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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的东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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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牛津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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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俄国和波兰整个国家都建立在森林中的空地上。另一方面，从 5 世纪一直到 16 世纪，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哈札尔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从亚洲不为人知的内陆深处，经由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通道，穿过草原不可思议地络绎而来。在阿提拉的统领下，匈奴人在位于大草原外缘的遥远的多瑙河畔的普斯塔斯当中定居下来，并从那里向北、向西、向南对欧洲的定居民族发起攻击。近代史的很大一部分，可以书写成对由这些袭击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变化的述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大不列颠岛上建立了英格兰。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并肩战斗在沙隆的战场上，从事抗击亚洲人的共同事业，并在不知不觉中结合成了近代的法国。威尼斯诞生在阿奎莱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之上；甚至教皇的决定性的声望，也得益于教皇利奥一世与阿提拉在米兰的成功调停。这就是一大群无情而又缺乏理想的游牧骑兵横扫畅通无阻的平原所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这柄亚洲大锤随意越过虚空实施的一击。在匈奴人之后到来的是阿瓦尔人。为了抵抗这些入侵，在边境地区诞生了奥地利，要塞化的维也纳则是查理大帝的战役的结果。马扎尔人是下一个到来者，由于他们不断地从其位于匈牙利的草原基地发动袭击，增加了奥地利作为前哨地区的重要性，结果把德意志的政治重心向东引到了这个王国的边缘。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南部建立了统治，并在地图上留下了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地区，尽管其语言已依从于它的斯拉夫臣民。或许，对俄罗斯草原占领时间最长且最有效的乃是哈札尔人，他们是伟大的撒拉逊运动的同时代人；阿拉伯地理学家就把里海称作“哈札尔海”。然而，最终新的游牧部落自蒙古来到这里，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位于北方森林里的俄罗斯公国成了蒙古金帐汗国（即“草原帝国”）的附庸，俄国的发展因此而耽搁和偏离，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余部分却在迅速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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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查理五世即位时的东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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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牛津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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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从森林流向黑海和里海的河流横穿了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整条通道，而且不时地会有短暂的迁移，其河道方向与这些马背民族的运动方向成直角。因此，希腊正教会的传教士沿第聂伯河朔流而上到达基辅，正如较早时北欧的瓦兰吉亚人沿着同一条道路顺流而下直趋君士坦丁堡。更早一些时候，日耳曼民族的哥特人从波罗的海沿岸以相同的南偏东方向穿过欧洲，一度到达了德涅斯特河畔。但这些都是短暂的插曲，并不影响更为广泛的概括。在一千年中，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马背民族，穿过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宽阔空隙，驰过俄国南部的空旷原野，在欧洲半岛心脏位置的匈牙利扎下了根，由此造就了周围为反对他们而存在的每一个伟大民族（包括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他们之所以激发了健康和强有力的反应，而不是在一个普遍的专制政体下镇压反抗，乃是由于他们的政权活动是以草原作为条件的，必然会在周围的森林和群山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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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动性很强的竞争对手是驾船的维京人。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到欧洲北部和南部的海岸，沿着河流深入内陆。但是他们的行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从广义上来说，他们的影响力只在邻近水域的陆地上才是有效的。因此，欧洲的定居民族身处两大压力之间——一个是来自东方的亚洲游牧民族，另外三个方向则有来自海上的海盗。从本质上讲，没有哪种压力是无法抗拒的，而且两者都具有刺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力仅次于游牧民族，因为在他们的攻击下，英格兰和法兰西为走向统一进行了长期的努力，而意大利的统一却被他们破坏了。早先，罗马帝国曾依靠它的道路来动员其定居民族的力量，但是罗马帝国的道路已经破败荒废，在 18 世纪以前一直未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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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匈奴人的入侵，很可能也绝不是亚洲人一系列入侵中的第一次。