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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2.4 战争在古代安纳托利亚的起源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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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uhrt 1995，225~282；Meyers 1997，122~131；Macqueen 1995；Zimansky 1995；Hamblin 2006，285~307；Sagona and Zimansky 2009，特别是第七、第八、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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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多亚述文本所记载的乌拉尔图，就是指与它交锋的安纳托利亚的赫梯王国（Kuhrt 1995，547~562；Macqueen 1995；Sagona and Zimansky 2009，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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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mblin 2006，265~266；Sagona and Zimansky 2009，160，图5.7，砷铜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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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yers 1997，448~449；Hamblin 2006，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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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yers 1997，122~131；Hamlin 2006，24；也可参见Sagona and Zimansky 2009，第二章，特别是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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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ilkinson 1999，266~267；Hamblin 2006，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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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附录三 战争降临间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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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理论认为，初始系统中的冲突失利者会被迫逃往周边地区。当间接系统的群体遭遇这些入侵者时，便会通过学习而将间接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不晚于文字出现的时代（约公元前1500年），战争已经席卷了大部分间接系统。由于间接系统的证据非常广泛，我在此仅作简要阐述并列出可以进一步参考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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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黎凡特/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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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黎凡特包括了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沿岸。[1]黎凡特是个间接系统——它东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接壤，西南毗邻古代埃及。这两个初始系统转变成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后，便逐渐渗透到黎凡特，最终将它转化（并吸纳）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其实黎凡特地处这两者之间，所以两者的交战必然会殃及黎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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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凡特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就是杰里科一带宏伟的防御工事（约公元前8000年—前7500年）。那里的大规模防御工事包括了迂回的城墙，用于瞭望/防守的石头塔楼，以及底部呈V形的深挖壕沟。起初，罗珀（Roper 1975）将这些建筑视为战争的标志。但在巴尔－约瑟夫（Bar-Yosef 1986）谨慎地重新诠释之后，就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建筑可能是用于抵御洪水和猛兽，最多是防御其他人的袭击（如Ferguson 2006，483；Hamblin 2006，29~30；参见Watkins 1989，16~17）。这样看来，杰里科的建筑并不能证明当时战争频发。如果杰里科不能作为战争证据的话，那就无法找到任何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之前，古代黎凡特已经爆发战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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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期（约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战争已经相当频繁了。自那以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鲁克文明扩张到了黎凡特，而战争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Hamblin 2006，40~42）。苏美尔在哈布巴—卡比拉的重要殖民地（约公元前3500年—前3200年）和其他小型殖民地（大致同一时期）都建造了强大的防御工事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这种解释（Hamblin 2006，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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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00年—前3000年左右，在埃及北部（即下埃及）统一了之后（Kemp 1989，第二章；Kuhrt 1995，125~134；Wilkinson 1999，第二章），埃及军队经常向包括迦南南部在内的周边地区出兵，进行征服与抢掠。因此，大致在公元前3000年—前2800年，迦南南部的阿拉德为抵御埃及入侵而建造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Hamblin 2006，31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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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留有对过去发生的冲突的记忆（和传说），希伯来圣经（《旧约》）才会广泛记载阿卡德/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亚述之间的战争。其实《旧约》不仅称得上是以色列人内部的血战与征服史，它还可以被理解为以色列与其他强弱邻国的冲突史（Kuhrt 1995，第八章；Liverani 2005）。《旧约》中的话也许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所有以亚述名字命名的王国之所以会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借以色列人的代价而扩充自己……所有以埃及名字命名的王国之所以会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迫害以色列人”（Genesis Rabbah16：4，引自Liverani 2005，v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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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黎凡特战争的更多信息，参见Kuhrt 1995；Sasson et al. 1995；Liverani 2005；Hamblin 2006；Sagona and Zimansk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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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欧洲（前希腊的欧洲，古代希腊与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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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500年之前，欧洲系统几乎没有战争的证据（Ferguson 2006，480~490）。有一处例外是位于今天的德国巴伐利亚州境内、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7500年（即中石器时代）的奥夫内洞穴。在这处遗址内，发现了几具后脑勺被斧头击打过的头颅，这强烈暗示了这些人是遭暴力袭击而死的（Keeley 2004，111；Guilaine and Zammit 2005，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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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约公元前5000年—前4500年，不可否认的战争证据出现了（Vencl 1984；Keeley and Cahen 1989；Keeley 1997；2004；Christensen 2004；Ferguson 2006；Guilaine and Zammit 2005）。在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的塔尔海姆（今天的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遗址中，埋葬了34具明显遭暴力致死的尸体（基本都是男性，如头颅遭人从后方击打，被抛射武器和斧头攻击而留下伤口的尸体）。被壕沟环绕的阿斯帕恩–施勒茨遗址（今天的下奥地利州），其年代与塔尔海姆遗址相仿，也埋葬了67具明显遭暴力攻击致死者的遗体。最后在赫尔克斯的集体墓地中，又发现了300多具明显遭暴力攻击致死者的遗体。这三处遗址都强烈暗示了战争已经降临欧洲（Keeley 1996，38；Guilaine and Zammit 2005，8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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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00年之前的法国南部，极少有被抛射武器击伤的骨架。但在这之后及公元前3000年—前2200年间，这一类骨架的数量急剧上升，这强烈暗示了在公元前3300年—前3000年间，战争席卷了该区域（Guilaine and Zammit 2005，127~133，24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