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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依赖于尊重国家主权的方法并不足以维持秩序。只谈国家权利和特权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够,甚至还很危险。全球化引发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很少有事情的潜在或最终后果仅仅影响本地。世界并非拉斯维加斯: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仅局限在那里。现实是,几乎所有人和事物,从游客、恐怖分子、移民和难民到电子邮件、武器、病毒、美元和温室气体,都可以通过这个现代的全球化传送机制,到达地球的各个角落。历史上,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的事件被认为是其国内事件,不在其他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现在,这类事件的延伸范围和影响可能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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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不仅要改变传统思维,而且要偏离现有的主要政治和情报挑战,转而聚焦于以主权为主的国际体系。传统的思维是,主权几乎是绝对的,政府有权决定在其境内发生的事情。新方法中重要的例外(但并不是普遍接受)是强调了个人的权利,并且强调如果政府大规模地削弱这些权利,主权通常赋予政府和国家的一些保护可能会失去的风险。这就是“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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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有本质性不同:在确定合法性的定义时,应包括主权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赢得对这一定义的支持。如果这样,主权政府义务的定义应是它对其他政府和国家的义务。这个世界太小,边界极度连通,边境不能为某些活动提供掩护,可能对生活在边界以外的人产生不利影响。我将这一概念称为“主权义务”(sovereign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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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义务的概念应该代表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际关系时代的合法性。需要澄清的是,“主权义务”从根本上不同于“作为主权的责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作为主权的责任涉及政府对本国公民的责任,以及如果政府没有尽到这些责任,将丧失一些主权所赋予它的传统保护和利益。“保护的责任”正是设置了这样的规定。[1]毫不奇怪,“保护的责任”令许多政府不安,甚至全盘怀疑,因为他们担心这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对付他们。“保护的责任”还可以成为干涉另一个国家内政的理由(例如,普京声称对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负责)。[2]这一解释令人想到威斯特伐利亚以前的时代。即使“保护的责任”的支持者也认为这削弱了主权,而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对后果的接受度。具体而言,什么条件会触发合法干预以及由谁或什么机构来授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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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权义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是关于一个政府对其他政府及其公民的义务。“主权的责任”和“主权义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自美国外交政策中两个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传统,前者是理想主义或威尔逊学派的产物。威尔逊学派名称的由来是为了纪念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在“一战”之后支持世界各地应拥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威尔逊学派经常将塑造其他社会的内部条件或性质作为本国国际事务的主要目标,其目标也许是为了促进人权或民主,或使人们免受痛苦。卡特、里根和乔治·沃克·布什等总统任期内大多秉承这一理念。美国两党中都不乏其信徒;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不仅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进行,在各党内部的辩论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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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传统属于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请不要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混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假定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为竞争资源和权力而彼此付出代价)往往被尼克松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等总统所接受,着重点不在于另一个国家是什么性质(或在其境内做什么),而在于它在其边界以外做什么,即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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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还面临许多其他选择,包括在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如何平衡[这是典型的国防(枪支)与民生(黄油)之间的对立关系];美国应该如何推行其外交政策,即多少单边行动、多少与他国共同推行;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协调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各项策略,以及如何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涉及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但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形成了美国许多外交政策方面最深刻和绵长的断裂线,因为它触及美国想在这世界上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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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单独选择任何一种主义都是错误的,成功的外交政策应该两者兼顾:它必须同时致力于塑造其他国家的内部条件和外交政策。