我们必须视五个渠道为一个系统，并且承认正是通过系统效应，这五个渠道最终塑造了单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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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足的辩论：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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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主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往往强调一个或两个渠道而忽视其他的渠道，或者认为五个渠道互不相干，所以在国际关系中许多现有的关于国家行为的辩论是误导性的：它们反映了对于理解系统如何驱动国家行为缺乏系统性的思维。我以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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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声称，每当国家的行为偏离现实主义基于选择为国家行为做出的预测或开出的处方时，就证明现实主义是错误的（例如，Keohane 1986，182~183；Lebow 1994，274；Schroeder 1994a，esp. 116~123）。这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没有意识到惩罚（有时是死亡）这样的（负面）选择方式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占据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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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沃尔兹以来，现实主义者都明确强调了学习和惩罚（负面）的选择方式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Waltz 1979；1986；Jervis 1997，118~119）。因此，现实主义“不仅关注行为的后果（consequences），也关注行为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Feaver 2000，166；着重号为原文）。基于此，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处方行事（即现实主义没能预测国家的行为）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证明现实主义本身有误。[16]这不仅是因为现实主义允许发生国家行为可能会违背现实主义处方的情况（由于认知偏见或误差，政治家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实主义理论还主张，国家会因违背现实主义的处方而付出代价——有时是很高的代价，如沃尔兹所言：“我们当然可以违反规律，但违反它们就会面临被惩罚的危险。”（Waltz 1979；1986；Feaver 2000，166~167）换言之，现实主义不仅规定（或宣扬）某些行为，它也主张，那些没遵守这些规定的国家即使不会招致自我毁灭，也会蒙受损失。因此，倘若一个国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处方，但随后遭到了惩罚，那么现实主义实际上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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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英法（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当时没有坚定地制衡纳粹德国迫近的威胁，也不能（如同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证明现实主义本身有误（例如，Lebow 1994，274；Schroeder 1994a）。这实则强有力地证明了现实主义是正确的，因为英法两国因“背叛”现实主义遭到了严惩。同样，与现实主义的批评者的观点相反（例如，Lebow 1994，259~268），只是依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教行事也不能证明现实主义是错误的：现实主义者可以简单地驳斥，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国家因一些非现实主义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政策受到了严惩！同理，尽管过度扩张的行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处方不一致，但19世纪之后一些过度扩张的主要尝试都失败了，而且侵略者（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都遭到了严惩，这样的事实无疑有力地支持了防御现实主义的观点（Jervis 1997，106；Snyder 1991；Tang 2010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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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实主义实际上比许多批评者和赞成者所认为的更难被证伪。想要证明现实主义有误，仅仅指出一些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规则行事是不够的，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们还必须证明，这些国家事实上因违背现实主义的处方而获益或至少没有因此而受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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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者也未完全摆脱困境。因为许多现实主义者同样没有充分认识到，现实主义决定性地依赖于选择压力来解释和预测国家的行为（例如，Waltz 1986，330~332；Elman and Elman 1995），[18]所以当面对相反的证据时（即某些国家不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教行事时），他们往往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冒着拉卡托斯所谓的“退化”（degenerative）风险（例如，Schroeder 1994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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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许多现实主义者要么通过引进国家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变量，要么通过坚持主张所有国家行为都与现实主义相一致，忙着为偏离现实主义处方的行为提供解释（例如，Elman and Elman 1995；Brooks and Wohlforth 2000—2001；Taliaferro 2004）。这肯定不能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进步”的范式，因为它使现实主义变得“水都泼不进”。从本质上来说，柯林·艾尔曼和米亚姆·艾尔曼（Elman and Elman 1995，184~186）坚持的是，只要国家对外部威胁做出反应，就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将现实主义简化成最低水平的理性或战略行为体。