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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这一点时，詹姆斯·麦迪逊的第51号文档再次派上了用场。就如我们在前面所探讨过的那样，根据麦迪逊的说法，“对政府的根本约束”在于“对人民的依赖”——也就是民主选举。然而，麦迪逊随后所说的话也同样重要，他说道，“过往的经验也教会了人类，辅助的预防措施也是必要的”，这些预防措施用以制约领袖剥削其下属的能力。那这些“辅助的预防措施”又是些什么呢？麦迪逊继续道，“始终如一的目标就是要分别设立几个不同的职位，并且每个职位都可以制衡其他的职位——也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自身的私利成为警戒捍卫公众利益的哨兵”。换言之，为了加强民主对权力的约束，社会需要权力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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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一下海盗的做法，人们可能会不难相信这么一个说法：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就是运用了海盗那套民主制衡体系来创设美国政府的。为了进一步限制船长剥削大家的可能，海盗们在船上搞了一套分权制度，这套制度无论是看起来还是运作起来，似乎就是麦迪逊所讲的“分别设立几个职位”，并且“让每个职位都可以制衡其他职位”——只是比他提出这种做法早了将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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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沃尔特·肯尼迪（Walter Kennedy）就曾在他的审判中作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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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以前都曾遭受过船官的虐待，因此，只要他们手里有选择权了，他们就会非常小心地反对这种恶行……为了让事情按预想的那样进行，他们除了会任命船长之外，还会任命其他头目；他们是如此努力地想要避免让某一个人握有太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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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为了达成此目的而任命的“其他头目”主要就是舵手，这个职位的工作内容非常简单易懂。在开战的时候，船长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在冲突中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这样，海盗们能享有独裁管理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与此同时，船员们将分配口粮、选择和分发战利品（海盗船上很少能有空间可以装下他们某次劫掠获得的所有战利品）、仲裁船员之间冲突以及维护纪律的权力交给由他们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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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盗中，有一位主要的头目负责惩罚那些犯了小错的人，他们叫他“舵手”；他是大家选出来的人，因此在这方面他拥有全部决定权（只有在战时除外）。如果他们违反舵手的命令、喜欢与人吵架、和其他人互相对抗、虐待俘虏、不听他的命令私自洗劫，尤其是，如果他们在舵手随时召集开始的战斗中玩忽职守，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大胆想法来惩罚他们而不会招致船上同伴的责备。简而言之，这个头目就是所有人的信托人，第一个登上被占领船只，为同伴们分拣他感兴趣的东西，并且将他认为该留给船东的东西还回去，当然了，金银都不在此列，因为海盗们早就曾经投票决定，金银都不得归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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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人口中，船长和舵手之间的关系也和上面所说的一样。例如，在对海盗船长斯蒂德·邦尼特（Stede Bonnet）的审判中，他的水手长伊格内修斯·佩尔（Ignatius Pell）就曾作证说，这个所谓的船长“只是徒有虚名，其实舵手掌握的权力比他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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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的权力分立，使得船长们无法再对一些传统上能被他们利用来剥削船员的活动加以控制，同时又使他们有权力去指挥那些抢掠之旅。根据约翰逊的说法，正是由于设立了舵手一职，在海盗船上“船长无法开展所有得不到舵手同意批准的活动。我们甚至可以说,舵手就是罗马保民官（Tribune）的低劣翻版，他代表并维护着船员们的利益”。就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只有“在追赶目标或者开战时”才会有所例外，因为那时船员们渴望的是专制权力，因此，“根据他们的规则”，那时“船长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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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盗的分权体系下，船长和舵手都是由船员们民主选举产生的。事实上，海盗们经常会推举舵手取代被罢免的船长。查尔斯·韦恩的船员们就曾在把他赶下指挥官之位后，推举舵手取代他成为船长。这种行为助长了海盗头目之间的竞争，进一步约束了虐待行为，并且促进这些头目尽职照顾船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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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海盗们似乎是又一次从美国开国先贤的著作中撕走了一页（并将其付诸实践）；又或者是，正好相反。就如麦迪逊所写的，要让民主制衡得以恰当地运作，“就得用野心去抵消野心”。这种船长和舵手之间的竞争关系正是实现了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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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选举和罢免的权利，海盗们非常重视海盗船上的权力分立。曾有一名海盗手中的俘虏记录过这么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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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海盗船队中的船长们借来了一些花里胡哨的衣服，而这些衣服是他们的船员在最近一次“大买卖”中得来的战利品。这些船长的本意是想借助这些非法得来的优雅服饰帮助他们吸引附近沿岸的当地女性。尽管这些船长只是想借这些衣服穿穿，但是却让他们的手下暴怒不已，船员们认为这些船长越权了——而这些权力本身就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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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旁观者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船长在未经舵手允许的情况下拿走了这些衣服，这可是大大冒犯了全体船员。