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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 第二章 冷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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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再次掀开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一页：构成20世纪后半叶国际秩序的主要的力量来自一个非民主、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它曾经是美国的对手，致力于在全球竞争中打败美国，力图创建一个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听从莫斯科的指挥。很显然，我说的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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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秩序的特性和基础值得一探。任何种类的秩序都难以确保。冷战之前的20世纪有两次大国之争，引发了可怕的大规模大国冲突。从俄国1917革命起，美俄关系一直不和睦。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沙皇是个可憎的角色，而在他们看来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识形态比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美国在俄国内战期间通过支持反革命派“白军”进行小规模的干预。25年之后，美俄和许多其他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但是这种同盟关系往往又成为摩擦的根源，因为斯大林怀疑罗斯福和丘吉尔不愿意开辟抵抗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的主因是他们想保存实力，以期在战后竞争中削弱苏联。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来描述则更为确切：美苏在“二战”期间的联盟关系表明，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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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过多久，前敌人的敌人也变成了对手。关于冷战起因的探讨，自然是连篇累牍。一些反映出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将责任归于美国。[1]幸好持这一观点的人属于少数派。更多的人则认为责任应归于苏联，其进入德国和朝鲜的行径标志着它已经准备好发动一场针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利益的全球性挑战。即使有不同意见，一个公正的说法是，由于当时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迥异，所以冷战在某种意义上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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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造成了冷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冷，而且其展开的方式带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感，所以对于它的评价很奇特：虽无典型特点，却令人印象深刻。其结束的原因也值得研究，因为其中一些经验教训仍然切中当今情势。冷战从最初就存在双方的军事实力平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以下简称华约）两大军事联盟的对峙使得欧洲如果发生任何战争，对双方都意味着代价高昂、结果难料。在这两个联盟之外的地区（包括亚洲）也是如此。此外，美国实施了多个计划（例如马歇尔计划），以加强苏联背后支持的挑战目标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美国的结盟与援助计划遍布每个大洲的主要国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做了同样的事情。在冷战的大多数时期，一届届美国政府对于援助对象的社会性质关注甚少，最重要的是外交政策导向以及目标政府是否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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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平衡不仅基于作战序列（军事设备）和本地部队的集结，也基于一旦确定需要开战就直接行动的意愿（这是对北约成员的基本要求，正式写入《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即进攻任何一个成员国意味着进攻所有成员国）。1948年春天迎来了第一个考验：苏联控制的民主德国从四面包围封锁了西柏林（“二战”结束后的安排中，柏林最初分为四个区，分别由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监管，后来同属于联邦德国的三个区合并到一起）。北约的回应是对柏林实施空运，为这座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运送充足的食物、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让他们能够维持生计。最终，苏联在1949年春放弃行动，解除了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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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有几次考验。1950年6月，由苏联支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入侵“南朝鲜”（即韩国），想通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朝鲜的动机是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而苏联的动机也许是想要在亚洲赢得冷战第一仗，并通过统一朝鲜半岛来平衡美国战略版图中可能崛起的日本。另一种可能是，苏联和朝鲜相信（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在1950年年初曾很不严谨地公开说“南朝鲜”已跌出了美国防御外线），它们的入侵不会受到美国的直接干涉。这一次，由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阻击了苏联和朝鲜的谋划。美国的努力成功地保全了韩国的独立，将“三八线”恢复为有效边界线，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代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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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付出巨大努力的第三个地方是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法国在奠边府附近军事失利后，于1954年撤离这一法属殖民地。不久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武器和顾问。在所有这些投入都失败后，美国派出几十万军队到越南，支援当地政府应对越南北部的暴动以及苏联和外部北越正规军的轮番挑战。说到这些，我并不想辩论其对错成败，而是强调在那个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时代，有一个因素起到了帮助维持当时世界秩序的作用，这就是当看到地方均势格局受到威胁时，这两个国家都愿意采取行动来维持当地的势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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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只是支撑冷战秩序的一种力量，而且还不是最关键的。打造这一秩序的最主要力量是美苏双方都意识到，它们之间的任何直接冲突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而核战争的潜在代价令任何可能的获益都不足一提，甚至“胜利者”这个词都会失去意义，因为没有任何一方能获胜。核武器就这样维持并延续了传统、常规的势力均衡。核武器在欧洲的作用非常明确，北约和华约针锋相对，都规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以率先采用核武器来补充常规武器的不足。对于其他地区，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把使用核武器与可能发生的情形相关联，而是规定双方如果觉得当地利益和情势需要，可以采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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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述不同，但是核武器的作用是一样的，它能抑制当时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因为领导人都清楚，不论相关利益有多大，核战争的代价都高得不成比例，得不偿失。这背后蕴藏的鬼才概念是：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以及第二次打击能力，也就是说，在承受另一方第一次核打击后仍能够给予一定规模的反击，制止（假设还是理性行事）另一方不再先行行动。由于率先使用核武器能带来的优势很小甚至没有，就消除了双方使用它的动力，所以核威慑成为历史上维持秩序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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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澄清的是，这并非因为核武器本身具有这样的效果，而是因为美苏两国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更宽广的双边关系具有这样的影响。核武器和其他技术或武器一样，能够加强或削弱稳定和秩序，影响因素有核武器的数量、部署的地域和方式、防止越权使用的控制机制、透明度、相关政府的性质等。确实，在其他情势下，核武器并没有起到任何稳定的作用，反而大大增加了混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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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这种情形下，外交中一个分支专业——军备控制开始发挥作用。