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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讨论高原对中国历史的更为具体的影响。无论如何，与撒哈拉沙漠相比，高原的北部并非全是沙漠，而是带有大片荒芜之地的草原。在一些不那么干旱的地区，生活着有史以来就在那里的游牧民族，他们从那里取道渭河与黄河河谷这条唯一的通道，南下进入中原。就像我们在古代亚述，在穆斯林占领的土地上以及在近代俄罗斯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草原民族凭借他们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勇敢和坚韧，常常能够征服并统治一个农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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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可能上溯到更早的时代，那个时代甚至比我们发现的比渭河流域更原始的遗迹所属的时期还要古老。注意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角，巨大的山脉在此绕了一个大弯与天山相连，把中间较低的高原包围在内，西北和南边有高地阻隔，东边则有沙漠作为屏障。周围高耸入云的群山挤干了干燥空气中仅存的一点水分，以此孕育了它们脚下的一圈肥沃的绿洲。如果说这种保护是有作用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有望找到一个文明的发祥地。具有鲜明特征的中华文明的开端，有可能（甚至是很有可能）就来自那些生活在毗邻西藏北部的群山脚下的某个地方的居民，他们从那里出发，最终来到了对他们来说更值得向往的渭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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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塔里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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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既受天然环境的保护，其周围又有充足的水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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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这是一次机会，这并不是高原民族唯一一次来到平原地区，此外还有其他的入侵者。他们是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而不是定居的农业民族，他们被视为一种威胁，这一点从修建长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与此同时，这些强悍民族的入侵也并非全无是处。黄河流域的居民比南方人更为强健，这大概不只是因为北方气候寒冷的缘故。他们在首当其冲承受外来攻击的同时，也从新注入的血液中获益良多。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最初可能只出现在战争期间，但在和平时期也有可能发生，甚至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片土地的高原部落，最终也被这里的农业民族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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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 100 年左右，中国人认识到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并且第一次把他们的统治成功地扩展到了高原地区，尽管时间并不长。当汉王朝崩溃时，我们知道它陷入了分裂状态，这种对高原的控制自然也就丧失了。到了公元 600 年后不久，当中国在强大的唐王朝的统治下终于安定下来之后，很自然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开疆拓土。两次扩张的主要目标都是塔里木盆地，而且都因为受到浩瀚而又无法逾越的沙漠的影响，使得这种统治不是名义上的，就是难以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两次扩张仍然值得注意，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不仅为广袤的高原和大平原所阻隔，而且还隔着这些土地上的众多民族，因此，这两次扩张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在当时进行的与西方的一种微弱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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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高原地区发挥的最后以及在某些方面乃是最大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类似的现象。在欧洲，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文明中心容易招来一些邻近的较不开化但却武力强大的政权的攻击。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位于中国的北方，与中原地区隔渤海湾相望的东北地区，只有介于其西端和高原边缘之间的一道狭窄地带与内地相连。由于地处遥远的北方，东北地区异常寒冷，完全不像华北地区那样适宜早期文明的发展。尽管受地理条件隔离的影响，这里的居民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邻近的文明社会的刺激下，他们最终采取了行动。满族部落中的一支——契丹人⑦ ——将他们的势力向南发展，于公元 900 年左右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些鞑靼人⑧ 从来没有统治过整个国家，但他们却给几名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以至于中世纪时期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athay”，便是来自“契丹”（Khitan）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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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特征，其新颖之处可以从北京的重要性上升这一事实中反映出来。在此之前，中国首都的位置虽然不时地也有所变动，但大体上不出渭河流域或黄河中游这一范围。此后，除了中间有一个短期的间断外，中国的政令一直出自北京。注意北京城的位置的重要性，它恰好坐落在华北平原的边界之内，东临渤海，西靠高原，正好扼在由东北地区入关的狭窄通道上。这是满族人统领整个中国的一个中心，正如奥地利人以维也纳为中心可以统领匈牙利，来自海岸对面的欧洲大陆的势力以伦敦为中心可以统领英格兰，来自英格兰的势力以爱丁堡为中心可以统领苏格兰，越过安格尔西岛的势力以都柏林为中心可以统领爱尔兰。在这里出现的另一个游牧部落取代了前面的那一个，⑨ 控制了中国更多的疆土，使代表华夏文明的政权被迫退往更远的南方，直到仅据有长江流域和西江流域的丘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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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或许是受中国汉族的影响，或许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高原民族再度崛起。成吉思汗从他的家乡阿尔泰山开始，先是统一了所有的高原民族，然后率领他的蒙古游牧部落分东、西两路从高原直趋山下的平原。他的子孙继续这一征服过程，使所有的中国人和鞑靼人都沦入他们的统治之下。由于他们来自域外，视以前的疆界为无物，征服的脚步便持续了下去。这一政策在陆地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代统治者忽必烈汗统治期间，他们也进行了渡海进攻日本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对于陆地民族而言是注定要失败的。日本人挡住了对他们家园的这次攻击，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以陆地劲卒为实力依托的大帝国在对马海峡上与原始粗鄙的水手们相遇并被挫败的事实，就像薛西斯之败于萨拉米斯战役，以及六个多世纪之后俄国人在距离不远处之败于对马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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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入侵是一种征服，其实力靠的是部族成员的勇敢和强壮的体格，而其结果也与那些文明程度远低于被征服者的入侵者一样，最终以征服者自身变得越来越柔弱，逐渐丧失了控制权并被同化而告终。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中国周围土地上的民族不管多么孔武有力，其文明程度总是远不及中国，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从未被更优越的种族征服过，征服者最终都被华夏民族同化了。