船员们甚至断言，‘既然现在他们就遭到了这样的对待，难保未来船长们手中的权力不会大到足以让他们拿走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足以让麦迪逊心中备感欣慰了——前提是所有的公民都像海盗那样精心地守护着其政体中的权力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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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罪犯们欢呼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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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盗们的民主制衡体系还不够离奇的话，那就来看看海盗们运用这套体系的能力来源于哪里——源于他们的犯罪行为。要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并不难，但这要求我们暂时放下海盗的世界，转而去探究一下商船上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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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通常是由12个或多一点的陆上商人所拥有，他们会购买不同商船的股份并且资助这些船的航行。除了会提供建造船只和后续维护所需的资本外，他们还会给船只配上全套装备、配给口粮物资、提高水手工资，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设法拉来顾客，并和顾客就货物以及运输条款进行洽谈。商船船东就是他们那些船只的“缺席所有者”——他们很少会随自己的船只出海。他们都是旱鸭子，大多数的商船船东根本就没兴趣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体验一下海上的无情生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宁愿专攻自己擅长的领域（投资、商业组织），并且雇用水手来驾驭他们的船只。由于他们是“缺席所有者”，于是商船船东面对所有他雇用的船员时，就遭遇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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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你是很熟悉这个问题的，尽管你可能把它看作别的问题。当你在上班时间里，不是勤勤恳恳地撰写指派由你负责的报告，而是花上了一个小时在网上遨游给你妈妈挑选礼物时，你就会遇到那个“委托代理问题”。这个问题的概念是这样的：当人们因为不太可能亲自上阵做某些事或者亲自上阵不划算的时候，他们会雇用一些代理人来代替他们尽其责任，这些人就是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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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的雇主，就是一个委托人；你就是他的代理人。问题就在于，你和她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他希望你完成报告，因为他的生意需要凭这份报告来赚钱。而你呢，宁愿在互联网上兜兜转转，因为做报告可不像上网这么好玩，而且他的生意是否赚钱对你的收入又没有很大影响。由于他没法时时刻刻监视着你，你就将部分时间拿来上网而不是做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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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船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尽管背景并不一样。船只一旦离开港口，可能一去就是数月。船在海上的时候，船东对船只就只能是鞭长莫及了。因此，船东是没法直接监管他的船员的。这种情况就会招致船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些投机取巧的小动作包括：疏于照看船只、疏忽大意导致货物受损、大手大脚吃花船上物资、侵吞货物，或者是提高对航程的资助要求，甚至是公然把船偷走。为了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船东们就会为他们的船只委派船长，代替他们来监管船员。通过把给船员分派任务、控制口粮分配和薪酬、维护纪律以及惩治船员的权力集中到船长手里，船东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杜绝船员的投机取巧行为。就如前面所提过的，商船通常都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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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船长就得以凭着较低的成本来监管船员，防止他们做出一些给船东带来损失的事情，并且保证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工作。就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海事法赋予了船长通过体罚管束船员的权力，以助他们做到上述这点。海事法令船长有权用臭名昭著的九尾鞭殴打船员、囚禁船员，或者用其他形式的肉体“惩教”来整治那些违抗命令、偷懒怠工或者有此类行为的船员，海事法还允许船长以损坏或者偷盗货物以及以下犯上等理由克扣船员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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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自己船长的利益能保持一致，船东们采用了两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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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他们雇用那些对其所指挥的船只拥有小额股份的船长，又或者将小部分股份给那些原来并不持有股份的船长。商船船长会像船上的其他船员那样持续地拿固定的薪水。但不像普通船员，船长成了手中这条船的部分权益持有人，其利益和那些“缺席所有者”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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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只要有机会，这些“缺席所有者”就会委任其团队成员的家族成员做船长。这就保证了船长不会牺牲“缺席所有者”的利益来投机取巧谋取私利，一旦他们敢这么做，很可能是要遭到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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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船东需要那些独断专横的船长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背后的原因是相当简单明了的——一个船长面对船员之时要是不能独揽大权，他就没法很好地监视和管束船员的行为。要是削弱船长对配给物资、薪水、工作分配或者船上纪律的控制权力，反而将之授予给其他水手的话，就会削弱船长约束船员、要求他们为了“缺席所有者”的利益谨守规矩的权力。类似的，要是商船船东不把他们的船长指定为整个航程的固定指挥官，反而让船上的水手们可以随意罢免船长并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推举另外一名水手取而代之的话，船长将不复有“缺席所有者”代理人的应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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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搞清楚这点，只需想象一下，要是让商船水手们有权民主选举他们的船长，他们将会选出怎样的船长。能让水手们为所欲为的“撒手掌柜”是最符合水手利益的——而这恰恰是最不符合船东利益的船长。因此，商船上的“独裁统治”是克服船东和船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对商船的盈利前景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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