美苏在几十年间相互协商，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最终加强遏制、维持稳定。《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限制双方能够部署武器的数量，并对双方能够拥有多少轰炸机、潜艇、导弹、核弹头等细节进行了规定。这大大增强了彼此的信心，相信对方不会率先动武，而且在毁灭性后果之下对方也无力反击。军备控制还提高了预测的准确程度，这样当一方研制和部署其他武器时，不会引起另一方错误的、认为可能发生“最坏情况的”猜测，避免导致决策失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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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遏制得以加强并不仅仅由于设置了进攻上限，也得益于更加严格的防御限制。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在后来整个冷战期间持续有效。[4]这一协议规定，美苏两国放弃部署一些为了原则上（由于当时以及随后几十年的技术水平，更多是实际上）防御对方、能到达打击目标的导弹系统（无论是从陆地上发射还是从潜艇上发射）。这是“相互保证毁灭”的巅峰成果。有趣的是，这一近乎绝对的防御禁令并不适用于防御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或潜艇（也许是因为它们在常规非核战争中的角色，所以几乎不可能携带核武器）。不管怎样，对导弹防御的限制成为核威慑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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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冷战秩序的另一个因素进一步加强了稳定，这便是协议的监督机制（包括单边机制和协商机制），它提升了尊重协议条款的信心。透明度是其中的关键点，这得益于卫星技术的大幅提高。其他专项协议进一步增强了信心：两个军事大国共同制定规则，将在海上或空中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并避免冲突升级。此外，还引进了专线机制（即美苏热线），双方领导人在危机发生时能够直接联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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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双方的外交关系并不仅局限于军备限制，使领馆也保持正常的外交往来，大使和来访部长都能够直接联系对方政府的最高层。还有一些贸易、文化、旅游往来，而最重要的是两国最高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总之，美国和苏联是大国对手，但是其在对抗中互为约束，并且两国关系中有很多常态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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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常态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部分原因是双方在接近对方时，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在冷战最初几年以及苏联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美国有一些担心苏联会“退回”到共产主义的讨论。“退回”（rollback）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的用语，在很多方面相当于今天的“政权更替”。这一讨论很明智地被打住了，因为它既无实际意义（美国无法扭转），也鲁莽轻率：苏联的领导集体一旦受到威胁，很可能在很多地区、以多种方式发起武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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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采取的行动非常审慎（谈论的时候却不够谨慎）。的确，虽然没有一届美国政府正式接受过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以首先提出这一理念的苏联和苏共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命名），这是苏联主张它拥有使用武力维持其在东欧卫星国地位的“权利”的依据。同时，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反对由苏联支持的匈牙利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在1968年和1970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美国没有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进行干预，没有帮助那些想从苏联支持的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当然，这种谨慎也是因为担心采取干预可能导致与苏联军队的直接冲突，因为当时的推测是，苏联为了保护其切身利益，已经部署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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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美国或苏联忽略了对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两位总统（以及之前的国会）领导下的美国对苏联国内的诸多事宜提出了质疑，包括人权问题，迫使苏联释放高级政治异见者，允许在俄罗斯境内的大多数犹太人移居国外；苏联也经常性地指出美国的不足。但这些努力都是有分寸的，优先考虑的始终是维持核能级或关键区域纷争时的秩序。双方根本上都接受和尊重有关秩序的传统理念，即政府享有在其法律允许范围内管理其社会的主权权利。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遏制政策指出，美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找到方法抵制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势力。他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在试图扩大其影响过程中遭遇足够多的挫败后，可能会成熟起来或者会消失。但是，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希望，而不是政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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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40年间的稳定得益于对当时国际关系的结构设计，即两极格局。一个以两个大国为中心的世界比多中心的世界管理难度更小，具有真正影响的独立行为体和决策者更少。这并不是说英国、法国等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它们很独立。尽管如此，冷战时代的世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的“双寡头”模式，所有变化都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发生。我希望这一点引起充分的注意，因为当今世界已与过去不同，在权力的分布上既不固定也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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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限制是冷战秩序的另一个特点。几十年里，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关于哪些行为可以被允许、哪些不可接受的非正式规则的探讨不断。规则之一要求对彼此的“后院”充分地尊重。很显然，“势力范围”是很有争议的一个词，因为这种范围可能成为一种秩序，或者某种程度上形成新秩序。两个超级大国对于地理位置毗邻对方的国家的事务大多采取克制的行动。例如，前文说到，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来反抗苏联支持的国内政府时，美国并没有武力介入；12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类似事情时，美国也保持了同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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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一直努力在西半球培植共产主义政权，并在古巴和尼加拉瓜取得了成功，苏联拥有资助个人和运动的优势，支持他们反对那些不爱护人民、不得人心的独裁政府。但是，苏联的帮助也仅是如此——只是帮助，常见形式包括提供情报、军事协助、资金支持。在拉丁美洲，苏联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军事干预，因为美国早已通过门罗主义宣称，美国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保护这一美国“后院”的重要利益和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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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核武器没被成功研制出来，很合理的一个推测是冷战不会是“冷”的，可能以很不同的方式演进，因为所有谋略的基础都会大为不同，不少对抗可能已经触发地方武装对峙，甚至扩散到更大的规模、更广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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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冷战时代没有出现过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最危险的一幕也许发生在1962年10月。当时美国发现有迹象表明，苏联派往古巴的人员正在给导弹装备核弹头，而导弹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到达美国。这一举动不符合对另一方近邻必须克制的原则，也是挑战核威慑的行为，尽管这一问题实际上被夸大了。美国方面很坚定地要求拆除所有核弹头，但是在从施压方式（选择海军的“隔离”或禁运禁售，避开“攻击”一词），以及美国悄悄同意从土耳其撤出能够到达苏联的中程导弹的行动中可以看出，美国更加灵活了。肯尼迪政府还公开承诺不会入侵古巴，使苏联退让时保留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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