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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结构。在中东地区，人们忠诚于宗教或部落，不少边界并没有太深的历史渊源。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有很强的国家认同和强大的政府，中国、日本、韩国都拥有令它们骄傲的悠久历史传统，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和语言同质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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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维护该地区稳定的第三个原因。美国虽然在1975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越南，但是更广义地说，美国并没有离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相反，它在这里保持了广泛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并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结盟。这种密切关系和实际存在的组合既可以遏制潜在的冒险家或侵略者，也降低了各国单独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安全的压力和诱惑。过多的压力或动力可能会导致冲突更频繁、常规军队增加，以致核扩散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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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美国的亚洲政策很完美。恰恰相反，美国在过去25年里的国家安全政策一直有地区偏颇之失，形成战略决策失真。事实上，过去1/4个世纪里，美国的外交关注和军事努力很少投入到亚太地区，大多都集中在大中东地区，包括在两次伊拉克战争、拖沓漫长的阿富汗冲突、努力促进巴以和平、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应对“阿拉伯之春”的后果。而美国付出这些努力后的结果是，朋友和敌人都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美国不再把中东视为优先地区。这种感觉被中国进一步强化。中国与美国形成了对比，在区域经济组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军事活动的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南部和东部海域的空域和岛屿地区标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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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举动，美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早期，政府推出“枢纽亚洲”（后来改为“亚洲再平衡”）的亚洲政策，这一姿态意味着过度强调中东地区的时期已经结束。[24]“枢纽亚洲”是个合理的概念，但是其实施却加剧了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传统盟友的不安，而且未必能让亚洲的盟友安心。此外，借用伍迪·艾伦那句“80％的生活是要到场”来比喻，外交政策80％的工作是跟进。美国在这方面的言行并不一致。原定的总统高级别亚洲访问被取消，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内，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没有将亚洲列为优先区域，海军和空军的增派工作进展缓慢，而最终的出现形式是定期在空中和海上挑战中国的诉求。最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完成了亚太地区贸易协议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25]但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该协定的命运不能确定，因此这一成就的积极影响被稀释淡化。在亚太地区内部动力与前后矛盾的美国政策作用下，最终这一地区处于一种长期不确定状态：表面稳定，但未来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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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重要的关系出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它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的排名互换，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两国关系摩擦的根源是历史原因，尤其是“二战”之前以及“二战”期间两国交战时，日本强占中国领土，残忍杀害中国平民。日本政客的各种言论在一定程度上稍微平缓了中国的痛苦情绪，但这种效果又被日本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所削弱。双方各自增加军备，加剧了紧张关系。[26]中日多次紧张局势都是有关竞相声明拥有东海的渔场、海洋资源以及争议颇多的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27]双方发生过几起事件，但都没有升级，虽然双方缺乏专用的“热线”，也没有实施增强彼此间信任的措施。事态得以控制是因为两个因素：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各自的能力都不可小觑，加上有美日同盟，所以不能确定军事对抗会如何发展。自冷战结束以后，中日双边贸易增加了10倍，将两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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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在地理上与东亚相对较近，但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却很遥远。它由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组成，都成立于1947年，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斥着摩擦，还经常升级到暴力的程度。事实上，在许多印度人看来，巴基斯坦的存在是对印度的公然冒犯，他们不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伊斯兰国家，因为印度本身有不少穆斯林，他们大多和当地民众相对融洽。双方之间爆发了1965年和1971年两次克什米尔战争。前文提到，两国都拥有了核武器：印度制衡中国，巴基斯坦迫使印度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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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时，人们或许期待印巴关系进入改善的时代，因为印度往往与苏联结盟，而巴基斯坦与美国、中国或分别或同时结盟。但事实上，冷战结束后这两个南亚主角基本上都无所凭依，不得不自己决断。确实，当这两个宿敌在1990年春天几乎要开战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欧洲之事上，几个月后，又转而关注科威特和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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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正常交往。一个事实有力地支撑了这一现实：即使在冷战的巅峰，美苏之间也有很多外交、经济和文化交流，而这两个南亚国家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互动次数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美苏最差时的数量。印巴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相互依存，战争对它们来说成本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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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南亚的情形脆弱而危险，印巴关系仍然十分脆弱。巴基斯坦在政治意义上是一个弱国，却是一个核大国。当选的平民政府只是名义上领导国家，真正的权力掌控在领导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军官手中。