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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海盗费尽心思去搞出这么一面“快乐罗杰”的旗帜，还要在可对目标发动攻击的距离上将它挂起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真的让人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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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与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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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一点经济学原理也许可以解开这个谜团。通过挂起“快乐罗杰”旗帜，海盗们可能已经进行了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信号传递”的活动。“信号传递”一如其名大有作用。那些做出某些举动的个人，他们都是为了发出某种信号——希望别人认为他们“其实是”什么样的人；诸如此类的举动包括打领带、接受某些教育。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传递信号。我们穿起那些不那么舒适的衣服只为了在办公室内不显得突兀，我们给所爱的人送花，还会邀请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人去享用昂贵的晚餐。尽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享受的，但我们做这些事情也是为了向.他人传达某些对我们有益的信息，例如让人相信我们的智慧、财富以及整个人的素质——这样做的时候还不用管这一切是否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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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磋商，成本低廉，无法传递有用信息，说服人们相信或不信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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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同均衡，无论“优秀”还是“低劣”的人都可以发出同样的信号，使接受信息的人无法分辨孰优孰劣。分离均衡，不同的人会传递出不同的信号，从而使接受信号的人得以识别不同种类的传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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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号能否成功传递出去，其关键在于，某种类型的人传递这种信号时所要花费的成本是否比别人要高；如果没有这种成本差的话，那些只能传递虚假信号的人就会有动力去传递虚假信号了。例如，穿上长运动裤去办公室，不会让你身边的人觉得你是个专业人士。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只会让人有相反的看法。类似的，去麦当劳约会也不会传递出你收入很高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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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磋商”（cheap talk）之所以不会成为一个有效的信号，就是因为无论你想通过这种行为说服人们相信你是不是某种人，其成本都是一样低廉的，因此，这样的信号不会包含任何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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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带人去麦当劳约会的时候，接受信号的人无法辨别你究竟是穷是富，但她能因此发现你品位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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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权商”会导致经济学家口中的“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出现。在“混同均衡”的情况下，无论是“优秀”还是“低劣”的人都会发出同样的信号，从而使接收信号的人无法辨别究竟谁是“优秀”人才谁是“低劣”之徒。相反，昂贵的信号能防止此类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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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高智商的人，对一个智商不是那么高的人来说，想要考进麻省理工学院可就难得多了。因此，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学位的人就可以成功地向潜在的雇主传递出这么一个信号——他拥有高智商，因此很有潜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雇员。这种行为之所以能成功地传递出信号，正是因为这一信号背后的高成本，尤其是对某种人而言，这种成本相较于他人而言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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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到某个动物园去，你将能在动物世界里看到成功的信号传递。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孔雀会有这么大片的羽毛？这些又大又耀眼的羽毛让它们很容易沦为天敌口中的猎物，似乎应该是一种进化障碍。