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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天面临的风险更大了，因为有报告说叙利亚政府可能对反对派部队使用化学武器。奥巴马总统公开宣布，如果巴沙尔政府这样做，就是跨越了一条“红线”，会大大改变美国军事干预计划。[8]大约一年后，在2013年8月，叙利亚政府真的做了这件事：使用沙林毒气杀害了大马士革附近约1500名平民。人们热切期待美国直接干预，而美国实际上只是当初做了一个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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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打消行动的决心始于英国议会于8月29日拒绝授权首相戴维·卡梅伦政府加入多国联合空袭，空袭是为了摧毁化学武器目标和对叙利亚政府来说具有政治或军事价值的目标。在那一刻，奥巴马总统明显地开始重新考虑他那句如果叙利亚越过使用化学武器这条“红线”，会发生怎样的警告。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些疑惑反映了奥巴马自己的疑虑：有限地使用武力会引发什么？施压也许效果更好，而且使用武力会打乱美国政府减少军事介入大中东地区的主要战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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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插叙一段与此相关的奇事。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决定不使用军事打击之前的那个晚上，我正在参加一场婚礼，并接到了一个来自被媒体称为政府高级官员的电话。这位官员想知道我对总统不采取军事行动，而是要求国会授权采取行动的想法怎么看。我回答说，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可怕的决定，因为这会引发该地区的诸多问题以及其他疑问，不仅事关美国的可靠性，而且等同于授权给巴沙尔政权，削弱叙利亚反对派的士气。我还提出，总统没有必要从国会获得额外的授权，因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涉及有限使用军事力量时，执行人（总统）享有很大的自由。我确信，国会绝不会提供这样的授权，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都反对美国再次军事介入中东地区，而一些共和党人会对支持总统所要做的任何事情做出反射性反对（当然，有一些反对意见反映了一种担心，即使用武力只是象征性的）。美国最不应该向外界发出信号，让外界看到它内部的分歧，最后不再信任美国所说的话和所做出的承诺。那位高级官员感谢我给出的意见，但没有告诉我当时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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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被问到的问题很快变成了美国的政策：在几个小时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在下令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采取军事报复之前会与国会协商。[9]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和俄罗斯同意共同致力于说服叙利亚，承诺叙利亚如果同意放弃所有剩余的化学武器，就可以免于被攻击。[10]相当于美国国务卿的一位俄政府官员落实了这一工作，几个星期内，叙利亚同意与联合国合作，销毁它所有的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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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同意放弃其化学武器是一大进步，但是并不能抵消美国没有践行对巴沙尔政权的警告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任何反向提议都是一场政治博弈，或是令人困惑的（后者更糟糕）。[11]确实，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如果美国落实了警告，之后会发生什么。毕竟，战争总是有各种意外，很多事情会取决于美国的实际行动。一个象征性的小型攻击，例如针对某个目标发射几枚巡航导弹，取得的战果固然有限，但对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进行连续几天、综合航空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战略打击，能够提升叙利亚反对派的士气，扭转军事形势，更有利于反对派。这样的打击属于惩戒性打击，在达到惩罚目的后，美国及其欧洲伙伴能够扮演裁决者的角色。另一种方法是采取压迫性军事打击，直到叙利亚政府放弃化学武器。这样的空袭还可能引发叙利亚政权内部的新变动，削弱巴沙尔的地位，甚至最后推翻他。军事打击一定能够强化规范：任何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会受到惩罚。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奥巴马总统设定了不能使用化学武器的这条“红线”是正确的，但是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对逾越这条“红线”的行为切实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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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明确知道的是美国决定不采取行动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沙特阿拉伯本就不满于美国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埃及的穆巴拉克，貌似已做出要更少听从华盛顿的建议、行动更独立的决定。在2015年入侵也门以及在叙利亚采取行动等一系列决定都证明了其决心。我从一次私人交谈中得知，美国的言行不一令其远在亚洲的盟国和友好国家的高级官员都感到惊慌。在叙利亚，美国的决定丧失了一次削弱巴沙尔政权的机会，后来，叙利亚反对派中隶属于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国”等激进团体也强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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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多次强调不作为的潜在成本和代价。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犹太教赎罪日。