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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你所属的房管协会其章程要求你每月为公共区域的维护支付380美元（用来布置园林、重新粉刷公寓外墙，诸如此类），而你又没有支付这笔应付费用的话，房管协会有权力将你一脚踢走。房管协会还会订立一些规则，用以限制那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居民的行为。例如，房管协会章程会禁止居民在自家阳台上使用烧烤架。还有很多房管协会也给其居民提供物业保护。例如，房管协会会用你所支付的费用来雇请一名私人保安或者看门人，来监视、巡查整座建筑。如此一来，房管协会就对其成员实现了管治，而且其管治和政府对公民的管治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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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联合公寓房管协会并不是政府。想知道为什么？只需想想你的政府和房管协会有何根本区别。前者是基于权力之上的，后者则纯粹是志愿性质的。要是你不想的话，你是不必屈从于房管协会规则的。你可能会不喜欢某个房管协会所订立的规则中的某些部分，你可以选择不买这家房管协会旗下的公寓。要是你喜欢，你完全有自由去买别的公寓，或者根本就不买公寓也行。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也不欠那家被你拒绝的房管协会什么东西。譬如说，你不必因为你不想为他们的服务买单而要向他们支付协会会费。由于房管协会是一家私人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使用武力来胁迫你做些你不会自愿去做的事情。一旦你同意了要遵守协会订立的规则，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了。但是在一开始时，没人会强逼你同意遵守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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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政府那里，一切都是另一回事了。政府可以用武力威胁你并且也会这样威胁你，好让你遵守它定下的规则并且向它支付“协会费”。要是你不喜欢政府订立的规则，那就麻烦了。因为你没法像对付房管协会那样对政府说，“不！谢谢你啦！我可不在乎你的那些规则，所以我要带上我的钱并且按我自己的规则去生活。”无论你是否喜欢它的规则，政府都会强迫你遵守它订立的规则并且乖乖交税。你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但是政府给我提供了服务，这些服务值得我交钱的啊!”对你来说，这也许成立，但对其他人来说，这很有可能是不成立的。你认为本地公园让你每年付出的税钱与“票价”相当并不意味着你的邻居们也是这么想的，就算是他在反对为公园服务付钱的同时却在享受着公园服务的事实也不会改变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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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想想吧，要是我走到你面前，并且用枪指着你要你去买块糖，就在我用枪指着你的时候，我还要对你说，“为了这块糖，你得给我5美元”。就算你是喜欢糖块的，就算我拿了那5美元后真的会给你某些东西，难道人们会因此认为我没有使用武力向你下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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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还是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要是你不喜欢这个政府的规则，你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啊，没人会阻止你。所以，根据政府所订立的规则去生活真的是一个自愿选择。”但其实这条反对意见也是不成立的。再试着想想，要是我冲进你家，并威胁你说，要是你不将你老婆的珠宝交给我，我就打断你的腿，那在这个时候，你还会这样说吗——“其实我真的没有使用武力胁迫你交出你老婆的珠宝，因为你可以选择不向我投降的（包括选择被我打断腿）”？你当然不会这样说了。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总是会有选择的，但这些选择和自愿选择是不一样的。自愿选择必须是在没有武力胁迫的情况下限定的选择。当我让你可以选择交出老婆的珠宝，或者选择不交出珠宝但要被我打断腿时，我就是在使用武力限定你的选择。但是，想来你应该是既可以保住你老婆的珠宝同时又双腿又安然无恙的，因为你是正当合法地拥有这些东西的，它们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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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其实也如此。没错，我可以留在自己家里并且遵守政府定下的规则，也可以离开我的家（以及我家所在的国家）同时又规避政府的规则，但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就没法既留在自己的家里同时又规避政府的规则了。政府使用武力限制了我的选择，并且除掉了我本来想要的选择——就是留在自己的家里并且遵从其他规则。如果我的房子属于我，那为何在我想规避政府规则的时候我还得离开它？对我说其实我可以选择离开，政府并没有胁迫我，和我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被我打断腿的，所以我并没有胁迫你交出你老婆的珠宝”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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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政府和管治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总是基于武力之上的，而后者则不一定是。当你的政府在实施管治的时候，它是基于武力实施管治的。但是当某个私人组织（例如房管协会）实施管治的时候，它是基于自愿协议实施管治的。政府和管治之间的区别,给这一章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如何维持秩序与和谐呢？实际上挺简单的；社会可以用私人形式的管治组织来替代政府维持秩序与和谐。霍布斯口中的“自然状态”（通常都会被我们称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规则、秩序和合作的缺席，它只意味着基于垄断胁迫力量的管治缺席了——也就是，政府缺席了。