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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能够掌握的埃及远古时期的零星史料中可知，最早居住在这里的种族已不是最低层次的野蛮人。不过，他们似乎又为另一个必然有着更高级文明的种族所取代，只是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在我们所说的古埃及人出现以前，这些民族在尼罗河流域和平地生活了大约 2,000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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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尼罗河流域的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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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表明，尼罗河南部的支流无论冬夏都有降雨补给，而东部的支流仅在夏季有大量的降雨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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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在公元前 4500 年左右开始统治这片土地，他们吸收了被征服者的文明，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到了公元前 3700 年④ ，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们统治着从第一瀑布到出海口之间的整个国家，文明得到空前的发展，民众的组织程度也日趋完善，从而使建造伟大的金字塔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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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历史一样，王朝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国家机器似乎已经陈旧过时，在多个王朝统治期间，中央政府的权力日渐衰弱。按尼罗河流域狭长的地形自然划分形成的几个“省”或附庸国的地方长官，以损害法老的利益为代价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无政府状况日趋严重，结果使整体的进步大受影响。然而，这一时期虽然发展速度缓慢，但仍旧相当稳定，尤其是在埃及特有的文明形式方面，这体现在灌溉方法的改进上。在古埃及时代，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总是靠近三角洲的顶端，因此，当某个较小的附庸国通过将其影响力扩张到周边国家而崛起时，中央政府对这个遥远的新兴势力自然也就鞭长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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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古埃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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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约公元前 2500 年，埃及在第十二王朝法老们的统治下重新恢复了强盛，此时埃及的中心是底比斯，而不是赫拉克雷奥波利斯或孟菲斯。在这些法老的统治下，国家进一步繁荣，伟大的灌溉计划得以实现，财富日益增加，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其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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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国家再度步入衰落，最终在没有遭遇任何正式入侵的情况下，政权落入了喜克索斯人的手中。喜克索斯人的部落要么是受三角洲地区优越生活条件的吸引来到了这里，要么是受其他原因所迫把这里当成了远离其敌人的避难所。这些部落大体上接受了当地的文明，并被本地的民族所同化。底比斯的君主们再次面临那个老问题：部分归因于他们远离三角洲地区（那里是喜克索斯人的势力所在地），喜克索斯人剥夺了埃及统治者在那里的权力，并将部分居民从那里驱赶了出来。最终，底比斯的君主们重新夺回了这个国家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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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埃及的地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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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入侵者，虽然他们是以和平的方式进来的，但最终却被赶出了这片土地。到了大约公元前 1600 年，埃及开始了对外征服的历程，在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和阿蒙霍特普的统治下，埃及不断扩张，其势力一直向北深入到亚美尼亚的山区。埃及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黄金时代，这不仅是因为文明的进步在这些时期尤为明显，也因为中央集权增加了能量的积蓄——这种积蓄部分缘于其他方面的快速发展。在物质财富和繁荣方面，第三个黄金时代标志着埃及文明所达到的最高点。从那时起，尽管有后来的拉美西斯王朝，但埃及的国力甚至文化都走上了下坡路。非地理因素的出现，降低了到此时为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地理条件支配的影响。其他的地理条件也开始产生支配作用。当塞纳克里布⑤ 打败了“埃及诸王”时，这只不过是埃及遭受多次入侵和异族统治的开始，这些入侵者包括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英国人。自公元前 330 年起，埃及就完全丧失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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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片土地受到的保护十分完善，埃及的进步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居民有着与生俱来的优点。在已知的历史年代里，我们发现有两个或是三个独立的民族先后来此定居，每一个民族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有程度很高的文明，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比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居民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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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进步乃是前述的地理条件发挥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那种完善的保护促成的结果。尽管有外来入侵发生，但其周期的长度和次数的稀少也值得注意。在大约 4,000 年的时间里，或者说在比我们与他们隔绝的时间还要长 1,500 年的时段里，埃及人从未被入侵的异族征服过。除了中间的几百年外，这里一直处于本土君主的统治之下。只是在公元前 2500 年以后，本地的王朝才出现衰落，一度让位给外来的统治者，之后这些入侵者又被上埃及的本地君主赶了出去，而上埃及的本地君主在此之前只承认外来统治者为宗主国，而并没有被废黜。此后，埃及帝国又存在了上千年之久，才最终让位给其他的文明，而埃及文明对其他文明诞生所起的刺激作用，可谓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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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史，没有一个能够维持埃及一半的时间而不遭受入侵。埃及文明的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是因为不存在入侵或入侵的可能性，而这又是因为沙漠提供的保护——这种保护使不同形式的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文明）在漫长的时间里得以缓慢自然地发展，而在过渡时期又不受外来干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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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及从骄傲的顶峰上滑落下来时，地理条件仍然发挥着对历史的支配作用，沙漠的保护作用便是如此。在长达 4,000 年的时间里，埃及鹤立鸡群，其居民对这种保护已经养成了严重的依赖，以至于根本无力抵抗外来之敌。当其他地理条件催生出更高级的文明时，埃及就像有远见的希伯来人所预言的那样，成了事实上的“压伤的芦苇”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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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埃及为典型的独特的文明形式，最清楚不过地展示了地理支配的影响。居住在尼罗河流域的民族自然应该懂得如何利用灌溉的手段来积蓄能量，但是受影响的并不只是生活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所受的影响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由于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埃及人在内心深处对于未来非常看重，这可以从他们以庙宇和陵墓为主的遗迹上得到证实——庙宇的作用，本质上是让活着的人能够预知旱涝与稼穑；而陵墓的作用，则在于让死者的躯体能够永存不朽。古埃及人伟大的叙事诗《亡灵书》，就充分揭示了他们是一个沉迷于盘算未来生活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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