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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平原与按相同比例尺绘制的尼罗河流域的大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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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受地理环境支配的情况有着与西方文明相似的特征，那么它同时也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发展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华文明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一直遵循着其最初的发展轨迹，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在不同的时期则会随不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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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不同乃是其主因。在埃及，可以定居的土地面积很小，而且有非常明确的边界。两河流域的土地虽然面积较大，适宜于一个新生的国家，但也并不是十分广阔。对一个原始的种族来说，这也许是一种优势。然而在中国，渭河流域及其延伸出去的黄河中段，与世界上最肥沃的三角洲平原之一相通。当某个民族原来的居住地变得过于狭小时，这片辽阔的平原就成了极好的迁徙地，如果已经有民族迁徙到此地，这里就是有待文明化的地区。迁徙至此的民族不需要改变职业，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互通贸易，也没有开辟其他环境的“通道”。在这片三角洲平原上，只需要将原有的文明稍加调整，以便最大限度地开发这片沼泽密布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变迁的天然河道引导着河水滚滚东去，流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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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黄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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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是由干燥的冬季季风从亚洲中部干旱地区吹来的细微尘粒沉积在高原边缘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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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最初的中国。在我们所讨论的文明曙光出现以前，亦即在史前时代，这里可能就已经有人类存在了。由于一个更为先进的种族的到来，居住在这里以及南边一带的人类的后裔已经迁徙到了更为偏僻的西南部山区。后来者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作为主干族群的他们又混杂了许多其他种族的血液。这个最初的中国坐落在黄土地之上（黄土来自西部的草原），挟带着泥土的黄河灌溉其中，东流入海，“黄海”也由此而得名。直到 2 世纪，中华文明一直局限在这里，缓慢地发展了两三千年之久，使其农耕文化和灌溉方法臻于完美，直到今天仍然保有其民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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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会如此局限于我们所知的“中国”的北方地区呢？在海洋时代到来之前，大海是挡在人类前面的一道屏障，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高原之所以不会产生让人类回到蛮荒之地的诱惑，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通过夹在山脉与海洋之间的狭长低地（那时比现在还要狭窄）方可抵达的北方大陆，最初并不比高原更具有吸引力。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向南方迁徙呢？原因就在于，华中和华南地区（即长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有着不同的特征。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它们都处于丘陵地带，一些地方甚至是山区，特别应注意的是在渭河与黄河中段以南横亘着一道秦岭山脉。这道山脉与其绵延向东的支脉长久以来一直森林密布，在平原地区的开发未达极限以前，对于以农耕为业的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诱惑力。不仅秦岭为森林所覆盖，而且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潮湿，也到处都是丛林密布。在任何有组织的移民点建立起来之前，这些丛林都只能慢慢地加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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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临近公元前 3 世纪末，中国人才第一次真正尝试将其统治扩大到这些地区，虽然长久以来中国的移民必定一直在慢慢地将中华文明向南扩展。这个过程不是一两个世纪就能够完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南方实施有效统治的首次尝试是由短命的秦王朝进行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片土地——中国（China）——的名称就来自秦朝（Tsin）。然而，这一进程却是到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统治中国的汉朝才真正完成的，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自称“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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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早期中国的南方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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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以南为森林和丛林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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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说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中华文明又是如何使南方与北方合为一个整体的（尽管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中国从过去到现在又是如何一直保持统一状态的？中国南方是多山丘陵地带，有众多的河流与河谷，河流水量丰富，尽管由于季节和降雨量不同而有季节性的变化。南方的灌溉和农业问题通常更为复杂一些，但与北方相比也没有太大差异，南方山区的可耕地的海拔远高于北方，因此，同样的文明也可能在南方扎根。而且，北方有长达 3,000 年的农业和灌溉经验，如此强大的地理动量使得北方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就能战胜可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困难。若是换成习性和理想不同的其他民族（譬如罗马人），他们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经营中国南方，但中国人却是用开发北方的模式来开发南方，一旦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这种独特的中华文明就无处不相适合了。四川地区在并入北方的帝国之后，其首任郡守⑥ 之所以能流芳千古，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而且有为纪念他而修建的极其宏伟的庙宇，并不是因为他的什么征服计划，而是因为他兴建的伟大的水利工程，以及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出于同样的理由所享有的更大的名声，这绝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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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王朝正当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代，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面临的问题却有某些相似之处。两个帝国都拥有得到极大扩张的疆土，都需要将帝国维系在一起的手段，以及与其各部分相联络的办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马人发明了道路。而习惯于江河环境的中国人，自然就会利用世界上最伟大的水道之一 ——长江——及其支流。这有助于把本来有可能分裂成较小单位的区域团结在一起。这些较小的单位确实存在，因为众多支流的河谷盆地有大有小，但是通过作为主干的长江，又把它们全都联系到了一起。南方的西江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是重要性略逊于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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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双重的结果。一方面，我们发现最小的河谷盆地形成了最小的行政区域，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持久的特征，而最大的河谷盆地则形成了各个省，尽管随着朝代的更迭，它们的名称也一再地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江河被视作商贸来往的天然通道。某些卓有成效的水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有些河流尽管并不适宜航运，他们仍然不辞辛劳地尽力对其加以利用。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把道路称作“旱路”——这乃是他们把河流称为“水路”的观念的自然延续。因此，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江河之乡，这不仅意味着它的土地上有众多的河流，而且意味着其历史受到了这种支配事实的巨大影响，这与我们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历史受到别种因素支配的影响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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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 220 年，当中国的汉王朝像西罗马帝国在 5 世纪那样发生崩溃时，它并没有分裂为无数个小单位，而是只分成了三个部分：一是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华北；二是长江下游地区；三是四川，它通过现在的宜昌以上的一系列峡谷险滩与长江下游地区分隔开来。同样意义重大的是，甚至这种分裂局面也只持续了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中国的凝聚力不仅依靠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且也得益于其人民的同一性，他们有相同的生活理想和风俗习惯，因为这里有大致相同的地理特征，或者说曾经有促使其相同的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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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与罗马帝国的相似性还体现在另一方面。罗马的衰亡是因为有来自草原的直接或间接的攻击，它通过占领莱茵河和多瑙河作为防卫的屏障，并建立堡垒抵御游牧部落的入侵。早在秦王朝时期，类似的情况就迫使中国人沿着他们的西北前线修建了长城，以保护这段仅有的容易遭受来自半干旱高原的游牧部族攻击的边境。不过，中国人的心态也值得注意，他们认为西边的黄河既无路可通，也不适宜灌溉，所以从未把它视作一个屏障，他们信赖的只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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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中国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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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北方地区，从西部经渭河谷地进入中原的通道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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