当没有政府来提供规则以及那些使规则得以实施的方式手段（人们需要用上这些规则来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时,人们并不会就此撒手不管他们的项目。互惠互利的美好前景，尤其是利润前景，激励着他们私下实施那些规则和手段。可是，海盗的管治能在海盗船上承担起这些职责吗？海盗船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由罪犯组成的社会。他们能做到，事实上他们也真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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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管治成功的三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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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盗是目无法纪的，但他们并非毫无规则。和所有社会一样，海盗们需要某种形式的管治——也就是某些规则体系、法规以及对违反规则者的惩治方法，以此来实现秩序并且辅助实现合作。只是，在海盗这里，此类合作以洗劫他人为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了，为什么海盗作为亡命之徒不能依赖政府来实现这个目的。如前所述，对海盗来说，政府的替代品就是私人管治。为了取得管治的成功，海盗的私人管治需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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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海盗管治需要有防止海盗间冲突的规则，还需要有执行这些规则的手段。举例来说，要是没有一条规则来定义海盗船上的私有财产权，偷窃、诈骗以及打斗就会在船上泛滥成灾。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海盗，而是因为海盗都是人，和我们一样是受个人私利指引的。要是不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某种约束，他们的自私自利会引导他们逾越彼此的财产权，从而导致船员之间的冲突。一艘四分五裂的海盗船是无法立足于世的（或者该说，无法立足于海）。要是船员们总是对彼此下手、互相缠斗，显然他们将无法为了自家犯罪组织的运作目的而进行合作。当冲突足够多的时候，是可以导致一艘海盗船分崩离析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导致整个海盗组织分崩离析——这不仅仅在比喻义上成立，在现实中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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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猜疑会导致海盗们难以一起生活合作，难以一起投入到他们那追逐利润的联手冒险之旅中。而且，海盗船上的暴力行为会毁掉这条船的。和18世纪早期的所有船只一样，海盗船主要是用木头和布建造的，木头做船身，布则做帆；因此，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它们还容易因为刺伤或者明火而受损。要是某个海盗帮派中的成员搞出了内部冲突并且彼此开火，那火头或者其他损坏是可以让这艘船碎裂的。因此，海盗们要是想通过合作获取利润，杜绝海盗之间的冲突就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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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海盗要管治成功，还需要限制海盗们那些会产生重大“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行为。经济学家们用“负外部性”一词来描述源于个人某些行为的有害副作用。我们的许多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我们自己，还会间接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污染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一家工厂生产产品时，它也在产生污染——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有毒物质通常都被工厂排放到空气中了。这就强迫住在工厂附近的人们付出了代价。经济学家们就将这种代价称为“负外部性”，因为付出这种代价的人不是主要制造了这种代价的人。之所以会出现“负外部性”，是因为个人没有完全地“内化”由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以工厂为例，它就没有因为排放污染物而蒙受损失；要是它有损失的话，它就不会排放出这么多污染物了。因为对这家工厂来说污染毫无成本，所以现在它的排放就比较多，如果污染是有成本的，它就不会排放这么多污染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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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负外部性”的关键在于，让那些制造出“负外部性”的个体将其行为所引发的成本全部内化。通常，引入私有财产权是实现这种内化的最便捷有效的方式。还是以上面所讲的污染为例，如果这家工厂拥有了那些空气，当它排放污染时，它损害的是它自己（而不仅仅是那些邻居）——因为当空气变得污浊时，其价值应该是会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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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让空气的价值最大化，那家工厂需要减少污染。由于空气的价值最终会影响到这家工厂的盈亏表现，所以，它就有动机为空气质量多作考虑，这就会引导工厂减少污染。要是没人拥有这些空气，上述动机也就不存在了。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河流污染以及诸如此类的例子中。通过将好东西私有化从而使其被纳入考虑范围，将使其所有者将自己行为的成本内化，从而激励着他行事时将所有与其行为相关的成本都加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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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私有财产权并非防止“负外部性”的唯一方法，另外一个可选的方法就是立法监管。例如，不创立空气的所有权，反而引入一套法规禁止或者限制污染排放。