巴基斯坦的软弱还表现在政府不能有效管控恐怖组织，而掌权派可能不愿意管控他们，因为察觉到他们在巴基斯坦与印度、阿富汗的摩擦中能发挥作用。确实，正是因为位于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在2001年和2008年采取恐怖行动，南亚再次被拖入战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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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美国的政策是微妙地平衡。美国尽力防止两国陷入战争，经常鼓励双方开展正常交往，制定战争可能爆发时的紧急外交行动机制。（1990年5月，我参与了一次这样的紧急斡旋，与当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鲍勃·盖茨一起访问这两个国家。这是一次成功的努力，在双方处于开战边缘时，及时终止了这一趋势。）美国还寻求与印度建立更深、更广泛的关系，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印度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战略潜力。双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显著增加，2005年，两国关系出现关键性突破：美国和印度首次宣布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几年后，两国正式签署了这份协议，结束了由印度核计划引发的美国对印度的制裁以及所产生的其他分歧。[29]包括奥巴马总统两次访印在内的高层会晤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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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更难取得进展。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华盛顿一直不愿接受这一现实）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向阿富汗塔利班提供庇护和支持，容忍和直接支持恐怖主义，破坏阿富汗的稳定。令事态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很难让巴基斯坦的当选领导人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不负责政策事宜。更严重的问题是巴基斯坦非常羸弱：制裁等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打破这个拥有巨大核武库和成千上万恐怖分子的国家的稳定。处理敌对关系也许棘手，但往往相对更直接，有一套常用方法，包括谈判、制裁和使用武力。与之相比，管理与合作伙伴和朋友关系中的分歧更加复杂，因为并不清楚应该使用什么方法、如何使用。这在美国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中都有充分体现。此外，更加复杂的是处理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不牢固的友国关系，因为换一种方法很可能会更糟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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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另一个值得讨论的国家是阿富汗。2002年驱逐塔利班政权之后，美国帮助阿富汗建立了新的国家政府，但这一进展并没有能够让阿富汗的和平改善趋于正常。阿富汗内战继续进行，塔利班余部得到邻国巴基斯坦的庇护和支持。作为联合国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把派遣部队增加到约2.5万人，但始终没有出台解决之策。部队数量远超有限反恐任务所需，但是还不足以让这个国家安定、强大、自主。美国无意帮助建构阿富汗，因为这不同于伊拉克，成功建构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即使成功（如果以某种方式实现），其影响也只限于这一个国家，不能触发其他国家发生类似的变化。有趣的是，这很像1989年苏联撤军后影响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思路，而正是当时的立场促成了塔利班首次掌权执政。这是我的第一手经验，因为这两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都参与了，而两次都不能算作成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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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时，阿富汗的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与前任总统一样，奥巴马也陷入了各种优先事项的权衡取舍之中：不希望阿富汗退回到“9·11”事件之前的状态，同时想兑现让美国士兵回家的承诺。于是，2009年12月宣布了一项决定：将美国驻军增加约50％（增加到10万人），但在18个月后开始减少驻军。[32]这种基于时限（本质上是武断的）而不是当地实际情况的决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所宣布的撤军时间表以及对士兵实际能做什么的限制可能和稳定阿富汗的目标相冲突，它表明美国缺乏承担精神，削弱了美国对后来事件的主导能力。到2015年下半年，虽然美国宣布推迟美军完全撤出、在阿富汗保持数千名驻军，但是这个决定来得太晚了，而且数千名驻军的数量太少。[33]结果，2016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约20％的国土，“伊斯兰国”也在此抢占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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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演变有明显的不同。“二战”后的欧洲历史与前几个世纪这个大陆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相比，有很大的突破。这与冷战的结构和约束有很大关系，但在某种意义上，根本原因是西欧和欧盟的成功。这一创举不仅创造了一个匹敌美国规模的经济体，而且有助于西欧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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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许多欧洲政府面临的问题是：理想的一体化应该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令各国民众愿意接受、又在政治上可行？总体上有两个愿景的争辩。第一个远景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这意味着整个欧洲的权威逐渐从各国首都转移到布鲁塞尔以及被授权的超国家权威，即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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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向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最重大的成果是在1992年年初欧共体12个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这成为后来成立欧盟的基础。[34]欧共体和欧盟之间的一个区别是，欧盟在继承欧共体的经济和其他遗产之外，还新加入了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这一“支柱性”层面。10年后，欧盟从北约接手巴尔干部分地区的维和任务。在经济方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引入中央银行体系和共同货币的想法，而所有这些构想在10年后都一一实现。到1993年，一个整体的欧盟市场诞生，确保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能够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多年前，申根地区（以该谈判所在的卢森堡城市为名）成立，实质上为人们在这些国家之间流动和使用护照消除了国界的限制。在一体化方面，欧盟越来越深化且越来越广泛，从1995年的15个国家扩大到10年后的25个，如今已有28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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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并没有带来许多人忧虑的后果，比如成员国会丧失国家认同和主权权威，受庞大官僚机构的统治。第二个愿景“联合欧洲”正是要避免这种忧虑。