荷马和希罗多德记载的喝母马奶的西徐亚人，显然也从事着相同的营生，他们或许与后来的草原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一些河流名称中的凯尔特语成分，例如顿河、顿涅茨河、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以及多瑙河，也许表示它们是虽非同一种族却有类似习俗的民族的通道。但是就像后来的哥特人和瓦兰吉亚人那样，凯尔特人只是来自北方森林的民族，这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被人类学家称作“短头人”的庞大人口，从其所在的亚洲向西涌来，通过中欧进入法兰西，如同楔子一样插入北部、南部和西部的“长头人”之间，而且长头人很有可能也来自亚洲。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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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亚欧大陆和北极地区的水系（等面积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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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 15 世纪蒙古人入侵的时代，亚洲人对欧洲的影响的全部意义仍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分析这些有关的基本事实之前，我们最好把我们的地理视角从欧洲移开，以便对旧大陆进行全面的考察。很明显，由于降雨来自海洋，这片最大的陆地的中心很可能相当干燥。因此，我们就不会对这样的发现感到惊讶：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这片大陆边缘的相对较小的区域里——在欧洲是大西洋沿岸，在印度和中国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因为几乎没有降雨，有一片巨大的地带几乎无人居住，这就是横贯非洲北部并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撒哈拉沙漠。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非洲中部和南部如同美洲和澳大利亚一样，与欧洲和亚洲几乎完全是隔离的。事实上，欧洲的南部边界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撒哈拉沙漠，而不是地中海，因为正是沙漠把黑人和白人分隔在了两边。因此，如果我们把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排除在外，被夹在大洋和沙漠之间的连在一起的亚欧大陆的面积约为 2,100 万平方英里，占了全球陆地面积的一半。亚洲有许多分散的沙漠，从叙利亚和波斯的北-东方向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地区，但没有一个能与撒哈拉沙漠的空旷无垠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亚欧大陆的河流分布有着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在整个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河流几乎发挥不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通作用。伏尔加河、奥克苏斯河⑥ 和贾克撒特斯河⑦ 均流入盐湖；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入北方冰冻的海洋。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中的六条。在同一地区还有许多较小但仍然相当大的河流，如塔里木河和赫尔曼德河，同样没有流入大海。因此，亚欧大陆的这个核心区域虽然点缀着一片片沙漠，但大体上仍是一个面积辽阔的草原地带，尽管牧草常常不足；这里有不少孕育绿洲的河流，但没有一条能够通达海洋。换句话说，在这个广袤的区域内，有着维持一个稀疏但总数仍然相当可观的骑马和骑骆驼的游牧民族人口的所有条件。他们的领地北边以宽阔的亚北极区的森林和沼泽为界，那里的气候除东西两端以外都非常严酷，不适合发展农业定居点。在东方，森林向南延伸到阿穆尔和中国东北的太平洋沿岸。同样在西方，森林在史前时期的欧洲是最主要的植被。因此，在东北、北部和西北均有边界的草原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的小戈壁，长达 4,000 英里。而且除了草原的最西端，与海洋相通的河流没有一条从草原上穿过，尽管我们可能忽略了最近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河口所做的贸易努力。在欧洲、西西伯利亚和西突厥斯坦，草原地势低平，有的地方比海平面还要低。在东方的蒙古，草原则贯穿了高原；但是从海拔不同的一地去往另一地的通道，只需翻越这片干旱的心脏地带中光秃秃的没有陡坡的低矮山丘，并不存在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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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 14 世纪中叶，这些游牧部落在 3,000 英里远的高海拔的蒙古草原上聚集起他们的第一波力量，开始向欧洲发起进攻。然而，这番在波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持续了几年的灾难，只是与成吉思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东方游牧民族掀起的一场巨大风暴的最遥远和最短暂的结果。当金帐汗国占领了从咸海出发经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的空隙一直到喀尔巴阡山脉脚下的钦察草原时，另一个游牧部落从里海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向西南方向扑去，进入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到了叙利亚，建立了伊利汗国。第三支游牧部落随后攻入中国北方，并征服了中国。印度和蛮子⑧ （即中国南方）一度受到了无与伦比的西藏屏障的保护，除了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盖以外，这个屏障的功效或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是到了后来，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南方的时代，以及帖木儿统治印度的时代，这个障碍被绕了过去。于是，恰好在这个典型的和有良好记录的实例中，旧大陆所有已殖民的边缘地带，都或早或晚地感受到了源自草原的这股移动洪流的扩张力的影响。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对它称臣纳贡，就是受到蒙古王朝的统治。