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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去殖民化被认为是实现秩序的前提，否则，人们担心这些殖民地的冲突会不断发展。这种担忧可以理解，然而历史却出现了悲剧性反讽：结束殖民时代并没有强化秩序，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混乱。当英国在1947年放弃其在南亚的属地时，触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导致这一次大陆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一年后，英国撤出巴勒斯坦时，也发生了同样的分裂，以色列建国并立即遭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法国厌倦了维持印度支那的秩序，1954年承认失败后退出，造成了当地国家的分裂并陷入20年战火的后果。法国于1956年退出突尼斯和摩洛哥，1962年在经历血腥内战之后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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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化过程的转折点也许是1956年埃及民族主义领袖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夺取了苏伊士运河。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入侵埃及，却进一步巩固了纳赛尔的地位，也激怒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因为美国希望将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到同时发生的苏联对匈牙利人民的残酷镇压。英国政府在衰落，担当帝国角色的企图和能力也在萎缩。其他位于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属地大多脱离了英国，在随后的10年间纷纷建立了独立国家。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利时、葡萄牙等欧洲列强在非洲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中东的殖民时代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与冷战竞赛的混合体，令人深感不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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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秩序的另一个维度是政治，但是含义有所不同。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指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各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财产所有权；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及其他更多的权利。诚然，这一宣言没有任何实施条款，而且讽刺的是，很多签署国从签署日起就一直忽略它。但是，该宣言依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因为它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国家并不是唯一拥有权利的主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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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时，全球大多数政府赞成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简称《灭绝种族罪公约》），目标是确保类似犹太人大屠杀的事件永远不再发生，但是《灭绝种族罪公约》在防止机制方面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方法。公约强调，要把任何实施执行种族灭绝的人绳之以法。从理论上说，惩罚的确定性会让个人和政府避免首先采取种族灭绝的做法。尽管如此，又过了50年之后，到1988年国际刑事法庭才正式成立，开始审判被指控犯有灭绝种族罪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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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秩序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法律维度。在某种意义上，上文所提到的秩序的每一个维度都有法律层面，但这里的法律维度是指明确的法律秩序，由促进商业、旅行、沟通以及其他个体、公司或国家之间日常互动形式的规则和流程组成。此外，还包括旨在促进外交的规范，涵括政府的义务，向外国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提供保护，以及承认政府，签订延续条约和其他形式国际协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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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秩序有什么特点呢？全球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增长。1950—1990年，世界经济增长了5倍。贸易量增长更快，从1950年约1250亿美元增长到40年后的7万亿美元。在发展方面，虽然全球人口在这些年里翻了一番，从25亿增加到50多亿，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绝对人数（约13亿）基本没有变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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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成就并非因为全球机制，我也不是在给这个机制打高分。很多成绩得益于国家经济政策。例如，世界银行对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贸易制度（关贸总协定）成功降低了关税和其他制造业的贸易壁垒，这些都值得称道，但是在促进农业服务贸易、解决政府补贴方面却建树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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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秩序有其自身缺陷。既有制度一方面不能应对美国造成的长期赤字问题，另一方面难以抗衡日本等出口导向型国家所持有的长期盈余（形成巨大的美元存储）。这一现实甚至迫使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相互的可兑换性，因为美国不可能任由其他国家大量持有美元。在美元作为事实上的全球货币和美国国家货币之间存在着冲突。当美国因为国内原因（即加速或加快国内经济增长）而出台新政策时，总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并没有权力、应对机制或资源来对其成员国施加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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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反映并促进了对人权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许多方面，它是其他努力和措施的先导，保护个人免受政府行动的伤害，并约束政府和代表政府行动的个人。但是不难看出，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国际共识，也缺乏执行机制。《灭绝种族罪公约》大体也是如此，没有能够阻止柬埔寨发生的种族灭绝，那里的红色高棉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屠杀了150万至200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直到30年后才审判了那些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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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多数支持联合国的国家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联合国没能实现那些从一开始就不切实际的希望。美苏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分歧，联合国无法提供管理冷战的机制。安理会和其他机构一样，成为冷战时代的竞技场，两个超级大国竞相选择用它作为自己赢得世界舆论的舞台。然而，联合国依然功不可没、不可或缺，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方式，也提供了一个幕后场所，外交家们能够远离相机闪光灯，坐下来商谈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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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在结束冷战的努力中开始改变。安理会在协调国际社会回应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成绩所凸显的不仅是冷战逐渐式微，也是仅有的可以达成共识的少数问题之一——联合国成员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地位不容侵犯，这是世界秩序传统理念与方法的基石。尽管人们对此已有共同理解，但是安理会只是反映出这一共识，并没有促成这一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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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也没有大力推进“二战”后秩序。去殖民化的过程乱作一团，往往取决于殖民地的国内政治情势或剧烈争斗的结果，或两者兼有。在其他方面，正如1990年科威特危机的情况一样，联合国只有在达成共识后才开始起作用，而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表现出促成、打造国际协议的能力。在这方面，联合国表现出其本身空洞且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除了在早期1950年6月授权国际社会对朝鲜战争做出反应之外，联合国大多没能参与并影响有关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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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核不扩散条约》也显示出参差不一的记录。