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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以后的30年中，有超过100万名的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西南部，吸大麻烟的习俗也跟着他们进入美国本土。有上万人向中西部以扇形散布，在铁路、建筑工地、工厂找到工作，最远到达了芝加哥。在此同时，1910年前后由加勒比海与南美洲水手带到新奥尔良的大麻烟也向北向东传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各地都看得到兜售大麻的人，连偏远的“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政府雇用失业年轻男性担任造材、防洪、森林、救火、道路修补等工作的组织）营地都有。当时正在进行的香烟革命教美国人用肺来吸入瘾品，顺便带动了大麻烟的传播，美国境内充裕的大麻供应量是另一股助力。大麻本来是商业作物，为了收取其纤维和种子而种植，但弃置的制绳厂周围和荒废的大麻田里往往可见大麻茂盛生长，因此英文也以weed（原意“野草”）指大麻。田纳西州的罪犯只需摘起在路旁发现的大麻的花冠晒干，就有大麻烟可抽。圣昆丁监狱（San Quentin）的受刑人索性就在狱内的空地上种起自用的大麻。1936年间，纽约市警局销毁了在市界之内种植的1.8万公斤的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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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普遍容易取得，大麻烟的价格低廉，一支（包大麻的香烟）售价在5~50美分之间。这是认同此种新兴流行亚文化的都市年轻黑人负担得起的价钱。这种亚文化的英雄人物是爵士乐手，他们以身作则抽大麻而居推广之功。其中有一位的推广方式更是与众不同。芝加哥出生的犹太裔单簧管吹奏者麦兹罗（Milton “Mezz” Mezzrow）——第一位“白种黑人”（White Negro）——确信自己是个黑人，并作为大麻烟的提倡者，在哈林区的街头兜售一支支饱满的高级大麻烟，3支50美分。他对买烟的人说：“点上一支，抬头挺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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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的精神科医生为防止军中的士气与纪律出问题，仔细审视了服役黑人吸大麻烟的情况。个案调查中记录了一名26岁士兵的体验，此人说的话是轻声的耳语，叙述时脸上露出梦幻的、狂想的表情。“你会全身发热，你会全身发冷。你会喜欢看怪里怪气的东西，会想去那种可以看见人们赤身裸体懒洋洋瘫着抽大麻烟的鬼地方。那是过瘾的顶点。你会想要看那种东西。你会喜欢人家亲吻你全身。你会巴望这种事。去了大家一起抽大麻烟的地方，你会想听发疯的咚咚打鼓声，想看裸体发癫的女人。”诊断结果：麻药上瘾。勒令退伍理由：按第八款——具有不适当及不能适应军队生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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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阶级男性利用大麻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也不算新鲜事。但当时美国人服食的大麻和传统印度大麻的服用形态并不一样，这是比较限于满足快感需求的，并不当作药用茶或民间药剂，只图吸它能够享受一下。美国人的使用模式有别于比较古老的且用途较多样的大麻情结，鲁宾称之为Marijuana complex（大麻烟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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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麻情结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跻身主流社会。自从19世纪40年代巴黎的“大麻会馆”（Club des Hachichins）进入全盛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就开始抽大麻，为的是寻找新鲜刺激以及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所说的“强化的个人特质”。但带头做的人非常少，跟进的人也寥寥无几。到了20世纪6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穿着喇叭裤的学生点起大麻烟来抽，情况可就不同了。心理学家威廉·麦格劳特林（William McGlothlin）将这个现象做了简单扼要的概括：“透过嬉皮运动的中介，大麻烟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瘾品脱胎而成为中等阶级与上流社会的瘾品。”嬉皮是从20世纪50年代组成人数不多却引领知识界风骚的“颓废运动”（Beat movement；beat又可以作“蒙福的”、“律动”、“怪癖者”等多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媒体对于嬉皮有利的（即便不是故意偏袒，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加上种族隔离制度、都市物质主义、“越战”的令人反感，都引起年轻人一窝蜂地效尤。大麻烟正好可以成为叛逆行为的多重价值的象征，因而在高中生及大学生之中蔚为风潮。