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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秩序还因为双方对如何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理解而得到约束和维持。这些理解是一种默契，而不是明确的条约。有一次，双方试图将这种理解正式化，结果反而极具讽刺意味。1972年，双方政府在《美苏关系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USSR）中正式申明，它们“高度重视并阻止任何可能引发双方关系恶化的情形进一步发展”，“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获得自己单方面优势的行为都不符合双方确定的目标”，可是，这样的书面承诺并没有明显的影响。[5]呼吁结束追求单方面优势类似于呼吁结束地缘政治竞争，是《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翻版，只是表达了一种崇高的理想（或者是一些人更偏爱的“玩世不恭”），而不是认真严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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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认识到，当关系到自己阵营的成员时，另一方对改变现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苏联在封锁柏林的尝试中学到了这一课，然后在十几年后的古巴危机中再次吸取到教训；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也被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收复汉城（今首尔）之后，美国不满足于恢复到战前状态，决定向北推进以期通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让韩国政府掌权。这超出了苏联和中国的忍耐底线，中国派出几十万“志愿军”对抗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使他们退回“三八线”。结果，美国死亡人数又增加了两万，多用了两年时间才结束这场战争，而结局还是维持了朝鲜半岛原来的边界线。在1973年10月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的中东战争中，美国和苏联各自支持其盟国，双方就停战达成了协议：既不让以色列获得全面胜利，也要保全被围困的埃及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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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为了维持秩序、美苏双方均可接受的条款方面，表现最出色的是欧洲，这里也是冷战时代很多事件的原发地和中心舞台。前文提到过军事力量平衡，这一平衡通过一系列的军备控制谈判得到加强，成功地限制了一些战区的核部队，并且在冷战结束时，通过正式协定同样制约了常规（非核武器）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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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阵营对管控欧洲的政治秩序也达成一种相互理解。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出台了《最后议定书》，这是一个著名且不同寻常的文件。[6]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多边协议符合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中对秩序概念的传统解读，提出了国家主权，不允许胁迫或使用武力，不可侵犯边界，尊重欧洲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接受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仅有的一个例外是，所有政府都承诺在其边界内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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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这一例外，《最后议定书》当时还是遭到美国政治家们的强烈批评。因为很多人认为这等于锁定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承认其合法性，而且认为政府提倡尊重人权的说法完全是讽刺性的，因为当时华约的每个成员都忽视了这一条。这种批评意见最终被证明很短视：《最后议定书》不仅有助于保持欧洲的和平，也为苏联阵营内改革力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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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管理竞争的方法与和平本身不是一回事，但它确实维持了核武器时代保持稳定的关键要素。这40年被称为冷战时代的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很多。前文我提到过每场战争都有三个环节的争论，冷战也不例外。关于它为什么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以及如何结束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冷战以很有序的方式结束了，它在低声的怨艾中逝去，没有任何大的动静。但这绝对不是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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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之下有深层次的原因。苏联的经济体制在根本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7年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关于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著作。书中指出，影响大国兴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沉重的负担往往会破坏繁荣，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稳定。[7]苏联在海外的角色和活动所带来的负担确实是其衰弱的主因，它不得不支撑庞大的军事预算，分布过广的联盟需要它经常性的经济援助，维持东欧的成本很大，而且包括1979年干预阿富汗在内的各种冒险行动重创了其经济和人力资源。苏联几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本已因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主导的体制而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再加上这些额外的巨大成本，无疑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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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策和外交政策也是重要因素。这里讨论的大多数历史源自戈尔巴乔夫的决策。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起担任苏联领导人，他明确指出，苏联只有改变其国内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幸存下去并具有竞争力。但是他采取的途径是在调整经济结构之前就发动政治改革，结果局势失控，苏联街头发生了事变。1991年夏天，一些人包围了克里姆林宫，要驱逐戈尔巴乔夫，恢复中央集权制度。因为缺少人手、计划泄露这些常见原因，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但是确实达到了多重效果：戈尔巴乔夫仅剩的公共形象被损毁殆尽，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提高了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共同功绩是：他们审时度势，没有发起大规模的国内镇压或在外交政策领域孤注一掷，以图改变其个人命运和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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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历任总统、美国以及其盟国在40年间的持续努力也功不可没。策划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他早提出，苏联的体制也许不能长期支撑覆盖过广的扩张。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时，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对冷战终场的处理特别值得称赞。他因为当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系列事件而饱受批评，但是他很注意不去羞辱他的对手，不冒险火上浇油，因为那样可能逼迫对方采取非常行动，或者正中一些想夺取权力的人的下怀。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苏联解体，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这些事实都是非凡的成绩，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很多历史往往是由造成划时代大事件的小摩擦触发的，而在冷战结束的过程中成功避免了这样的小摩擦。这再次展示了个人、治国之道、外交素质的重要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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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持续40年的冷战时代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冷战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引人瞩目的秩序，其中有权力平衡（还有前文论述的核武器制衡），有对合法性的共同理解（即使理解有限），有维持权力平衡和处理特别情势的外交途径，成功地协调了在目标和可接受范围不同时相互冲突的理念。最终，20世纪的冷战从根本上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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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re is,as you would expect,a voluminous literature on the origins of(and responsibility for)the Cold War.Three books I would suggest are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Daniel Yergin,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rev.ed.(New York
