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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似，海盗宪章中还会明确列出，每一种伤对应地各可以获得多少赔偿，从而也限制了舵手在这个问题上欺骗整船海盗。海盗宪章还具体写明了对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该作何惩罚，并且写明海盗们保有就惩罚严重违纪行为的方式进行投票的权利——这也对舵手惩罚船员的权利有所约束，如此一来，也就使得他难以虐待船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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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宪章不但设立了要求舵手遵守的规则，里面还包含了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常识”——一种旨在让船员们明白舵手在什么时候算是越权了的常识。由于海盗宪章清晰地勾画出了舵手管理船上规则时所需遵守的指导原则，并且已获得了海盗们的一致认同，所以每个人都会明白舵手在什么情况下算是越权了，并且会一致同意这种情况确确实实是一种越权行为。这就使得海盗们面对舵手滥用权力时会有一致的反应——罢免他然后重新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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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舵手也明白每一个人都认同用以管理这条船的规则，而且由于宪章已经将舵手需要执行的规则明晰列出，那么他们也会明白，他们是不能出格不得滥用权力的。要是一个舵手敢滥用权力，也许全体成员都会起来反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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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也证明了海盗宪章在这方面的效力，其证据就是有关舵手滥用权力的罕见记录——同样重要的是，当舵手真的滥用了权力的时候，有证据表明，船员们成功地将这一滥用权力的家伙拉下了马。例如，在1691年时，舵手赛缪尔·伯吉斯（Samuel Burgess）在分发食物时欺骗了他的船员，于是船员们驱逐了他。类似的，当约翰·高（John Gow）的副手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变得粗暴而且不守规矩的时候，他的船员“在他身上捆满铁块”，并且“决定将他放在一艘被他们俘获的船上”，“并且根据副船长的指示，在与他们所见到的第一艘英国军舰相遇时将他扔到那艘军舰上，好让英军对他施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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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海盗们需要就其宪章达成全体一致的第三个理由就是为了维护和谐，并且“防止在想要成为海盗的人中引发争议和打斗”。在没有政府来维持和平秩序的海盗船上，想要避免取而代之的私人管治体系负担过重的话，将一群认可同一套规则以及薪酬架构的海盗聚拢到一起就非常重要了；对宪章的全体一致看法让海盗们在一开始就做到了自我归类认同，从而能将这些海盗们聚拢在一起。这不但能杜绝就事情该怎样处理时持有不同意见的海盗们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一旦冲突爆发，那就说什么都太晚了），还能加强这套最终敲定下来的规则的执行，因为没人可以在违反了船上的某一条规则后还可以自辩说他不清楚这条规则或者说他不同意这条规则。换句话说，就宪章所达成的全体一致意见让大家都清楚知道怎样算是违反了某条规则。这就有助于规则的实施执行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认同违反规则的具体定义，并会因此支持舵手按宪章所列执行惩罚措施。于是，宪章中所列明的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能对潜在的违规者形成足够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得这些潜在的违规者有足够的动力遵守他们当初同意遵从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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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的私人管治体系是非常成功的，这点从海盗事业的兴盛中就可以看出来了。18世纪时某位深具洞察力的水手就曾总结出其中的原因，他说“（海盗）们虽然都是大盗，但在他们之中，要是没有了（这些宪章），他们就会和没有地基的建筑一样支持不了多久的”。为了让他们的犯罪组织保持完整并且能实现同伙之间的合作好成功拿下目标船只，海盗们需要一个“基地”。由于海盗们都是法外之徒，政府是无法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基地”的。但没有政府并不意味着没有管治；海盗们创立了私人体系来管治他们自己。克服了必然会有的自私自利、混乱无序、意见相左以及暴力违纪行为，他们勉力实现了令人惊讶的秩序与合作，在他们的船上打造出一个平和的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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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和17、18世纪时的海盗宪章最为接近的东西就是由17、18世纪时的新英格兰定居者们打造出来的清教徒教会“契约”；当然了，它们的内容和“海盗章程”中的内容大有不同。而且，教会协约不像海盗宪章那样有详尽的说明；因为清教徒们本身已有一份足够详细的文件了，那就是《圣经》。但是他们的契约和海盗宪章还是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也通过了这份契约实现了对他们这个团体中的成员（也就是教会成员）的私人管治，并且为管治权力提供了一个获得大家认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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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不是清教徒。设立这些规则完全是因为他们像罗伯茨船长那样认识到，“如果这帮人还在乎维系这么一个令人厌恶的组织，那遵守这些法规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亚当·斯密是如此描述这种情况的：“由于社会只有在人们能勉力遵守维护正义的法规时才能维系下去，所以，在那些没有广泛约束损害彼此的行为的人当中，社会资源交换是不可能发生的；对此种必然规律的顾虑就是我们认同要以惩罚违规者的方式来执行实施正义法规的基础。”亚当·斯密谈论的是合法社会，但他也有可能是在谈论海盗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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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获取利润，海盗们需要进行合作；而且他们只有在防范了冲突、维持了秩序并且能让人有动力在海盗船上努力工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合作。简而言之，海盗们设立宪章并且严格遵守其中的规则就是为了实现他们追逐利润的目标。海盗们自身的利益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最大保障全维系于此”。