但生物学家扎哈维（Amotz Zahavi）20世纪70年代时为这个谜团提出了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正是扎根于“信号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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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象一下，有些孔雀有着大大的羽毛，而有些孔雀却没有；扎哈维推论，正是由于那些有着大羽毛的孔雀更容易沦为天敌的猎物，因此它们向外界传递的信号就是它们已经通过了大自然的考验，并且凭此来躲过或者阻挡天敌。于是有着大羽毛的孔雀也就更能吸引异性，从而使它们得以繁殖下去，而那些没有巨大尾巴的孔雀则渐渐死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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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里，孔雀的羽毛就是成本高昂的信号——那些软弱、笨拙的孔雀而言，它们传递这个信号的成本比起那些强壮并且成功生存下来的孔雀要“贵”很多。由此，潜在的伴侣得以识别出那些“优秀的”孔雀（也就是有着大大羽毛的孔雀），并与之交配生育，从而通过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导致那些“低劣的”孔雀（也就是没有大羽毛的孔雀）逐步绝迹。这种信号产生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家口中的“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 在这种情况下，接收信号的人得以识别不同种类的传递信号者。通过动用成本高昂的信号来让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海盗从这方面看来，和孔雀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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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1726年是海盗全盛时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快乐罗杰”出现最频繁的时候，而欧洲各个海上强国在官方层面上维系着彼此之间的和平。尽管如此，在这十年当中，法国和西班牙船只仍然会袭击来自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商船。法国和西班牙都有“海岸卫队”——那是政府赞助的战舰，负责保护两国各自的海岸，防止非法的外国商船也就是所谓的“闯入者”侵扰。而西班牙的海岸卫队是最热衷于加强该国贸易垄断地位的；他们对外宣称其职责只限于对付该国海岸附近的“闯入者”，但实际上，他们往往会航行至远离海岸的水域，搜寻目标船只，这些船只载有可被他们用做抓捕借口的货物，他们可以凭此指控这些船只违反了西班牙法律——这些法律将某些贸易限制于其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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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1713年到海盗全盛时期末期的18世纪20年代，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官员都会对过分投入的西班牙海岸卫队有所抱怨——这支卫队会抓捕并且谴责英国的商船，从而破坏了《乌特勒克条约》（Treaty of Utrecht
:）所缔造的和平。以弗吉尼亚州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为例，他就曾于1717年写信给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的成员，告诉他们“西班牙人”最近“抓了一个人还拉了他的船，而且是在公海区域那里，离他们的领海一点儿也不近，而且当时他也没有对西班牙人展示出哪怕一点儿敌意”；斯波茨伍德还补充道，要是容许西班牙海岸卫队继续这样，那“可以预见每一艘隶属于H.M.的船只都将受到同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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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独立事件。在此后的十年里，殖民地官员不断地抱怨肆无忌惮的海岸卫队是如何针对无辜商船实施抢掠的。但西班牙海岸卫队对商船的骚扰在规模上完全比不上“雇佣海盗”在正式作战时的所作所为，而且，海岸卫队的船只只在加勒比海的水域活动，而不会去海盗们时常出没的印度洋水域。尽管如此，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18世纪20年代之后海盗活动迅速式微的那些年里，许多海盗们出没的水域里其实还会有其他潜在的袭击者。除了法国和西班牙海岸卫队的船只，在1718—1720年间，英国和西班牙的雇佣海盗也会出没于西印度群岛周围的水域；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穿越了环绕“海盗路线”的某些航道，往西航行到了南海（Smith Sea）,往东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海岸。那短暂而容易被人忘记的四方联盟战争（War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使得另一类针对商船的潜在袭击者得以冒升，这群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会和海盗一样在海盗出没的海域骑劫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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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些参战船只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去理解为何海盗们要大费周章地在袭击猎物时挂起“快乐罗杰”旗帜：他们希望自己有别于其他有可能在相遇时袭击商船的船只，让人能一眼认出来。英国曾批评西班牙海岸卫队对其所抓获的英国俘虏缺乏人道，然而，至少从原则上讲，海岸卫队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船员们时，其所展现出来的恶毒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由政府约束的海上力量。