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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就是半岛状的欧洲北部的中央地区，这是德意志的大致范围。这里的地理条件最为复杂，它的历史条件自然也不会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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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地区最明显的地理事实就是它的居中位置，这种“居中”与大平原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央在意义上有所不同。事实上，除北方以外，大平原的周围都是陆地，但在东、西两个方向上，有巨大的高原阻隔了它与其他重要地区之间的联系。虽然大平原上的部落会不时地入侵平原边缘以外的地区，但是在俄罗斯从大平原西边的森林中出现以前，反方向的入侵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即便是俄罗斯，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也只受到过三个外部因素的刺激影响，即来自西北方的维京人、来自西南方的拜占庭文明与希腊正教会势力，以及来自东南方的游牧部落。而这个欧洲北部的中央地区受到的来自不同方向的刺激却有很多：其一，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就有来自南部和西部的文明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刺激；其二，来自北方海外和远洋的刺激不仅有许多次，而且是多方面的；其三，来自东方的刺激不仅有大平原上的部落，还有来自小亚细亚的蛮族。与俄罗斯仅受过一两次刺激的影响不同，德意志受到的外部刺激的影响从罗马时代起就几乎没有间断过，而且刺激的形式不断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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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里的地形非常复杂。这个平原的西端与海洋相接。平原南端是隆起的舌状突出部，但也有相当大的区域比平均地势要低，部分地区为较狭窄的河谷。其他地方则可以称之为平原，像是从巴塞尔延伸到法兰克福北部一带，以及莱茵河流域的大部分区域。与之相对的是或大或小的丘陵和高海拔地区，如黑林山和波希米亚周围的高地。这些地形单元的大小差别很大。它们并不像希腊的地形那样都是些小块，而是大小不一，其结果就是使各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不利于统一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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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并不是这个地区的全部特征。意大利也有多样性，但是在意大利半岛上，高地和低地的分布使罗马成为天然的中心。而在欧洲北部的这个中央地区，却不存在一个能够与罗马媲美的有突出特征的中心，更不用说与巴黎或伦敦相比了。对于现代意大利来说，罗马可能不是一个理想的中心，但是也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取代它。德意志的中心有很多个，然而却没有哪个会比其他的更为重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当多种因素的刺激使得德意志的某个地方暂时变得十分重要时，这个地方也从不会变得出类拔萃，获得足够大的历史动量，使其在新的条件下仍然能够确保它的中心地位。西北的法兰克福、西南的慕尼黑、东南的维也纳和东北的柏林，都曾在一段时期内建立过令人满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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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古代，孕育俄罗斯的那片森林还覆盖着北部平原和南部高地的相当一部分。它的存在有助于隔开各个部落，而且像所有前面提及的其他地理条件那样，它也滋长了分裂的趋势。这片森林的原始状态在东方保持的时间远比在西方长久，其结果就是使西方的组织化比东方大为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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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总体上看，除了平原地带，这个地区在冬天比我们谈到过的其他地方要寒冷得多。其他地方也很寒冷，但是持续的寒冷却很少见。在德意志（尤其是东部），土地的冻结期是相当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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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存在一个各主要民族均认可的确定的中心，很多地方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不同区域的居民有着不同的人生观，来自四面八方的外界刺激在各个地理单元会造成不同的反应，欧洲半岛的这个中央地区只有在政府十分强大时才能够统一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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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罗马帝国与冬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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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避开了过于寒冷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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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法兰克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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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于法兰克福的四条主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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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之所以被排除在罗马帝国之外，部分是由于森林地带交通不便，难以施行有效的统治，部分是因为对习惯于南欧环境的人来说，这里的冬天更为寒冷。从那时起，这里的社群——条顿人在西，斯拉夫人在东——尽管在林中空地里过着程度不等的独立生活，但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仍然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影响。这些渗透进来的观念，既有中央政府的理念，也包括如衣服和武器等文明世界的有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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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帝国势力的衰落以及来自大平原上的部落的压迫，部分缘于受到诱惑，部分出于被迫，条顿人成了最早入侵奉罗马为宗主国的地区的民族，这些地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实现了财富的积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撒克逊人越过海洋到达了不列颠，一部分法兰克人离开了他们位于今天法兰克福一带的故土，在高卢建立了政权，勃艮第人迁徙到了罗纳河河谷，而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则蹂躏了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区。这些迟来的部落或早或晚都被他们一度征服的地区的民族同化了，但是并未全部离开故土和他们熟悉的环境的法兰克人，却在从邻近的罗马帝国获益良多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自身许多古老的风俗习惯。注意法兰克人的故乡所在的位置，它位于美因茨和法兰克福周围的莱茵河河谷一带。这里土地肥沃，气候相对温和，有便于向四周迁徙发展的低地——西北方向沿莱茵河河谷向下，可以抵达下游的开阔平原及莱茵河三角洲，东北方向经过韦特劳可以到达现在的汉诺威（即当时的萨克森），向东经美因河河谷可以抵达多瑙河和巴伐利亚，向南沿莱茵河河谷向上可以到达施瓦本。一部分进入了罗马帝国、一部分仍住在帝国之外的法兰克人，成了这片尚未产生重要作用的土地上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条顿民族，这绝非出于偶然。法兰克人取道莱茵河下游，首先向罗马文明的方向推进，进入了高卢，然后再以自我为核心，把他们的权力扩张到周围的其他条顿民族身上。这些独立的东法兰克人先后两度建立了一个横跨高卢和德意志的国家，前者是克洛维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王朝② ，后者是在前者已经衰落的情况下，由同样来自其东方故土的“矮子”丕平、查理·马特、丕平二世和查理大帝重新建立的一个根基比前者更为牢固的王国③ 。皈依了基督教的查理·马特击败了入侵西欧的阿拉伯人，法兰克人成了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而且得到了承袭罗马帝国权威的教皇的承认，他们建立的又一个帝国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此。