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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法兰克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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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于法兰克福的四条主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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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之所以被排除在罗马帝国之外，部分是由于森林地带交通不便，难以施行有效的统治，部分是因为对习惯于南欧环境的人来说，这里的冬天更为寒冷。从那时起，这里的社群——条顿人在西，斯拉夫人在东——尽管在林中空地里过着程度不等的独立生活，但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仍然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影响。这些渗透进来的观念，既有中央政府的理念，也包括如衣服和武器等文明世界的有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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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帝国势力的衰落以及来自大平原上的部落的压迫，部分缘于受到诱惑，部分出于被迫，条顿人成了最早入侵奉罗马为宗主国的地区的民族，这些地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实现了财富的积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撒克逊人越过海洋到达了不列颠，一部分法兰克人离开了他们位于今天法兰克福一带的故土，在高卢建立了政权，勃艮第人迁徙到了罗纳河河谷，而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则蹂躏了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区。这些迟来的部落或早或晚都被他们一度征服的地区的民族同化了，但是并未全部离开故土和他们熟悉的环境的法兰克人，却在从邻近的罗马帝国获益良多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自身许多古老的风俗习惯。注意法兰克人的故乡所在的位置，它位于美因茨和法兰克福周围的莱茵河河谷一带。这里土地肥沃，气候相对温和，有便于向四周迁徙发展的低地——西北方向沿莱茵河河谷向下，可以抵达下游的开阔平原及莱茵河三角洲，东北方向经过韦特劳可以到达现在的汉诺威（即当时的萨克森），向东经美因河河谷可以抵达多瑙河和巴伐利亚，向南沿莱茵河河谷向上可以到达施瓦本。一部分进入了罗马帝国、一部分仍住在帝国之外的法兰克人，成了这片尚未产生重要作用的土地上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条顿民族，这绝非出于偶然。法兰克人取道莱茵河下游，首先向罗马文明的方向推进，进入了高卢，然后再以自我为核心，把他们的权力扩张到周围的其他条顿民族身上。这些独立的东法兰克人先后两度建立了一个横跨高卢和德意志的国家，前者是克洛维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王朝② ，后者是在前者已经衰落的情况下，由同样来自其东方故土的“矮子”丕平、查理·马特、丕平二世和查理大帝重新建立的一个根基比前者更为牢固的王国③ 。皈依了基督教的查理·马特击败了入侵西欧的阿拉伯人，法兰克人成了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而且得到了承袭罗马帝国权威的教皇的承认，他们建立的又一个帝国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此。查理曼④ 极大地扩张了这个帝国的势力，把它的疆界向南推进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和伦巴第，而且还向东方和东南方向发展。但是这种扩张却成了衰弱的根源。首先，扩张使得法兰克人的势力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生了接触，并刺激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向外发展，以及异教徒的维京人向整个欧洲半岛海岸发起的攻击，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基督教世界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其次，当法兰克人位于莱茵河河谷的故土仍是西罗马帝国以外唯一重要的地区时，强悍的法兰克人在条顿民族中几乎肯定能够占据领导地位，但是当有着不同特征的其他地区与文明世界发生接触时，新的刺激因素就会促使这些地区形成许多小邦。甚至在查理曼统治之前，在高卢和法兰克人的故土之间就已经出现了自然分裂的趋势。在查理曼在世时，其帝国尚能保持为一个整体，但是在他死后不久，这个帝国就陷于分裂。它先是一分为三，然后又分成了四个部分，其中两个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部分形成了现代的法兰西和德意志，其他两个部分为勃艮第和意大利北部，后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伦巴第。后来，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式下，勃艮第和伦巴第再次与德意志合并，但是勃艮第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纳-索恩河谷地区——最终并入了法国，而意大利北部却长期保留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内，并与帝国一道受尽了缺乏中央集权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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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地区的自然分裂倾向，在仍然保留着帝国名义的德意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该区域就处于从前的德意志人（或法兰克人）的政府的统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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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加洛林王朝的世系中断之后，没有一个势力能够承袭法兰克人的地位并支配其他势力。最终，各方达成了一种妥协，即由众多有资格的选举人（选帝侯）选出一位皇帝。