:Penguin,1990);and Martin McCauley,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9,rev.3rd ed.(New York
:Routledg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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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re are fewer books on the Korean War than is warranted;not for nothing is it often referred to as“the forgotten war.”One history I would suggest is that of David Halberstam,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New York
:Hyperion,2007).Also worth read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subsequent conduct of the Cold War is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Foreign Affairs52,no.1(January197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1974-01-01/reconsiderations-cold-war-was-trumandoctrine-real-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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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lbert Carnesale and Richard N.Haass,eds.,Superpower Arms Control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Cambridge,MA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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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May26,1972,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www.state.gov/www/global/arms/treaties/abm/abm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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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ext of the‘Basic Princip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May29,1972,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438.Also see Henry A.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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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Final Act,”August1,1975,OSCE,http://www.osce.org/mc/39501?downloa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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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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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ee
:Jon Meacham,Destiny and Power
:The American Odyssey of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New York
:Random House,2015);George H.W.Bush and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
:Knopf,1998);James A.Baker III with Thomas M.DeFrank,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War&Peace,1989-1992(New York
:Putnam,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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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 第三章 “二战”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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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冷战时代控制得当的竞争并非“二战”结束后秩序的唯一形式，还有一种秩序与冷战秩序齐头并进，可以称为“‘二战’后秩序”，两者共同运行，形成当时的世界秩序。这第二种秩序（有时被称为“自由民主秩序”，实际上自由民主成分或多或少）包括经济、政治、外交和战略等多个维度，并且可分为全球性秩序和区域性秩序。[1]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冷战秩序大多已经消失，但是“二战”后秩序继续影响着时局，有时有贡献，有时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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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维度上，“二战”后秩序的目标是促进世界贸易、社会发展和货币良好运行（或者更准确地说，保持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贸易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建立国家之间纽带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得益于维持和平的努力。发展是道德、政治和战略的需要，通过发展，全世界几十亿人能够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否则，很多国家以及正在独立的殖民地就永远不知道稳定的意义。同时，需要有一个机制来确保贸易、投资和旅游能够正常进行，这就需要一个体系来管理几十个国家的货币，管理的方式必须能够刺激增长，促进各种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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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1944年，全世界多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云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出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全球性制度。它的目标之一是促进饱受战火之苦的国家尽快复苏和帮助贫穷国家发展。这成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通常称为“世界银行”）的主旨。另一个目标是建立运行良好的货币制度，这既反映主权国家控制其自身命运的愿望，也能够促使它们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由于美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实力，美元成为有效的世界货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原则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用多余的美元交换黄金。此外，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提供短期的基金支持，为陷入净赤字的政府提供贷款，满足其短期内的支出需求，达到财政收支平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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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没有正式提出其他一些贸易方面的问题，而是由各部长之间专门讨论，意在创建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但是国家（以及政治体系）之间的差异使得这一意向付诸东流。后来几十年间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制定出全球贸易的规则和许多降低关税壁垒的重要条约，这些都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要则。经过近50年的努力，能够裁定争端和提供全球协商论坛的常设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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