查理曼④ 极大地扩张了这个帝国的势力，把它的疆界向南推进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和伦巴第，而且还向东方和东南方向发展。但是这种扩张却成了衰弱的根源。首先，扩张使得法兰克人的势力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生了接触，并刺激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向外发展，以及异教徒的维京人向整个欧洲半岛海岸发起的攻击，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基督教世界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其次，当法兰克人位于莱茵河河谷的故土仍是西罗马帝国以外唯一重要的地区时，强悍的法兰克人在条顿民族中几乎肯定能够占据领导地位，但是当有着不同特征的其他地区与文明世界发生接触时，新的刺激因素就会促使这些地区形成许多小邦。甚至在查理曼统治之前，在高卢和法兰克人的故土之间就已经出现了自然分裂的趋势。在查理曼在世时，其帝国尚能保持为一个整体，但是在他死后不久，这个帝国就陷于分裂。它先是一分为三，然后又分成了四个部分，其中两个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部分形成了现代的法兰西和德意志，其他两个部分为勃艮第和意大利北部，后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伦巴第。后来，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式下，勃艮第和伦巴第再次与德意志合并，但是勃艮第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纳-索恩河谷地区——最终并入了法国，而意大利北部却长期保留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内，并与帝国一道受尽了缺乏中央集权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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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地区的自然分裂倾向，在仍然保留着帝国名义的德意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该区域就处于从前的德意志人（或法兰克人）的政府的统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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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加洛林王朝的世系中断之后，没有一个势力能够承袭法兰克人的地位并支配其他势力。最终，各方达成了一种妥协，即由众多有资格的选举人（选帝侯）选出一位皇帝。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双重作用产生的分裂趋势，本已对德意志的统一构成了极大的障碍，而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选帝侯制度的产生，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的趋势。因为这个制度既是对分裂现状的确认，也保证了这种有组织的分裂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一位依靠与自己地位平等甚至地位高于自己的其他邦的统治者的好感选出的皇帝，其为君之道就只能是宽容和忍气吞声，结果中央权力变得软弱无力，神圣罗马帝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徒有其名。在一段时间内，只有能够以个人（或其家族）之力支配其他势力的人才能被选为皇帝，并建立起有力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能力与其说依赖于他作为一位皇帝，不如说依赖于他作为一名独立的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并通过当选而显示出来。该制度一直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有一些选帝侯来自教会，是新形势下旧势力的代表；还有一些选帝侯为世俗的诸侯，代表某些更大的自然单位，他们共同瓜分实际权力，使名义上的权力成了一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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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朝的后继者是萨克森王朝，萨克森王朝的后继者是霍亨斯陶芬王朝（或称施瓦本王朝）。⑤ 此后，皇帝选举一度出现了中断，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 15 世纪上半叶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 19 世纪初。最终，普鲁士取得了领先地位。每一位皇帝的统治范围，都是以他的原籍为起点的。我们已经知道，德意志没有足以与伦敦或巴黎相比的天然中心。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必像英国国王那样，非得从一个特定的中心来发号施令。英国和法国都经历了王朝的更迭，但是，自从英国将政府所在地从温彻斯特迁往伦敦，法国将政府所在地从拉昂迁到巴黎之后，它们的地位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詹姆斯必须从苏格兰远道来到伦敦，才能做英格兰的国王。伦敦和巴黎都有其悠久的传统。德意志不仅没有天然的聚会场所，而且因为有多个不同的统治中心，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持续的传统，而其中有好几个地方都曾宣称自己是德意志的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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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外，这套本指望由一位皇帝有效施行统治的方法，一方面受到了已有的分裂趋势的制约，另一方面还使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帝国并没有税收收入来供养一支在帝国内外都服从皇帝命令的军队。相反，德意志的封建制度远比其他地方更加根深蒂固，这个制度以分封和再分封的方法来建立其基础。从理论上讲，大领主——选帝侯即出自他们中间——有提供军队为皇帝服务的义务；然而实际上，他们却学会了用自己的军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甚至会反对皇帝。因此，这个制度对于改变皇帝的弱势地位毫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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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统治者是个弱者所以才拥护他，这种名义上的“拥护者”在关键时刻肯定是指望不上的。然而遭罪的不仅仅是皇帝，由于大领主反过来也要依赖效忠于他的小领主提供军队为他服务，而正如大领主不买皇帝的账那样，小领主有时也会不买大领主的账。分封在多大程度上才是有效的，既取决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也取决于统治者的性格。但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中世纪的帝国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的邦组成的，这些邦大小不一，小的只有一个市镇，大的则是在一个强大领主统治下的地域辽阔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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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先，从 10 世纪到 13 世纪中叶，这种分裂的倾向还不是那么明显，在萨克森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严苛统治下，那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还十分强大。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还存在有助于统一的另一个条件，但是它后来却变得对分裂有利。这个条件就是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我们已经知道，法兰克国王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皇承认他们为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而且主要是因为教皇继续承认皇帝的地位，这些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施瓦本人的皇帝才得以将他们的权力保持下去。当萨克森王朝的亨利四世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竟敢一再违抗教皇的意愿时，他们的权力便离他们而去了。因为人民相信教皇，他们深信不被教皇承认的人就不应该拥有权威。后来，当其他导致分裂的势力变得强大起来时，宗教改革又缠上了这个四分五裂的帝国。德意志与英国和法国不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最终决定整体的结果。最终，它的宗教信仰变成一部分为路德宗新教，另一部分为罗马天主教，而这种局面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地区之间早已存在的差异和分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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