评价往往取决于期望。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曾预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上可能会增加一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2]幸运的是，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但在最初的30年里，《核不扩散条约》并没有能够阻止新增4个核国家：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化学武器更加普遍，而且和核武器不同的是，它已经在一些冲突中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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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杂着有为与无序的历史，大部分原因在于《核不扩散条约》本身的局限性。第一，条约没有要求所有国家签署该条约。第二，条约明确指出，条约中任何内容都不意味着要阻碍成员国开发或进口用于和平目标的生产核能所需的物品。而不幸的是，生产核武器所需的许多物品都可以在生产核能的幌子下开发或购得。第三，整个检查过程都需要以合作为基础，这是一份君子协议，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政府的领导人完全不是君子，他们随时可能说谎或隐瞒相关活动。第四，条约中没有约定对违犯国家进行怎样的处罚或制裁。第五，缔约国可以选择提前三个月给出通知后退出该条约。总之，只有缔约的主权实体确定符合其自身利益时，才会遵守不扩散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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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化学武器的记录也一样。对于生物武器，很难、有时甚至完全不可能确定有关国家是否遵守禁令。查证核实一直是一个难题。例如伊拉克虽然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国，但是在萨达姆的领导下已经将生物武器发展到一定程度，却多年未被发现。在化学武器方面，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比生物武器更大。化学武器不难制造，只需要低水平制造业的基本知识就可以进行，也更容易隐藏。如前所述，禁止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全球公约直到1997年才生效；更重要的是，化学武器曾被多次使用（20世纪60年代埃及对也门使用，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对伊朗使用，2013年叙利亚使用），而这些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并没有遭受任何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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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时代的成功典范之一是欧洲。这个太多毁灭性历史事件的核心地，终于迎来了几个世纪中最和平和成功的几十年。冷战时代权力平衡和核威慑所带来的稳定局面是一部分原因，更多原因是西欧经济快速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歇尔计划），德国成功民主化，整个欧洲建设取得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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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所取得的成绩与欧洲相比，更为杂乱不一。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原因是，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地的区域性机构没有足够多的成员国，很少（或彻底没有）达成共识，缺乏能力。这些缺陷有时相互重叠，因此几乎是无济于事。亚洲在冷战时代爆发了两次主要冲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越战发生在冷战竞争隐性规则还未完全形成之前，既可视为维持秩序的失败，也可看作成功抑制了竞争。苏联和中国对越南给予了间接支持，美国实施了相对局部、小范围的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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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了几次规模有限的冲突，巴基斯坦东部的危机（印度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孟加拉国独立，到1989年才结束的阿富汗冲突加快了苏联的解体。中东在各方面都是冲突最频繁、暴力程度最高的地区。中东之所以一再发生冲突，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裂痕，这包括1948年以色列独立建国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67年的六日战争，1973年的十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以及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陷入直接冲突的暴动。中东其他地区也冲突不断，包括黎巴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内战，以及伊朗、伊拉克之间持续8年、到1988年才结束的两伊战争。拉丁美洲和非洲也经历了冲突，几乎都发生在一个国家境内（各种内战），或者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武装团体与干涉他国的另一个武装组织之间。所幸，这两个大洲都没有发生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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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化在许多方面都很独特，而且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基本完成了。遗憾的是，这一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稳定秩序为名的进程反而导致了不少截然相反的结果。所以，推动殖民地独立或许避免了一系列混乱，但也很快发生了另一系列的混乱，其中有不少混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事实证明，民族自决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因为许多国家还没有做好进行自我治理的准备，其中又有不少国家卷入与邻国的争端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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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在政治利益最小的领域里发挥的影响最大，相应地，在利益最大的领域里，影响降至最小。国际法的作用在于促进国际体系的运作，但是其优先度低于各国政府认为是其国家利益的事项。国际法庭在技术领域开展工作，大多数都不属于外交层面，在涉及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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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二战”后秩序是基于大家熟悉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方法，国家主权是其核心的主体部分，是去殖民化的动因，也是联合国的理念和架构成因。有一些包括人权领域在内的例外情况，但这些例外中，书面形式多于事实。在许多方面，更明显的例外是欧洲超国家机构的兴起，这反映出其成员国愿意将一些自治和权力转让给区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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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冷战秩序的钳制模式和自律消失后，“二战”后秩序，即世界秩序1.0，仅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国际体系结构。同样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并未做好迎接和应对随后到来的权力分散、非国家行为体涌现，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的准备。在什么是合法的秩序、世界格局的构成及其创建和维持所需的机制等问题，几乎没有什么设想，更没有达成一致。这就需要一种新方法——世界秩序2.0。冷战就这样结束了，好像潮水退去留下空空的海滩一般，而这个世界只想在历史长卷中获得一个喘气的间隙，却几乎完全暴露在即将来临的挑战面前，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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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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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e Benn Steil,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John Maynard Keynes,Harry Dexter White,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Order(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Harold Jam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Since Bretton Wood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and Barry Eichengreen,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2nd ed.(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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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June26,1945,chap.6,art.33,and chap.7,art.42,respectively,http://www.un.org/en/charterunited-nation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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