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双重作用产生的分裂趋势，本已对德意志的统一构成了极大的障碍，而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选帝侯制度的产生，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的趋势。因为这个制度既是对分裂现状的确认，也保证了这种有组织的分裂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一位依靠与自己地位平等甚至地位高于自己的其他邦的统治者的好感选出的皇帝，其为君之道就只能是宽容和忍气吞声，结果中央权力变得软弱无力，神圣罗马帝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徒有其名。在一段时间内，只有能够以个人（或其家族）之力支配其他势力的人才能被选为皇帝，并建立起有力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能力与其说依赖于他作为一位皇帝，不如说依赖于他作为一名独立的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并通过当选而显示出来。该制度一直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有一些选帝侯来自教会，是新形势下旧势力的代表；还有一些选帝侯为世俗的诸侯，代表某些更大的自然单位，他们共同瓜分实际权力，使名义上的权力成了一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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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朝的后继者是萨克森王朝，萨克森王朝的后继者是霍亨斯陶芬王朝（或称施瓦本王朝）。⑤ 此后，皇帝选举一度出现了中断，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 15 世纪上半叶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 19 世纪初。最终，普鲁士取得了领先地位。每一位皇帝的统治范围，都是以他的原籍为起点的。我们已经知道，德意志没有足以与伦敦或巴黎相比的天然中心。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必像英国国王那样，非得从一个特定的中心来发号施令。英国和法国都经历了王朝的更迭，但是，自从英国将政府所在地从温彻斯特迁往伦敦，法国将政府所在地从拉昂迁到巴黎之后，它们的地位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詹姆斯必须从苏格兰远道来到伦敦，才能做英格兰的国王。伦敦和巴黎都有其悠久的传统。德意志不仅没有天然的聚会场所，而且因为有多个不同的统治中心，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持续的传统，而其中有好几个地方都曾宣称自己是德意志的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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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外，这套本指望由一位皇帝有效施行统治的方法，一方面受到了已有的分裂趋势的制约，另一方面还使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帝国并没有税收收入来供养一支在帝国内外都服从皇帝命令的军队。相反，德意志的封建制度远比其他地方更加根深蒂固，这个制度以分封和再分封的方法来建立其基础。从理论上讲，大领主——选帝侯即出自他们中间——有提供军队为皇帝服务的义务；然而实际上，他们却学会了用自己的军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甚至会反对皇帝。因此，这个制度对于改变皇帝的弱势地位毫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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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统治者是个弱者所以才拥护他，这种名义上的“拥护者”在关键时刻肯定是指望不上的。然而遭罪的不仅仅是皇帝，由于大领主反过来也要依赖效忠于他的小领主提供军队为他服务，而正如大领主不买皇帝的账那样，小领主有时也会不买大领主的账。分封在多大程度上才是有效的，既取决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也取决于统治者的性格。但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中世纪的帝国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的邦组成的，这些邦大小不一，小的只有一个市镇，大的则是在一个强大领主统治下的地域辽阔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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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先，从 10 世纪到 13 世纪中叶，这种分裂的倾向还不是那么明显，在萨克森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严苛统治下，那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还十分强大。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还存在有助于统一的另一个条件，但是它后来却变得对分裂有利。这个条件就是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我们已经知道，法兰克国王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皇承认他们为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而且主要是因为教皇继续承认皇帝的地位，这些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施瓦本人的皇帝才得以将他们的权力保持下去。当萨克森王朝的亨利四世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竟敢一再违抗教皇的意愿时，他们的权力便离他们而去了。因为人民相信教皇，他们深信不被教皇承认的人就不应该拥有权威。后来，当其他导致分裂的势力变得强大起来时，宗教改革又缠上了这个四分五裂的帝国。德意志与英国和法国不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最终决定整体的结果。