在赎罪日这一天，参加集会的每个成员都会吟诵祷告词不下10遍，请求主原谅他在即将结束的这一年里的罪过。大约有40项罪过，包括不当的想法、言行等，而最后一条罪过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是“困惑迷惘的心”，指需要采取行动却不作为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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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总统曾经警告说：“一个行动会有风险和代价，但是远远低于由舒适的不作为所造成的长期风险和成本。”[12]其中的教训之一是，并不是采取行动就一定正确，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肯定是不正确的。在导致结果形成方面，行动与否具有完全一样的影响力，所以必须以同样严谨的态度去评估。在我过去的经历中，很少做这种评估。另一个更重要的教训是，每一个行动方案即使经过细细考量，仍会有瑕疵。“分析会导致瘫痪”这句老话也许能解释这一现象。有瑕疵的方案并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好，所有不现实的企望都会落空。红葡萄酒放置越久会越浓，但不完善的政策很少能这样，默认偏差会变成现实。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正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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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两年中（2014年和2015年），叙利亚内战不断加剧。与许多内战一样，这场内战也受到外界严重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事实上，叙利亚成为逊尼派与什叶派、沙特与伊朗争锋对峙的主要场所之一，这两大较量形成了中东地区的主要特征。伊朗不仅向叙利亚政府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其革命卫队（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Hezbollah）部队与叙利亚政府军并肩作战，捍卫叙利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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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局势中不乏大国参与。俄罗斯从2015年后期开始直接干预叙利亚局势，实施了大规模空袭，旨在支持巴沙尔政权。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巴沙尔政权迅速崩溃，他所做的准备还不足以为“伊斯兰国”在大马士革建立伊斯兰政权铺平道路，而那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俄罗斯的策略看上去很成功，但是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削减了美国及其前合作伙伴（如沙特阿拉伯）所支持团体的力量，而没有削弱“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政策似乎想要表明他仍然是一个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大国。另一种可能是俄罗斯在那里设有军事基地，支持这个长期的盟友也符合其利益。还有一种可能是，俄罗斯领导人希望他们在叙利亚的行动（大体上可以减少难民流向欧洲）能够赢得世界对俄罗斯的支持，并希望借此降低或撤销由于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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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参与很有限，目标似乎是既要避免重大的军事投入，又要达到某种特定的效果。大约20多年前我写了一本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书——《不情愿的警察》（The Reluctant Sheriff：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14]当时我用这个短语比喻克林顿时期的外交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个描述更符合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可否认，杀死本·拉登的突袭行动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但那只是一个例外，任务性质很有限。更多时候，奥巴马在考虑采用或延续大规模或长时间的军事干预时，表现得很谨慎。因此，即使叙利亚局势恶化，美国的政策也没有针对性地改变。美国轰炸了一些“伊斯兰国”阵地，但没有进行地面作战。美国反对为叙利亚平民设置人道主义援助区或安全区，因为这需要美国或另一个国家（如土耳其）投入大量空中力量和地面部队。美国曾付出好几年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希望从零开始打造一个“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却毫无成果，到2015年彻底否决了这一策略。直到2016年，一个更有希望的策略出现了：武装当地的库尔德人和逊尼派集团，并部署少量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与他们一起作战。但是，美国再次退却，选择向逊尼派提供更具攻击性的武器（如地对空导弹），以免与俄罗斯发生对峙的风险，因为当时俄罗斯的飞机已经在巡航，并做好了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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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2016年年初，叙利亚的地面局势形成一种动态的僵局。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趋于稳定；“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控制的地盘虽然在缩小，但还相当大；库尔德人控制着北部紧邻土耳其边界的狭长地带；其他逊尼派团体控制着几小块领土。最大的输家是叙利亚人民，数十万人丧失了生命，1000多万人失去了家园、流离失所，或者变成了国际难民。此外，邻国和欧洲承担了难民压力，美国因为叙利亚而声誉和地位受损，无一不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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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末，出现一些通过外交手段促成叙利亚和平的信号和可能。