在这一方案里，国家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平衡更加偏向前者。2005年，一些国家拒绝接受欧洲新宪法，因为它将更多权力从各国政府转移到在很多人看来不近人情、不负责任的布鲁塞尔。针对反馈意见，出台了《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于2009年生效，替代了先前的欧洲新宪法，解决了部分所关注的问题（没能解决全部），加强了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的作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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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过去10年间，欧洲所发生的很多事情越来越偏离愿景。在历届软弱领导人的主导下，欧盟的影响日渐式微。很多政府不愿意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防御，对已经投放的资源也不愿意充分利用。与消极投入欧盟形成对比的是，各国政府保持对自己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控制，在情报和执法领域的协调也是各自为政。欧洲的经常性场景是：整体小于各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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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真正的结构性改革，经济问题丛生。欧元区19个国家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与财政（税收和支出）政策过去和现在一直由各国政府决定的事实不匹配，造成经济长期低增长和诸多问题。人口方面的挑战包括老龄化（工作年龄人数与因年龄太小或太老而无法工作人数的比例也不断恶化），而如何吸纳和化解从叙利亚和中东涌入的难民也增加了各国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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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欧洲趋势可能引发多个急剧性后果。“左翼”和右翼中的民族主义政党在数量和力量上都有所增加，造成的后果是：欧洲并不是在集权式“欧洲合众国”和分权式“联合欧洲”之间选择，而是在分权式联合欧洲和更加分散、以国家为主体的欧洲之间选择。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欧盟的支持意愿大降，而近年来地缘政治的回归令事态进一步雪上加霜，这也构成了欧洲的另一个难题。我不是指与南斯拉夫分裂有关的问题，此类问题大多只是这一难题的产物，不会更持久；我也不是指恐怖主义，虽然欧洲的恐怖活动也增加了。最具相关性的是俄罗斯征服克里米亚，公然干涉乌克兰东部，并且形成对几个邻近小国的潜在威胁。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欧洲从全球联合度最高、最稳定的地区和最接近“历史终结”的理想局势蜕化成一个高风险的地区，可怕的历史似乎有重现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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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里，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基本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值得褒扬。其原因与冷战结束关系不大，因为这一区域不是东西方角力的主要场所，所以是明显的几个例外之一。真正的动因来自该地区自身的变化。一些国家成功地从权威主义转变为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日益壮大。智利和墨西哥尤为突出。哥伦比亚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击败了一次大型游击队运动，到2016年年初，游击队在军事上被打败，准备接受和平条件。巴西帮助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取得了重大进步。拉丁美洲的区域经济增幅超过400％。阿根廷在多年暴政之后，到2015年年底开始出现转机。即使古巴这样抵制市场经济的国家，看起来也比以前更开放——冷战结束后，它失去了长期庇护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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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并非没有自己的挑战和问题。委内瑞拉的专制统治已有十多年，经济过度依赖石油；中美洲的犯罪、毒品和政府软弱腐败造成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墨西哥同样面临毒品、犯罪、司法制度不良、不平等以及中央政府无力实现全国秩序等挑战；巴西深受地方腐败、政府机构臃肿、债务沉重和经济萎缩压力之苦。但是，令人震惊的是，整个拉美地区都缺乏绝对和相对地缘政治，很少花费用在对外作战上，而维持内部安全的花费更多。这里没有核扩散的威胁：阿根廷和巴西早就放弃了核计划，《特拉特洛尔科条约》（Treaty of Tlatelolco）禁止该区域拥有核武器。[36]有争议的边界很少，国家之间冲突的威胁也小。这一有利局面源于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拉丁美洲的区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都不强硬，在采取行动前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结果往往是不行动。这一地区确实面临着问题和挑战，但几乎都无外乎政府功能、经济和国家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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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50多个国家，和拉丁美洲、中东地区有共同点，许多非洲国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南非和平结束了种族隔离，是一大成就，尽管后来不少事态的发展令人失望；卢旺达人在经历巨大的国家灾难之后再次汇聚到一起，是一个正面的典型；博茨瓦纳、佛得角、肯尼亚、纳米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国家在治理措施和经济竞争力上成绩较突出。非洲总体经济增长约500％，当然，这一数字也反映出经济的低起点和大宗商品的扭曲效应，还掩盖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巨大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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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丁美洲一样，非洲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政治治理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腐败很普遍，但总体没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在这里取得了一些经济进展，但也了解外国在此能够达到的上限；很少有强国威胁弱势邻国独立性的情况；最紧迫的挑战大多来自国内，而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没有核扩散的威胁。对秩序的威胁主要来自少数群体的分裂活动、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压制、部落和宗教冲突、难民流动和恐怖组织。我并不是在为非洲发生的多次长期内战、种族灭绝和镇压等问题裹上一层糖衣，而是说大部分非洲大陆都不是大国竞争或传统战争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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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ahmoud Abdel-Fadil,et al.,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09),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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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32406e+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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