在大多数情况下，立法监管是防止“负外部性”的次优方法，但在某些情况下，立法监管更合理，因为相较于引入私有财产权，这种做法的成本效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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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搞清楚为何如此，不妨以大学宿舍作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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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住在大学宿舍的人都会告诉你，里面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性”威胁。譬如，当大家都想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希望能够整夜放着疯狂的音乐。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为“安静平和”引入私有财产权，这就会要求那个放音乐的家伙向持有这份财产权的人们（也就是宿舍里的其他人）付钱以谋得制造噪音的权利，这样做的逻辑就是，由于成本上升了，这可能会引导那个家伙少在夜里放音乐或者放音乐的时候音量调小点。然而，为“安静平和”此类事物引入可强制执行的权利，将导致经济学家口中的“交易成本”变得非常昂贵。交易成本就是交换时产生的成本，包括了时间、精力、忧虑，有时还有财务成本，它是与他人达成协议过程中所涉及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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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一个宿舍居民都需要分别和那个制造噪音的家伙进行谈判：若他想随心所欲地大声播放音乐，他得为此付出多少钱。即使谈判过程很顺利，当有这么多人需要分别和那个噪音制造者“缔结合约”的时候，使用私有财产权来消除这个“负外部性”时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将会迅速飙升。因此，通常宿舍都不会采用这种办法，而是采用监管来防止噪音这种“负外部性”出现，管理方会列明何时是“安静时间”从而限制人们随意大声播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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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外部性不仅存在于合法社会中，它们也存在于海盗社会中。海盗船上的生活紧张而又拥挤，这样的海上生活现实，使得某些在“正常”状态下不会引致负外部性的行为也会给海盗船上的其他人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我可不在乎我的邻居是否每晚都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他待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我待在我的屋子里，他不省人事所引发的成本都只会限制在他自己的房子里，不会影响到我。但在海盗船上，事情可就大不一样了。可以这么说，船上的所有成员都是住在一起的。如果有个海盗要在深夜喝得酩酊大醉，这会影响其他海盗入睡。因为他们睡觉的地方如此接近，其中一人大醉将给其他海盗带来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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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盗船上，防止负外部性出现甚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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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如上述酗酒问题中所提到的，某些负外部性很可能会在海盗之间引发冲突，而这些冲突可能会削弱海盗们的犯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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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海盗船上的其他负外部性可能会毁掉整艘船只。譬如，要是某个海盗烟鬼在船上随手丢弃他的烟管，有可能会引燃船上所携带的大量火药，把所有船员都炸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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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会削弱海盗之间为了追逐利润而进行合作的能力。为了防止负外部性威胁到他们的成功合作，海盗们因此需要预防这些负外部性在其船上肆虐——要么就是通过引入额外的私有财产权来解决，要么就是通过监管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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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海盗的私人管治要取得成功，就得给船员们提供重要的“公共物品”。在经济学家们的定义中，“公共物品”就是一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对我们来说，非排他性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一个物品是非排他性的，那即使是没有为这个物品的配备供应做出任何贡献的人也可以在这个物品生产出来后享用该物而不会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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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晚会就是这种非排他性的最佳例子了。一旦烟花晚会开始了，无论你是否为这个烟花晚会付了钱，你都可以欣赏这场表演。我们不难看到这种非排他性所带来的问题。要是每个想要观看烟花晚会的人都知道，他们可以在不掏钱的情况下看烟花，那就没人愿意为这个晚会掏钱了——尽管每个人都很想看这场烟花晚会。烟花晚会的非排他性导致了“搭便车”行为的出现。要是每个人都搭便车，烟花晚会就永远都不会出现了——尽管在一开始时，大家都是乐意为此掏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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