最终，它的宗教信仰变成一部分为路德宗新教，另一部分为罗马天主教，而这种局面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地区之间早已存在的差异和分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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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欧洲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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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北部和西部为新教，南部和东部为罗马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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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裂的第四个原因源自建立帝国的方式。由个人或各邦在帝国之外开拓的疆土，通常并不会扩大帝国本身的疆界。这些土地属于开拓它们的个人或各邦所有。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们建立了东普鲁士，但是东普鲁士并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而只与勃兰登堡有关，且使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奥地利公爵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匈牙利之后成为了那里的国王，但是身为匈牙利国王的他并不效忠于皇帝。后来，汉诺威选帝侯成了英国国王，但是英国并没有成为帝国的一部分。从帝国之外获取的领土赋予了那些统治者完全独立于皇帝的权力，这些因素最初显然是在促成分裂，但是事实上也埋下了日后德意志统一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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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虽然在地理条件的影响下，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能量损失，但是在能量积蓄方面仍然有进步。从法兰克王朝的时代起，条顿人的土地就接受了文明的教化，由此带来的进步是十分明显的。借用过去常说的一句老话就是：“一方文明沃土，可以远播万里。”⑥ 边境地区的土地或公有地（mark）变成了一个个的邦，而且成了向东部其他更遥远的公有地发展的基地。当法兰克人占有明显的优势时，其政府是比较轻松的，萨克森人和施瓦本人的地位也几乎未受到挑战。但是，当那些公有地因人口日益增多而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分散和孤立，其独立性变得越来越强，而且形成了能够与他们西方的文明化邻居平起平坐的国家时，分权的趋势自然也会与日俱增。因此，甚至政府分权趋势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进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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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德意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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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德意志都讲同样的语言，但在南方和北方之间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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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存在一种非常真实的追求统一的情感。这部分是因为德意志有共同的语言，部分是由于帝国观念的延续，部分则缘于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存在一个共同的教会。就后面两个原因而言，这种情感已经扩散到了帝国的边界之外，并深入到了被包围在穆斯林和异教徒的维京人之间的整个基督教世界，而穆斯林和维京人的攻击，事实上更加深了这种情感。这种情感表现在对十字军东征的热情支持，以及许多大学的建立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上。更纯粹的德意志统一的意识，表现为贸易城市的出现及其联盟。其中的分歧是政治上的，各地区由统治者的子嗣们瓜分，他们通过联姻联合在一起。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不免存在着能量的浪费，但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人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使能量的积蓄得以持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北部平原的分裂倾向，远离名义上的政府所在地的汉萨诸城镇本来有可能独立，就像内地的不伦瑞克和马格德堡，或是像海港城市汉堡、吕贝克和什切青，甚至像充当海外前哨工厂的城市维斯比和卑尔根那样；但同样明显的是，由于这些城镇形成了一个联盟，⑦ 统一的好处得到了公认。事实上，没有能量就根本无法开展贸易，而没有贸易也难以更好地积蓄能量，所以贸易的出现乃是进步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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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德意志是如何通过适宜而有效的政治组织，取得更多的进步并积蓄更多的能量的。由于帝国的统治形式没有为帝国预备一支军队，扩大帝国边界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新领土很难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在帝国成形之后，基督教仍在继续传播，向东南传播到了来自遥远的亚洲草原的异教徒中，向东传播到了森林地带的居民当中。唯有湖泊众多的波罗的海南岸的冰碛地带很难到达，所以几个世纪以来那里一直为异教徒占据。因此，在西方的罗马和罗马天主教帝国，以及东方的拜占庭和希腊正教文明之间，分布着三个截然不同的地区。一是在喀尔巴阡山脉围绕下的匈牙利，居住在那里的民族是曾经威胁欧洲的所有草原民族的混血后裔，不过他们此时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并融入了西方文明。二是以华沙为中心却没有天然边界的波兰，那里居住着森林里的斯拉夫人部落, 他们在来自西方的攻击的刺激下形成了一个整体，且在罗马教会的传教士的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最后一个是北部的波美拉尼亚及其东边的立陶宛，那里是异教徒居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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