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从大一到大四的吸大麻人数是逐年上升的，但研究生的吸食者递减。因为研究生比较偏好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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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的这个大麻情结在美国特别受瞩目。据估计，到1979年为止，约有5 500万美国人吸食过某种形态的大麻，其中2/3是18至20岁的年轻人。类似的现象很快就蔓延到全世界。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中国香港、印度、菲律宾、苏格兰、委内瑞拉、联邦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60~70年代的大麻吸食者大幅增加。典型的吸食者是十几岁到20出头的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男学生。大都市和市区近郊是主要的市场所在。丹麦的大麻吸食者最常出没的地方是哥本哈根，瑞典吸食者的集中地是斯德哥尔摩，其他国家可以类推。不论在哪个国家，年轻的大麻吸食者进而吸食其他瘾品的可能性都远远高于不吸大麻的人。其他瘾品包括迷幻药LSD（麦角酸二乙酰）、安非他明、可卡因，以及在欧洲滥用特别严重的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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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大麻文化结合其他反主流文化的吸毒行为之所以越传越盛，要归咎于少数几个坚决“以恶癖营生的人”。首先被点名的两个人即是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和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巴不得有新卖点可供炒作的媒体把他们的不良示范放大，不明就里的群众也就糊里糊涂照单全收。这话也许说得不错。但是，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1902~1983）说过，存心带头的人不可能造成群众运动，除非历史背景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这件事而言，先决条件在于人口。20世纪早期的经济萧条年代中，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都锐降，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才再度上升。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上升。生育率齐升的结果是，全世界30亿人口之中，有9.69亿人在1960年是属于5至20岁的年龄段——几乎每3人中就有1人是在这个年龄段。换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人都在走过十几岁到20出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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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易受感染”的人数之多，达到空前的程度。由于年轻人对于瘾品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忍受力比较强，自然就比年纪较长的人更想要寻求新鲜刺激，更容易瞻前不顾后，也更急于模仿同侪。这些心理特性都易于促成瘾品滥用。在生活富裕的西方社会以及正在西方化的社会里，在凸显个人风格、及时行乐、性解放的意识正在抬头的时代，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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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体从旁煽风点火也是功不可没的。以1955至1972年间美国与欧洲发行的电影计算，有72部含有与毒品相关的剧情或主题。电视的新闻和娱乐节目也都在告诉观众最新的瘾品的使用方式，而播放的广告更不断鼓吹毫无限度满足个人欲望的观念。克里斯托弗·勒希（Christopher Lasch）曾经指出，“舒利兹”啤酒（Schlitz）当年广告中那种偏颇言语根本与啤酒无关，推销的其实是唯我主义：“你只走这一遭人生，能享受的玩意儿，一样也别放过。”年轻人越认为自己是不吃白不吃的消费者，越生活在自我满足与失望循环的世界里，就越有可能认为大麻只是一大堆商业推销的快感之中的一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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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与70年代吸食大麻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也有机会到处旅行，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手头宽裕、出国念书的机会多，而且搭便车的交通方式十分便利。所以他们也成了到处传播瘾品吸食的媒介。出生在大麻烟故乡印度的拉文德·辛格（Ravinder Singh）可以算是大麻情结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军官之子，进的是贵族学校，在寄宿学校就学会了抽大麻。后来他离家游荡，到了尼泊尔，又到了海岸边的果阿。