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提出一些叙利亚和平协议的原则，[15]美国和俄罗斯还发表了一些要求当地“停止敌对行动”的公告。[16]但是，夸大这些行动的意义显然是错误的。经验法则告诉我们，外交和谈判往往只是反映出当时的现实，而不能改变现实。安理会的决议很符合这一特点，没有提及叙利亚领导人退位，而这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许多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诉求。也没有证据表明，支持叙利亚政权的俄罗斯和伊朗准备要签署任何巴沙尔离任的时间表。此外，反对派诸多团体之间缺少起码的团结。当然，决议也没有提到控制着叙利亚部分领土的“伊斯兰国”、附属于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等极端主义团体。在此期间，战火依然在这个国家许多地方燃烧，叙利亚平民继续付出惨痛的代价，叙利亚实际上被瓜分为分别由政府和几个组织控制的地带或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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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区域的动乱局势。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也门在一系列抗议、武装攻击和区域外交活动之后，于2012年年初迎来了由前副总统领导的新政府，但是深受胡塞武装组织（属于什叶派的叛乱组织）和基地组织之害，政府的权威和国家的稳定被削弱。到2015年年底，这个由逊尼派主导的政府是否能够幸存也成了问题。这时，沙特阿拉伯开始空袭胡塞武装部队（在利雅得政府看来，由伊朗代理更合适）。内战、代理人战争和区域战争同时在这个国家展开，也门因此进入了中东地区付出巨大人道主义代价之国的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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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源价格下降、王室继承上的暗斗，沙特的国力已经下降，这时候沙特分身干预叙利亚，可谓代价不菲，更加分散精力。沙特外交大臣将这一干预称为必打之仗，其实，这是一场典型的无须之战。[17]沙特阿拉伯可以选择更温和、更符合其有限军力和财政的方案来保护自己，而干预的最终结果是，沙特阿拉伯这个表面上拥有伊斯兰教圣城和圣殿的“伊斯兰国家”，更加受制于“伊斯兰国”，而这可能为沙特大量精通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年轻人带来一场变革，他们得不到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被无所不在的腐败剥夺了很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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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国家值得探讨：伊拉克。那里的动乱并非“阿拉伯之春”的结果。相反，在“阿拉伯之春”出现之前的几年，伊拉克就发生了几起关键性事件。2005年和2006年，伊拉克境内局势每况愈下，美国大多数外交政策都支持减少其对这一地区的无谓干预。[18]然而，从2007年年初开始，乔治·沃克·布什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新方法，试图为位于最西部、主要是伊拉克逊尼派的居民提供保障。这个政策有两个方面：为所选的逊尼派部落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也被称为逊尼派觉醒，Sunni Awakening），并增派（常被描述为激增）约三万名美国士兵。这一努力基本上成功了，到2008年年底，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已经被迫采取防御之势，不少地方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定的稳定。[19]布什总统最后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行动是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签署了一份驻军协议，双方同意美国所有作战部队在2011年年底前撤出伊拉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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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2009年1月入主白宫后很快宣布并开始实施这一缩编计划。[21]然而事态很快显示出，如果没有美国持续的军队支持，伊拉克将缺乏维持秩序的政治凝聚力和军事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做出了两项致命的决定：第一，美国继续执行既定的撤军计划，而不是寻求方法重新谈判“部队地位协定”的条款，在伊拉克保留一定数目的美军。第二，美国将政治支持给予了当时的总理马拉基，而他在2010年的选举中没有获得多数支持，而且他是一个狭隘的宗派主义者，将个人偏袒的什叶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22]正是在这种政治暗斗和宗派暴力加剧的背景之下，基地组织在伊拉克重新得势，并扩展到叙利亚，而且在此过程中演变成“伊斯兰国”。到2014年，美国不得不再次轰炸伊拉克的一些目标，派出约3500名美军协助伊政府部队对抗“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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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中心议题不是详细评估与伊拉克有关的决定和事件。关于伊拉克，我已经专门写了一本书，本书并非第二部关于伊拉克的专著。我要表明的是，美国政策的主要错误是2003年发动战争以及随后撤军的决定，美国还颁发了太多与曾经的执政党有关的禁令。2007年和2008年美国增派部队、支持逊尼派觉醒，提供了第二次稳定伊拉克的机会，但是之前过早撤离全部美军，已经削弱了美国对当地安全或政治的影响。几年后，美国没有和伊拉克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获得伊拉克议会批准授予的完全豁免，就派遣3000多名美国士兵重返伊拉克。按照这一做法，我相信早先也一定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让美军在2011年后继续驻守伊拉克。话虽如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美国加强干预就能够把伊拉克人从他们的内战和漏洞百出的政治文化中解救出来。的确，正是这一点加深了对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否明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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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复杂的现实、美国的干预或过度或不足（有时采取行动，有时却不作为），这些情况相互叠加，使得中东成为全球最不稳定的区域。