这无疑会使所有人成为现实主义者，也就相当于没有人是现实主义者（Legro and Moravcsik 1999；另见施罗德对艾尔曼和艾尔曼的尖锐反驳，Schroeder 1995，193~1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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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现实主义者可以简单地坚持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挽救处于危局中的苏联而实行的某些具体措施可能与现实主义的处方不符，但是美国及其盟友成为获胜一方的冷战结局与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完全一致，即物质权力决定冲突性对抗的结果。然而，鲜有现实主义者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他们反而花大力气为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政策贴上与现实主义相符的标签，或者重复/强化这一主张，即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同事们承受的物质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别无选择（例如Brooks and Wohlforth 2000—2001；另见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然而，正如勒博（Lebow 1994，259~268）所有力地指出的，至少戈尔巴乔夫的部分行为是很难被塞进现实主义的“紧身衣”（straitjacket）的。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选择若干条不一样的道路（如朝鲜、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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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一个能够驳斥批评者的更为有力和更有成效的方法，便是证明那些没有按照现实主义处方行事的国家随后确实受到了（严厉）惩罚。更重要的是，正如费弗（Feaver 2000，166~167）有力地指出，现实主义者还没有将“惩罚”操作化。为此，现实主义者必须明确地指出，什么行为与现实主义一致而什么行为与现实主义不一致，然后还要指出，那些偏离现实主义处方的国家已经受到了（严厉）惩罚。这就要求现实主义者超越制衡—追随的二分法，并且为国家提供一个远为细致的“选择的阶梯”（例如Tang 2010a，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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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系统影响国家的一个关键渠道，选择的被边缘化也给建构主义带来了危险。迄今为止，建构主义已经提出主要是规范性的论点，解释国家为什么应该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却对如果国家不这样做是否会受到惩罚保持缄默（例如，Wendt 1999；Adler 2005）。忽略了选择这一机制，建构主义无法预测国家的行为，只能为某些行为说教并希望国家注意到它开出的所有处方。[21]这样一来，建构主义就极易受到攻击：它的反对者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国家并没有完全地社会化。因为在任何社会系统中反社会化是固有的，所以这一结果事实上是确定无疑的：没有一个社会系统能够将系统内的所有单元完全地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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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正如上文刚刚指出的，虽然现实主义者也为行为开出处方，但现实主义者持有一条退路：选择最终将迫使国家采取特定的行为。如果建构主义想变得更有效，它就必须像现实主义那样明确说明，它在什么时候预料国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同样重要的是还要说明如果国家不这样做，是否会受到惩罚。选择必然是所有国际政治大理论的逻辑的一部分，包括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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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在修正过的讨论中，我（唐世平2016）将“约束/帮助”分成了“纯物质力量的约束/帮助”和“物质理论和精神力量共同支撑的约束/帮助”这两个不同的渠道。特别感谢杨原的批评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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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行为体—结构话语中，行动（由人的意志驱动）常被强调，以区别于行为（不一定由人的意志驱动）。当使用行为时，我认为，行为体的行为——无论是自愿的、被迫的还是随意的——都对一个社会系统内的动态以及该系统可能的转型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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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管社会化对于更宽泛的描述是有用的，但它对准确理解系统如何塑造能动者这一问题而言过于粗糙。在其他地方（Tang 2011b），我用社会化来代指作为人类行为驱动器的人性的一部分。积极学习与建构（通过内化）都是社会遗传机制。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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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避免使用“抵抗”这一术语，因为“抵抗”既可指物质上的抵抗，又可指观念上的抵抗，而只有观念上的抵抗才是反社会化。当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福柯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例如，葛兰西、福柯）一直在拥护“抵抗”，但这不同于记录实际的抵抗或反社会化（例如，Scott 1985；1990）。物质上的抵抗大体上相当于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制衡”。因此，反社会化也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制衡概念。无疑，反社会化（作为观念上的抵抗）必须有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反社会化也应区别于“社会失范”（anomie）：虽然作为渠道的反社会化对于作为结果的“社会失范”是必不可少的，但“社会失范”往往是由各个渠道组合在一起引起的。对“社会失范”的一个经典论述，见Merton 1968，131~194。感谢蒲晓宇迫使我对这些术语做了更明确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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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也得到如下事实的支持：我们经常在消极经验之后进行反事实思考，却很少在积极经验之后这样做。对于学习和调整我们的行为从而在未来避免类似的错误来说，反事实思考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Roese 1997；Epstude and Roes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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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此，俾斯麦有句名言：“傻瓜从经验中学习，而智者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引自Jervis 197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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