例如，当落在他们手中的船员请求手下留情的时候，他们不可以肆意屠杀这些曾做过抵抗的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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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海盗们甚至都不会在理论上对他们自己该如何处置手下败将做出限制。海盗本身就是法外之徒，政府一旦抓到他们了就会对他们施以绞刑而不管他们是否曾屠戮商船船员。从这个层面来看，对海盗来说，杀掉反抗者可以说是毫无成本的。因此，当海盗们威胁说要杀掉所有不在第一时间放弃武力抵抗向他们投降的人时，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这种威胁的可信度促成了一个简单的海盗行当原则，某名海盗曾经将这个原则描述为“对那些胆敢采取行动保护其船只的船长们，一定要毫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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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船来说，愤怒的海盗比起愤怒的西班牙海岸卫队或者雇佣海盗更具威胁性，商船也许更乐意去抵抗那些“合法”的袭击者而不是海盗。而这，也为威廉·威尔（William Wyer）船长询问他的船员是否愿意抵抗一艘正渐行渐近的寻衅船只时船员们所给出的回答提供了解释，“（他）问他们是否愿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保卫船只，他们回答说，要是那是一艘西班牙船只，只要一息尚存，他们都会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但如果来的是海盗，他们就不打算动手战斗了。”当威尔手下的船员们认定即将要对付他们的是一艘属于“黑胡子”船长的海盗船时，他们“全部都宣称不会参加战斗，并且弃船而去，因此彼时他们都相信这队由单桅帆船组成的船队将会对他们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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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他们以低成本获取战利品的目标，对海盗们来说，将自己与其他同样在海上掠夺的船只区分开来非常重要。而“快乐罗杰”旗帜则让海盗们有了一种向目标猎物传递信号的方式，他们要传递的信号就是——前来袭击的可是一群不受任何约束的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要是船员们胆敢抵抗，他们就有可能把全部人都杀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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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某位目击者所描述的那样，“带有骷髅头的黑色旗帜就是他们的信号，用来吓唬别人，好让大家知道，他们绝不会手下留情”。因此，“快乐罗杰”旗帜传递出的信息就是“海盗”——而这意味着两件事情，要是你们胆敢反抗，我们就会杀光你们；要是你们放弃武力投降，我们就会放你们一条生路。就如斯内尔格雷夫所总结的那样，“快乐罗杰”传递给商船船员的信号就是“要他们投降，如果他们不从，那等待他们的惩罚将是死亡”。那些点缀在黑色旗帜上的骷髅头、刀剑和滴血心脏实在没给人留下太多诠释的空间。“人人都知道这些形象是用来表达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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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对那些敢于反抗的人来说，下场都是很悲惨的。臂如海盗船长爱德华·洛就曾“紧贴着某名受害人的头皮割下了他的耳朵，而起因仅仅是因为这个人建议要奋起反抗爱德华一伙”。在另外一次事件中，爱德华·洛一伙遇上了一艘船，“仅仅是由于起初有迹象显示这艘船上的人要捍卫船只和船上的货物，海盗们后就以非常残暴的方式砍杀了他们”。巴沙洛缪·罗伯茨则曾袭击一艘闯人的荷兰船只，这艘船“曾坚持抵抗了4个小时……杀死了大量的海盗”。但这艘闯入的船只“最终不敌，被迫投降，船上任何一个被海盗发现的活口都会在受过几类残忍的折磨之后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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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爱德华·英格兰（Edward England）的海盗团伙，他们努力想要抓住詹姆斯·麦克雷（James Macrae）船长手下的“东印度人号”（East Indiaman）；而他们的这次劫掠行动也充分展示了，海盗们是多么忠于“快乐罗杰”所展示的死亡承诺。英格兰他们那帮人最终战胜了“东印度人号”，但此前他们经历过一场“拼死一搏的抵抗”。英格兰船长对麦克雷的态度似乎有所软化，并不想按（“快乐罗杰”所代表的）海盗原则来处死麦克雷。他的船员对他这种有违海盗基本章程且站不住脚的仁慈所做出的反应，恰恰反映了海盗们有多么看重他们的原则——“英格兰打算放过麦克雷，但是他也不吝让麦克雷知道，在一群海盗当中，他关心的事情已变得无足轻重；而且海盗们对麦克雷的抵抗行为大为光火，恐怕他已经无力保护麦克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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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英格兰成功地保住了这位敢于反抗的商船船长。但我们在第1章中曾探讨过的海盗民主制衡系统的效力可不是虚无的，“英格兰船长过分地站在了麦克雷那边，这使得他在众船员当中树敌甚多，他们都认为，这种仁慈与二他们一贯的原则不一致，因此……很快他就被赶下船长之位并且逃亡到了西印度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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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海盗们也会坚持“快乐罗杰”承诺中光明的一面：对那些和平投降的人手下留情。根据斯内尔格雷夫的说法，其中一名抓住他的海盗曾告诉他，他们“会严格遵守马克西姆（Maxim）给他们订立的规矩，这个规矩使得他们不能在对俘虏手下留情之后又虐待俘虏”。而爱德华·洛船长的手下则将这条原则写进了他们的章程中，“当（对手）请求手下留情的时候，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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