这在原则上正确,但在实践中未必,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不同的总统可能有不同的选择,结果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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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实例再次诠释了选择是无法避开的。由于多种原因,奥巴马政府对埃及总统塞西的批评很多是关于埃及政府以某种方式的强硬手段对待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政治反对派。但是,埃及对于打击区域恐怖主义、稳定利比亚局势以及保持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等方面又非常关键,而且不能确定的是,美国逼迫埃及政府是否一定能够令其改变政策,还是会导致现有政府被替换、情形好转。权衡后的对策是,美国对埃及一方面给予支持与合作,另一方面保持批评姿态(如扣留某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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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现实主义和威尔逊理想主义之间的选择是虚假的,因为民主国家更可能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因为“规范性”(normative)原因(美国人认为政治自由是人类尊严的一部分)和众所周知的“有用性”(instrumental)原因,即能引导其他国家采取更温和、更有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美国就应该促进民主和人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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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完全的民主国家往往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追求更和平的路线,这种判断让“民主和平”的倡导者们有了存在理由。但是,首先有一个问题:在另一个地方推行民主是知易行难。不是每个社会的成熟度都达到了能够过渡到民主的要求,从民众的教育程度、中产阶级的规模到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文化的包容能力以及世俗分工是否明确等,许多社会往往还不具备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且不容易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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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常情况下,为了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前景,能采取的外部行动是有限的。对美国来说,虽然“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以及更近些时候的韩国、智利都是成功的案例,但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付出诸多努力、占据多年后都无法建立近似于民主运作的政治制度。这说明,要更加谨慎和低调。在中东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一个有缺陷的政治制度也许会被另一个更有缺陷的政治制度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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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完全的[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称为“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对于其国民和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很危险。[4]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等不完全民主国家虽然有一些民主成分,但是很多特性都还远非成熟的或完全的民主。如果选举中禁止反对派代表参选,或不允许他们平等地利用媒体和资源,组织类似的活动,或以某种方式操纵投票过程,那么这些国家虽然看上去是民主国家,实质上却不是。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或完全没有对权力集中和行使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因此,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利用,煽动大众反对国内的少数派及外国干预,或国内国外同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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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外交政策(或服务于外交的各种公共政策)需要确定并坚持优先事项。管理就是选择。如果一个政府因其国内行为而成为批评或制裁的对象,就很难在某些国际政策问题上为其争取到支持。中东的权威主义国家、俄罗斯等国都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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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美国并不例外,因为所有政府都必须决定其外交政策中的优先事项。但是,美国有一些明确的方面,包括威尔逊传统的强大影响、威尔逊理想主义引发的激烈争论不断、美国的角色和影响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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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一点,这里提出的与主权义务相关的建议都以尊重主权为前提。主权必须继续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石。威斯特伐利亚以前的世界并非和平,所以必须避免再次出现一个国家或实体经常干涉另一个国家或实体的现象,更关键的是要避免任何接管或征服领土的企图。这反过来要求维持全球和区域两个层级的权力平衡,以维持和加强主权秩序的最佳状态,包括广泛接受对政府而言有意义的自治区、充分尊重既定边界,不得通过使用武力或其他强迫形式改变边界。这种合法性的定义和国际关系方法可以概括地称为“世界秩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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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世界相互连通的现实,将这一观点向前推进,扩大和采用更新的秩序理念,目标是围绕一个更广的主权方法达成共识,纳入边界以外的义务。这就是“世界秩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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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主权义务与现实主义有重叠,但是现实主义强调大国关系,范围狭窄,不足以适用于这个各种全球问题、区域国家、非国家行为体都拥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对峙是一种动力,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驱动力。探讨主权义务概念的另一种方式是,主权义务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在这个时代,全球化对历史进程施加了强大的作用,并由此影响到国家的利益。