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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方面来看，商船的独裁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尽管还是会有船员想尽办法从船上偷东西、违抗船长的命令，有时甚至会哗变并挟持着船东的船潜逃，但和那些船员们满足了其“缺席所有者”利益的普遍情况（这些都是通过独裁船长的专制统治实现的）比起来，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小例外。然而，商船上的独裁制一方面解决了缺席所有者所要遭遇的和船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另一方面却又会滋生另一个我们曾探讨过的潜在问题：船长的压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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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在于，当这种为了代表船东管理船员所需的独裁权力交到了船长手里之后，船长可以轻易地利用这种独裁权力来针对他的船员从而为自己牟私利。压迫成性的滥权船长会让船员们陷入悲惨的境地。这类船长当中的某些人，例如施虐狂诺曼船长，本身就是个大坏蛋。但还有很多的其他人，他们并非坏人——他们只是对商船组织架构所催生的利诱做出了反应而已。由于商船船长拥有不受制约的管束船员的权力，因此，他们通过牺牲船员利益为自己谋利的成本往往都是很低的。所以，一些商船船长会利用手里的大权谋一己私利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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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商船无法解决麦迪逊所说的“权力矛盾”。这不是因为这帮运作商船的人是笨蛋，而是因为商船持有人的结构使得他们需要一位高压或独裁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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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白了这种状况之后，现在就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海盗。和商船类似的是，海盗船的组织架构基本是由其所面对的经济状况决定的，这种状况和商船上的很不一样，自有其独到之处。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海盗并没遇到商船那种船东和船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这当中的理由很浅显：海盗们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占有其船只的；那都是他们非法得来的。因此，海盗船就没有所谓的“缺席所有者”。相反，海盗们共同拥有船只并且会一起经营船只。如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普林格尔（Patrick Pringle）所描述的，从这个角度看来，海盗船就像是一家“漂在海上的股份制公司”。因而，在海盗船上，委托人本身也是代理人。如我们在前面探究过的，海盗也是需要船长的，但他们不需要独断专横的船长，因为没有所谓的缺席所有者，无须让这些所有者的利益和船员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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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盗船上的海盗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因此民主不会导致船长为了满足代理人的利益而牺牲委托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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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他们有权推举船长，因此海盗们没有动机去选一个会让自己放假的船长，而商船船员要是有同样的推举机会，他们肯定会选出那样一名船长。相反，海盗民主保证了海盗们能得到真正是他们所希望拥有的船长。因为海盗们普遍可以罢免任何不适合他们的船长并且推举另一人取而代之，和商船船长比起来，海盗船长压迫船员的能耐就受到很大牵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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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盗既是他们那些船的委托人又是代理人，他们可以进一步在船上实行分权，能在毫无损失的情况下进一步牵制船长压迫船员的能耐。和商船不同，海盗船可以并且也确实采用了一个民主分权的体系；商船是负担不起分权的代价的，因为这会削弱“缺席所有者”代理人管束船员为所有者利益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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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正是因为海盗们非法占有了船只，所以他们能民主地组织建立他们的“政体”。要是海盗和合法水手一样，只是缺席船东的代理人，他们也许就要像商船那样在船上建立起独裁的管理制度了。并且，考虑到独裁管理制度所催生的压迫剥削问题，海盗们也许还要面对商船水手们所需面对的问题。要是这些问题够严重的话，海盗们就不会认为海盗营生真的那么值得他们放手一试了。事实上，几乎可以就此断定：要是海盗们没法解决权力矛盾，那他们所要面对的来自船长的压迫剥削，将会比在商船上所面对的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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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下前面所说过的，商船水手起码还可以呼吁政府杜绝船长的暴行。虽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某些时候这些申诉是无效的，但在有些时候，还是有效果的。相反，海盗们就不能通过向政府申诉来保护自己不受恶棍船长的侵害了，他们的处境比毒贩子好不了多少——毒贩子也不能通过向警察申诉来保护自己不受上家侵害。我们在前面就说过了，从投身海上劫掠勾当的那天起，海盗们就“背弃了所有合法社会的利益”了。因此，对海盗来说，消解船长滥权的风险就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这就使得他们为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事情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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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显示的海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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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民主凸显了海盗身上的几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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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海盗们是各色人等组成的亡命之徒，但他们始终是某些社会圈子的成员。海盗的社会圈子，就是漂浮在海上的海盗船，和其他社会圈子一样，他们也是需要领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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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和所有社会圈子一样，海盗社会（尽管他们是为着犯罪目的而组织起来并围绕此目的行动）也会遭遇权力矛盾。为了让这个社会可以正常运作，就需要有一个解决办法。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海盗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和合法社会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海盗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用的方法，和现代社会尝试用来解决麦迪逊难题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海盗比他们的守法同辈们更早地“发现”了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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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海盗的民主是孕育于海盗们在“看不见的钩子”驱动下对利润的追逐，并非孕育于他们对浪漫的民主理想的忠贞。那些理想说的是人民有权决定由谁来管治自己。海盗们关注如何防止船长滥权，是因为船长滥权会影响他们在协作抢劫中的合作能力。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他们就设立了民主制衡体系。海盗社会中的民主并非由外界权威主导设计、运作或者加在他们身上的，而是海盗自身的犯罪私利引导着他们在没有外界督促的情况下采用了这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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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船长充满善意并且坚定地维护船员利益，并非是因为他们比商船船长更为友好或者更加关注公平。他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更好，完全是源于海盗船上那不一样的制度组织——民主化分权制度。海盗船船长身处的民主体制激励着他们表现得和身处独裁体系下的商船船长不一样。海盗的这种组织体系，鼓励船长做好手上权力的掌舵人，并且会惩罚那些胆敢剥削船员的船长，而商船上的情况则往往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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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和海盗船上如此不同的制度组织，产生于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经济状况。在商船上，船东和船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这些船上必须有一个独断专横的船长来为船东创造利润，而这是会被民主毁掉的。在海盗船上，整个组织本身的非法性质则杜绝了这种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使得他们不再需要那种独断专横的船长。因此，海盗可以选举他们的船长并且将权力分置到船员中，这就限制了海盗船长利用船员的能力。这真是不可思议，海盗们那种自私自利的犯罪行为却促使他们的船上诞生了民主制衡体系。海盗同时代的人对他们的鄙视，恰恰是推动海盗依赖民主管治方法运作的驱动力——而海盗的这种民主管治方法，正是当今世界最崇高也最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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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行为VS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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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建立了民主，并且在一个更为精巧复杂的制度化分权体系之下施行民主。海盗组织比17世纪和18世纪时的各国政府更早施行了制度化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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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的民主是激进的，是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民主”，可是却一点儿也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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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用麦迪逊所提出的民主方法化解了权力矛盾，有效限制了船长权力的无限膨胀。不同的是，他们用这个方法比麦迪逊提出这个方法早了1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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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民主运作的基础就是“一人一票”，“船长一职的人选由大多数人的选票决定”，同时他们能够以任何理由罢免他们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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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民主并非孕育于他们对浪漫民主理想的忠贞，而是孕育于“看不见的钩子”驱动下对利润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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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胡子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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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合法的航海人士要用上40年才能挣到的财富，海盗们有时在几个月之内就挣到了。而且海盗能够在没有政府机构维持和平、促成合作的情况下生存那么久，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多么的高效。由其他贱民组成的恶棍团伙中，又有几个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制造出那么多的麻烦呢？没有几个能做到。因此，海盗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为了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看来你得参加“黑胡子”教授主持的训练班了。对了，千万别迟到，听说他老人家脾气相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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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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