即使是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早期政权，也覆亡了半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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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的情况一样，亚欧大陆的其他边缘地带也有早期入侵的记录。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屈从于北方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部的征服者所统治。然而，就波斯来说，早期的侵袭中至少有一次对于西方文明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蒙古人到来之前的三四百年中，自中亚崛起的塞尔柱突厥人沿着这条道路征服了一片广袤的区域，这片区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五海地区”——“五海”指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他们在克尔曼、哈马丹和小亚细亚定居下来，并推翻了撒拉逊人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统治。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们对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朝圣者的虐待，基督教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被称为“十字军东征”的大规模战役。尽管这些战役未能达到其直接的目的，但是它们对欧洲所起的激励和团结作用，使得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视为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是由反抗来自亚洲心脏地带压力的需要所激发的欧洲进步的又一个突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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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此获得的亚欧大陆的概念是一块连续的陆地，它的北方为冰带所围绕，其他三面则为大洋，面积为 2,100 万平方英里，是北美洲的三倍以上。它的中部和北部面积约为 900 万平方英里，是欧洲面积的两倍多，没有可用的通向海洋的水道。但是另一方面，除了亚北极区的森林以外，通常很有利于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活动。这个心脏地带的东、南、西三面的边缘地区呈一个巨大的新月形，可以由海路抵达。根据自然形态，它们可分成四个区域，而且大体上不无明显地分别与四大宗教（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势力范围相对应。前两个区域是季风地带，一个面向太平洋，另一个面朝印度洋。第四个区域是欧洲，有来自西部的大西洋的雨水的滋润。这三个区域合在一起，面积不到 700 万平方英里，人口超过 10 亿，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第三个区域对应着五海地区，或者如人们经常描述的那样被称为“近东”，在很大程度上因为邻近非洲而缺少降雨，所以除了绿洲大部分地方都人烟稀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里兼有边缘地带和亚欧大陆中心地区的特征。由于缺少森林，沙漠星罗棋布，所以适合游牧民族的行动。不过，这里总体上属于边缘地带，因为各个海湾和通向海洋的河流使它对海上势力敞开着大门，使这些势力可以在此为所欲为。其结果就是，在整个历史上，这里周期性地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以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巨大绿洲的农业人口为基础的本质上属于边缘型的帝国，并以畅通无阻的水上交通与地中海和印度的文明世界发生着联系。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帝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有些是因为来自中亚的西徐亚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袭击，另一些则来自地中海民族从西大洋到东大洋征服这些陆上通道所做的努力。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海权划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干旱的波斯荒原，给了游牧民族政权攻击这片临海边缘地带的恒定不变的机会，这个地带将东方的印度和中国与西方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在了两边。每当巴比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的绿洲防卫虚弱时，上述的草原民族就会将空旷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经过旁遮普突入印度，通过叙利亚进入埃及，以及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断桥进入匈牙利。维也纳挡在欧洲内陆的入口处，抵御着游牧民族的袭击，这些游牧民族来自两个方向：一是穿过俄罗斯草原径直而来，一是经黑海和里海南边绕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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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已经说明了撒拉逊人和突厥人在控制近东上的本质区别。撒拉逊人是闪米特人种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在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以及下亚洲的较小的绿洲中。他们通过利用自己土地上的两种机动力量（一种是马和骆驼，另一种是船只），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不同的时期，他们的舰队既控制了远至西班牙的地中海，也控制了直到马来群岛的印度洋。他们从位于东西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中心位置出发，效法亚历山大大帝，而且早在拿破仑之前就企图征服旧大陆所有的边缘地带。他们甚至有可能威胁到了草原地区。