他的回忆录——他死后由他父亲代为出版——之中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他不论走到哪里，总会遇上一些从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来逍遥游历的“毒瘾客”（freaks）。这些吸毒者为了享受便宜的大麻来到东方，对于LSD和海洛因都有不小的瘾头，或起码都乐于一试。就是在与这些人之中的一个蓝眼睛、穿牛仔裤、趿着凉鞋的法裔加拿大女孩共处的时候，拉文德打了第一针海洛因。这瘾品也终于在他21岁时要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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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传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Micronesia，位于菲律宾以东）、斐济、萨摩亚、汤加，以及太平洋其他岛屿地区，是拜美国的“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的志愿者之赐。按官方政策是严格禁止吸大麻的，但是天高皇帝远，派出去的年轻人的意愿胜过一筹。以西太平洋的特鲁克（Truk）为例，志愿者们分别在几个岛上种下大麻种子。起初特鲁克原住民不知道这种作物该怎么使用，经过从外地回来的特鲁克大学生指点——再加上观赏美国的影片和录像带，他们这才明白过来。旅行和运输在瘾品发展史上是决定性的变量，这与旅行运输助长传染病的扩散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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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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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柯叶与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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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柯叶以及其中刺激精神的主要生物碱成分——可卡因——的全球化延后，正是因为运输技术不能配合。考古证据显示，嚼食古柯叶的习惯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 000年。至于人类最初使用古柯，也许比这还早1 000年以上。可能是古代安第斯山东部的狩猎采集者在食物不足时尝试这种植株的嫩叶，从而发现其提神作用与医疗功能。总之，古柯是西半球地区最早被人类栽培的作物之一。原住民将古柯叶与植物灰或石灰之类的土壤无机碱（便于吸收可卡因）混合，是祈神仪式和平常时候均可使用的配方。此外，嚼食古柯叶可以纾缓高山症状，充饥、提神。一位嚼古柯叶的老人说，喝酒可以教你觉得舒服，古柯叶却能使你手脚有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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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曾经为了是否应容许古柯叶贸易进行辩论。结果主张容许的一方占了上风，理由相当实际：古柯能使劳工耐得住银矿里的辛苦。新西班牙（西班牙人在今美国西南部与加勒比海地区诸殖民地）虽然发展出活络的古柯叶贸易，越洋商业却始终未能确立。即便是刚采下来的嫩叶，由于包装不符合长途航海的要求，运到欧洲时也已经丧失效能。送到的古柯叶的效用不是太轻就是不稳定，既令研究者困惑，也令医疗界质疑。一直要等到1860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研究生阿尔贝特·尼曼（Albert Niemann）才在论文中详述可卡因的分离过程。他做研究使用的30磅古柯叶是用特别方式包装运送的，也是运抵欧洲的数量最大的一批处理得当的古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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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曼本人虽然在发表论文的次年逝世，他的重要发现却是一个起点。1862年，曾经率先生产吗啡的德国默克制药公司开始生产少量的可卡因，主要是供应研究使用。次年，科西嘉岛的一位药剂师马里亚尼（Angelo Mariani）获得在波尔多酒（Bordeaux）之中加古柯叶萃取物的配方专利。这种“马里亚尼葡萄酒”以强调青春、健康、名流代言的方式促销，成为畅销国际的一种滋补饮料。1884年间，出品马里亚尼酒的这家公司投资的古柯产品项目增加了，包括烈酒、止咳糖、马里亚尼茶（Thé Mariani）。卸任的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靠着喝这种含古柯的茶帮忙，才能够在癌病缠身的状况下完成他的回忆录。马里亚尼产品的畅销引来不少模仿者——可口可乐是其中之一，也鼓励了有关古柯疗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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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于1884年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谈古柯》（Über Coca）检讨了当时论古柯的各种文献，发挥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他指出，古柯一向是印第安劳工的附属用品，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自我实验都有不错的成果。