主权义务是适应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迫切需要而更新后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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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指出,传统秩序的一些要素将继续保持。第一个要素是尊重边界并承诺不使用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改变边界。全世界大多数政府都支持这一原则,尽管在实践中并非绝对支持。当这一规范被违背时,会遇到军事干预(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或经济制裁(当俄罗斯干预克里米亚时)。虽然无法就具体制裁或惩罚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整体上,不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广为接受,实际中也是如此,虽然还达不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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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或传统秩序的第二个要素是政府在其国境内拥有相对自由行事的权力,这一点需要深思。这一概念受到《世界人权宣言》和《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限制,也受到已经颁布并普遍接受的“保护的责任”原则(以下简称R2P)的制约。但是,这些限制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使用尚不清楚,特别是一个政府为了维持国内秩序(和公民的安全),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应该接受?在哪些方面会越界,从而构成一定程度的镇压甚至更糟糕、有悖于主权责任?由谁来决定?补救办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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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情的事实是,无法概要地回答这些问题,如果非要这么做,可能不仅会失败,还会暴露出对R2P中基本概念的背离。在利比亚干预之后,很多国家甚至开始怀疑:如果R2P只是个投票的事情,是否应该原则上支持它?更明智的方法是,遵守R2P的现有规范,在出现因政府行动或不作为而威胁到人民福祉的情况时,召集全球或区域会议。套用一句法国古谚语,智者是那些告诉你为什么有些事情在原则上行不通、但实践中显然可行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最好尝试在实际中解决问题,而不是着力于原则。如果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区域机构可能比全球性组织更合适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一场危机可能导致大规模难民潮,而当地的许多国家与此息息相关,它们会加入应对这一危机的行动。区域方法还能削弱大国政治的影响。虽说如此,中东事件表明,如果区域机构因为受制于意见分歧或缺乏能力而难以为继,区域方法就不是防止大规模平民生活无助或制止灭绝种族行为的灵丹妙药。总之,这类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现在和将来都没有现成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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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再补充一点。如果美国或其他任何方面要求以R2P的名义实施干预,必须仅限于人道主义干预。这也是主权义务范畴的问题。在利比亚,用R2P作为掩护进行政权更替,这削弱了R2P要想实现的原则。如果因为某种原因需要进行政权更替,那么应该直言不讳,即使其中有部分或全部出自人道主义的动因,也必须与R2P泾渭分明地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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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族自决在未来的角色,并不容易达成共识,无法确定哪些具体因素会决定美国或其他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但是,我们可以从修正“民族自决”这一概念开始。民族自决并不是单方面寻求建立自己国家的意愿,“国家”这一概念涉及自己宣称和世界承认两个方面,此前有一个先例诠释了这一点。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签订了《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并没有将自决权的原则扩大到巴勒斯坦人,而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应参加所有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决议的协商过程”这个理念。[5]如今已不同于去殖民化时代,对民族自决不再有自然而然的支持,支持的可能性已降低。但是,只要有正当的历史原因、强有力的依据、相关人口给予支持、领土可行、具有一个主权实体履行其义务的潜在能力,现存政府同意对要求独立的诉求持开放态度。还需要考虑现存政府在放弃一部分领土和人口之后,其整体国力会受到的影响。相关政府同意在相互协商之后再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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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恐怖主义不可接受性,也许会签订更广的国际协议。前文中定义了“恐怖主义”:故意通过对平民和非战斗人员使用武装暴力来追逐其政治目标。前面也谈到,即使恐怖分子的诉求被认为是正义的,当今世界也不再容忍。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十分普遍,授权采取集体行动应对恐怖主义活动。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可以说最具共识,国家不仅有权利、也有义务单独或集体采取行动反对恐怖主义以及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或支持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支持自卫权)和联合国安理会多年来通过的决议,政府几乎拥有以任何方式打击恐怖分子的全部法律依据和政治权力,无论是预防性、先发性还是反应性。重要的一点是,当政府实施反恐行动时,由于所打击的对象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或恐怖团体,所以应当精心设计攻击行动,必须符合法律和道德标准,包括采取保护平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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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是否应加强现有关于反对扩散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规范,争议颇多。其重要性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武器,尤其是核武器,会产生破坏性影响,而且,存在核燃料和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风险。随着更多国家能够获得这些核燃料和武器、武器库规模不断扩大,这种可能性也同步增长。有人提出,扩散也可能带来稳定。这种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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