根据某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正是由于海盗有这样一套管治体系，他们的船上甚至比许多商船、皇家海军舰艇甚至是英国殖民地更为秩序井然、更为和谐。就如某位18世纪的观察家所推述的那样，“在海上，他们秩序井然地各司其职，甚至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做得更好，海盗们深以他们找对做事的路子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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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行为VS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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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盗们目无法纪，但他们并非毫无规则。和所有社会一样,海盗们需要某种形式的管治，于是他们设立海盗章程，用于奖惩，以此来实现秩序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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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设立宪章并且严格遵守其中的规则就是为了实现他们追逐利润的目标。海盗们自身的利益让他们明白到“他们的最大保障全维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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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限制了自身那些会产生重大“负外部性”的行为，一方面他们让那些制造“负外部性”的个体将其行为所引发的成本全部内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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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管治要取得成功，首先就要防止冲突并且让海盗船和平有序。海盗章程通过禁止两种最容易搅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来实现和平有序，这两种行为就是偷窃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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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章程并不仅仅是一套简单的法规合集，它们还决定了这些法规应如何确立以及执行管治的头目们应该如何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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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人类与生倶来的情绪突然爆发甚至严重影响他们的发财大计，海盗们索性消灭了最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潜在源头——物质上的严重不平等。他们保留了一定递进性质但又几乎以均等的形式对战利品以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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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式的“社会保障”能够激励每一个海盗都倾尽全力，或者说，至少能削弱消极怠工的动机。这样一来，就提高了海盗们通过杀人越货获取利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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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经济学 第2堂课 把你的乌托邦留在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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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课程：让你的生意本身来引导你对管理组织的想法，而不是让其他事情来引导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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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单：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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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发 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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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企业在尝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海盗船也会遇上。在这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两点：一是要防止那些位高权重的企业成员做出一些自肥的行为，二是要激励工人们为实现企业目标做出贡献。如前面所说，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媒体的报道都已经曝光了很多不可靠的企业领导人，他们盗用企业资金、欺瞒企业财务状况，还会些损害员工利益以自利的行为。反过来，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想起那么一两个我们认识的雇员，他们不但工作不够勤奋，而且还会从公司的储存室里顺走某些东西，一旦工作期限临近就随时装病，而且总是在办公室“厕所”里呆上很长时间——长得都超出了人类肠胃的可能极限了。不诚实的员工并不会像不诚实的首席执行官那样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他们至少都是很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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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问题（一种源自企业领袖，一种则源自可怜的员工）都会对企业的运作能力造成消极影响。而它们都有同样的根源：就是无法让管理层与员工的激励调和一致。当然了，在海盗船上，此类问题的体现形式和它们在现代合法企业里的体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但它们同样会对海盗“企业”的成功构成威胁。例如，不像现代企业里的管理人员通过在账簿中做手脚自肥，海盗们可以通过偷窃其同伙、中断其同伙的伙食配给以及在其他方面滥用权力而自肥。类似的，海盗们不会在“厕所”里流连忘返，但他们可以在战斗时躲在后面或者将赃物藏起来不让其同伙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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