我在前文提到，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首先不要伤害。我想到另一个医学类比。如果把中东比作患有各种危及生命疾病的一个病人，在治疗时医务人员不能忽略病人糟糕的身体条件。有一个医学术语用来描述由治疗引发的疾病：医源性疾病。今天的中东局势既源于其本身状况不好，也被外来外交政策的行动和不作为进一步恶化。“医源性失序”不是描述外交政策的艺术性术语，但是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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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考虑当代中东局势时，想到历史上能够类比的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当时各个国家的部队和外国军队在领土内外的政治和宗教战争严重削弱了欧洲，这种争斗往往只有在几种情况下才能结束：一个主角获胜，外部强加一种秩序；或者所有当事方都精疲力竭（这好像釜底抽薪）。其中并没有妥协这一项。如今，招募、美元、武器、代理人、民兵和愿意打仗比比皆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将重点分析在中东和其他区域可以做什么。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点，是为了强调，在冷战结束了1/4个世纪之后，从美国领导、国际支持下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开始算起又过了25年，中东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不稳定，成为中东和整个世界可怕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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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25年里美国的中东政策，我想最后再提一点：如何制定外交政策非常重要。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政府期间出台的政策大多很有效，这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一套极其缜密、相对正式的国家安全决策过程。布什总统的顶层幕僚不仅与他关系融洽、各负其责、相互熟悉、欣然倾听不同意见，而且都经验丰富、有独立的立场。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各部门和机构的影响之间也平衡得很好。在这些特点中，有一些被克林顿政府继承。但令人遗憾的是，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期内的决策过程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例如，没有结构化会议来审查诸如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而且，对战争后果规划的监督也很不到位。到奥巴马政府时，政策制定流程可以说更加退步，随意性已经司空见惯，最恶劣的例子莫过于决定不履行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警告。白宫的雇员规模、功能和影响都过大。虽然决策不是万能药，但是可以保护总统，因为总统往往选择令他们感到舒适的——而不是他们需要的——决策过程和工作人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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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内，亚太地区与中东差不多，保持了不同寻常的稳定。我用“不同寻常”一词意思很明确，因为毫无理由认为亚太地区真的稳定。首先，这一区域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不少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时甚至更早。简要列来，包括中印边境、日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中日东海岛屿，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其他相关国家的领土、领空和领海空间之争。此外，朝鲜半岛仍然被“三八线”分为两半，在朝鲜战争结束70多年后，还没能够缔结一份正式的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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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稳定却不同寻常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在巨大的变化和推动力下，得以保持不变。在这25年里，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举世瞩目，国家和人均经济产出增长幅度都超过300％，而且，虽然经济转型成功，国家军费大幅增长，但亚太地区仍然保持稳定，这很“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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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令人愉悦和惊喜地稳定的第三个特点是区域性架构不足。亚洲大陆完全不同于冷战时代以及当今的欧洲。第一眼看去，这里的区域协议都是字母组合，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多边的区域框架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互动，而不是为了防止军备竞赛或防止、限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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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为什么能保持相对稳定？第一个原因是经济。亚太地区许多政府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与邻国进行贸易，而且资源不被用于备战和作战。这种高度的经济交往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构成一种集体壁垒，共同抵制任何会破坏有利局势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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