但蒙古人在 13 世纪的入侵仍然是一次新的进展，因为蒙古人的扩张是以“中国”的名义进行的，当入侵者自身已经消失不见时，开拓的疆土却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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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人被同化之后，中国很自然地又进入由汉人王朝统治的第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从 14 世纪到 17 世纪的明王朝。当时曾尝试以南京为首都来统治这片大地，这里比渭河流域或北京更接近中央位置。虽然以南京作为首都没有持续太长时间，⑩ 首都很快就迁到了北京，但是这个地方被选为整个国家的统治中心，在思想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定都北京是为了尽可能接近北方入侵者进入的通道，虽然最终徒劳无功，但这种先见仍是合乎情理的。17 世纪时，鞑靼人⑪ 又企图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征服整个中国，这一次他们获得了成功。这一征服并不是突然实现的。从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山区开始，满族人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占领了北京，之后又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才征服了中国全境，最后被征服的地区很自然地是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像蒙古人扩张其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满族人也将他们征服的区域扩展到了中国的边界之外。他们征服了蒙古，并将其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内。到 18 世纪末，满族人的统治扩展到了西藏之外，甚至越过了喜马拉雅山，直到 20 世纪初仍对尼泊尔拥有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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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我们继续讨论最后一种支配中国历史的重大地理事实之前，要注意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在黄河三角洲平原发展起来的文明，很容易就适应了南方的两条大河流域的环境，由此诞生了一个同质的民族，其本质上的统一性又因西部存在的一望无际的高原得到了加强。江河体系与高原这两组特征，构成了支配中国历史的两大地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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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理条件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中国面向大海，海上之途渺无去处，而且不存在地中海那样的内海，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巨大、无声而消极的支配作用，对于把中国人塑造成陆地居民，妨碍他们成为海洋居民，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人既不像维京人那样，因受气候寒冷和土地贫瘠所迫不得不向海洋发展，也不像撒克逊人那样，背后承受着现实的压力。中国辽阔的疆域足以让来自高原或其他地区的这种压力在到达沿海地区之前便消散殆尽，而南方总有一些地方很少感觉到这些压力。中国人没有腓尼基人所拥有的那种海上通道。中国的海岸是一个巨大的圆弧形，没有像希腊那样吸引人向海洋发展的半岛。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洋强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其人民不做陆地居民，安土重迁、以农业为生的习俗和思维方式已经相传了四千年之久。所以，即使在高原部落入侵中原并夺取了政权之时，即使在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惨遭屠杀的情况下，中国也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分崩离析。民族的同质性——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地理条件所造成的结果，使中国始终维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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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地理大发现，渐渐地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新的重要因素。到当时为止，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海上居民只有日本人（其文明也源自中国）,而这种接触却是不友好的，早期的日本人造访大陆沿岸的目的就在于劫掠，其行为就像入侵欧洲大陆的维京人那样。这一系列的袭击中的最后一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 16 世纪初，恰逢西方国家对大洋的发现给中国带去最初的显著影响之前。这种入侵的结果也像早期那样，促使人民远离大海向内陆迁徙，因为在海上只有水手才会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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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中国历代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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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意思是“北方之都”，南京的意思是“南方之都”，西安又称“西京”（即“西方之都”）。这三个城市的位置就处于三角形平原的三个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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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满族人统治力的逐渐丧失，由于统治者变得越来越弱，以及他们的后代慢慢被同化，中国也日渐出现了两股力量：一股来自陆地，其特征已在前文中表述；一股来自海洋，并给中国的历史带来了新的支配因素。源于海洋的欧洲势力必然从南方进入，因此在那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环境。在此之前，中国的战略中心一直在北方平原。中国的首都通常位于这个三角形平原的其中一个角上，若是在北京，则可防范自北方绕渤海湾而来的入侵；若是在西安，则可防范自西边沿渭河河谷而下的入侵；若是把首都定在位于平原边缘的南京，则可与南方的江河体系建立联系。随着海洋势力自南方到来，中国南方的港口变得重要起来。1842 年的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⑬ 全部位于南方丘陵地区，其中有两个在福建，一个正好在中国的南部边境上。广州或上海成了进入中国的门户，而不再是北京或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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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安和北京仍是进入中国的入口。清朝已经于 1912 年终结了，蒙古人则被佛教驯服，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但仍然有可能在平原之外继续存在。来自平原的势力通过最短的路径越过高原到达了东北，俄国人经由绕过渤海湾的老路，差一点儿就进入了华北。日本人走的也是同样的古老入口。位于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经过群山脚下可以直达西安的那个古老的门户准噶尔盆地，以及那条古人常走的，从贝加尔湖出发穿过草原，再经山间的便捷隘道前往北京的通道依然存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是非常有趣的，其历史尚未完成，唯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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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断言，一方面，不论清朝统治者的结局如何，中华民族并无衰落之象；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仍将受地理环境和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一些庞大势力的支配，尤其是这些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中国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并结合得比过去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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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如此。事实上，中国仅大陆部分即介于北纬 20～53 度之间，若是包括所有海岛在内则介于北纬 4～53 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