来自闭塞的亚洲心脏地带的异教徒图兰人与阿拉伯人、欧洲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完全不同，正是这些突厥人摧毁了撒拉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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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上的机动性与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是一对天然的竞争对手。在通航的入海江河的基础上诞生了河流阶段的文明，例如长江流域的中国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在通航的地中海上则诞生了海洋阶段的文明，即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撒拉逊人和维京人则依靠近海航行来行使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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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路的发现，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亚欧大陆西部和东部的沿海航行路线连在了一起，尽管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这对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构成了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们处于中央位置的战略优势。这场由哥伦布时代的伟大的航海家们开启的大变革，赋予了基督教世界除了飞行活动之外最广泛的机动能力。一片包围着分散的岛屿状陆地的连续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唯一的终极地理条件，也是马汉上校和斯宾塞·威尔金森先生⑨ 这样的作者所阐述的现代海军战略和政策的整个理论的依据。其显著的政治影响就是扭转了欧洲和亚洲的关系，因为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关在一个笼子当中，南面是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是未知的海洋，北面和东北面是冰雪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东部和东南部则不时地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占优势的机动性的威胁。现在，欧洲在世界上崛起，它能够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的面积比过去增加了 30 倍以上，它的影响力反过来笼罩了迄今为止一直威胁它生存的亚欧陆权国家。在海洋中间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不少新的欧洲，对亚欧大陆来说，如今它与美洲和澳大利亚甚至撒哈拉沙漠另一侧的非洲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较早时代欧洲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关系。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现在是一圈控制了海权和商业的外围地带和岛屿基地，是亚欧大陆上的陆权国家难以企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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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陆权仍然存在，而且最近的一些事件再次提升了它的重要性。当西欧的海上民族已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了大洋，在各大陆的边缘地带殖民，并在不同程度上将亚洲的沿海地区变成领地时，俄国将组织起来的哥萨克人从北方森林中放出来，通过部署自己的游牧民族来对抗鞑靼游牧民族，实现了对草原的管辖。都铎王朝⑩ 的世纪目睹了西欧的海洋扩张，也看到了俄国人的势力从莫斯科越过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横穿亚洲向东方的突袭，几乎与绕道好望角一样有着意义重大的政治后果，尽管这两个活动相隔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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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历史上最惊人的巧合之一，欧洲向海洋和陆地的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古代的罗马和希腊之间的对抗的延续。就罗马企图使希腊拉丁化的失败而论，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失败能够比得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条顿人接受了罗马的文明并皈依了基督教，而斯拉夫人则基本上接受了希腊的文明。后来，罗马化的条顿人开启了其海上航程；希腊化的斯拉夫人却在草原上骑马奔驰，并征服了图兰人。因此，现代的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在思想根源上的差异，并不亚于其机动性的物质条件之间的差异。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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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尾随着哥萨克人的步伐，从以前蛰居的北方森林里安全地走了出来。在上个世纪中，欧洲发生的最重大的内在变化或许是俄国农民的南迁。从前的农业定居点是以森林边界为终点的，而现在整个俄国的欧洲部分的人口中心，已经位于该边界以南取代了更多西部草原的麦田之中。这里的敖德萨已经以一个美国城市的发展速度，崛起为一个重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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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代人以前出现的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增加了海权国家相对于陆权国家的机动性。铁路的作用主要是作为远洋贸易的供应者。但是横贯大陆的铁路正在改变陆权国家的状况，铁路在亚欧大陆封闭的心脏地带以及既无木材也不易得到修筑公路的石头的广大地区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企及的。铁路在草原上创造的奇迹更大，因为它直接取代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