他表示可以乐观看待古柯对于神经衰弱、消化不良、恶病体质、吗啡毒瘾、酒瘾、高山哮喘、阳痿等病症的潜在疗效。（据说食用古柯的安第斯山居民的性能力是老当益壮的。）弗洛伊德也暗示，可卡因可以用于局部麻醉。令他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因为，同年稍晚，卡尔·科勒（Carl Koller）就以证实可卡因能使角膜失去知觉而名满国际。在必须用红热的针伸入眼睛摘除白内障的年代，这是令人喜出望外的突破。不久又有实验证明可卡因有其他麻醉功能，包括阻断脊髓的神经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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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卡因的医疗试验所带动的需求起初超越了供应。这种瘾品的价钱变得十分昂贵，弗洛伊德也在1885年初抱怨：“这将有碍一切更进一步的实验。”供不应求的情势引爆了一股古柯淘金热。美国大药厂派德公司（Parke, Davis & Co.）派遣亨利·卢斯比（Henry Rusby）到玻利维亚的丛林去找古柯叶，并且调查其他有获利潜能的植物药材。卢斯比是个头脑聪明、精力充沛、性情顽固、会推销自己的人，而且种族偏见深到极点，称得上是“生物学帝国主义”界的老罗斯福。他先后七度深入南美洲中部探险，在第一次的任务中搜刮到了9 000公斤的古柯叶，结果却因为革命爆发耽搁了运输。这一批货在等候越过哥伦比亚地峡的时候报销了。他却不气馁，集结了一支以发财为目的的军人队伍，设法渡过亚马孙河，收集了大批植物标本，数目在3.5万至4.5万种之间——反正是越收越多，抵达巴西的帕拉河（Pará）时几乎只剩半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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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业者占了邻近的地利，在古柯叶的运输上不成问题。卢斯比与其他研究者却认为，在安第斯山区就地萃取出生可卡因更为划算，这样尤其便于运送到远方的市场。默克药厂和其他德国业者最初也是这样解决了运输的问题。1900至1905年间，秘鲁的合法出口达到巅峰的时期，每年运输的生可卡因总量超过2.2万磅，另外还有200万磅以上的古柯叶。生可卡因（纯度在85%~95%之间）大部分运交欧洲业者加工；而大部分的古柯叶——包好后用松脂封住以防潮湿——运到了美国。美国业者为什么要进口笨重且又易坏的叶子？表面上看来奇怪，其实是跟关税考虑有关。古柯叶进口是免税的，生可卡因则需照价课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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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期的是，秘鲁的好景不长，逃不过全球种植面积扩张的影响。这是每一种被欧洲和北美大量需求的植物性瘾品都要走上的一条路。古柯在许多地区——从非洲的尼日利亚到亚洲的硫黄岛——种植虽然都能达到商业目标，但只有爪哇的古柯在20世纪初成为安第斯山古柯产品的最大竞争对手。殖民母国的荷兰人起初不愿再把另一种植物性瘾品引入东印度群岛，恐怕当地人民会养成嚼食古柯叶的习惯，所以只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小规模的商业性栽种。结果栽种成功的品种可卡因含量特别高，达到秘鲁古柯叶的两倍。问题是，必须用特殊的加工方法才能完成有效的萃取，而这加工法是一家德国公司的专利，所以这家公司也是荷兰人出售的古柯叶的唯一客户。然而，荷兰可卡因制造厂（Nederlansche Cocaine Fabriek，简称NCF）于1900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因为没有契约的限制，所以不必尊重那家德国公司的专利，于是爪哇古柯叶的需求量增加了。1903年，专利期限终止，又有几家德国业者成为爪哇古柯叶的客户。1904年的爪哇古柯出口量是26吨，1912年达到800吨，8年中增加了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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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10年代，世界可卡因市场热闹到快要爆炸的程度。NCF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可卡因制造厂。NCF和其他竞争对手都在购买东印度的高成分古柯叶，出口者必须仔细包装这些叶子以保质量不变。（本来荷兰人也打算在爪哇就地完成萃取过程，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作罢。）全世界的古柯叶供应量大增与制造业的扩张，把原来稀罕昂贵的可卡因变成普通而便宜的东西。1885年的售价是每盎司（约合28克）280美元，1914年跌到每盎司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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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可卡因助长了一股瘾品流行的扩散，这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止的流行，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形成巅峰。开始的地点是美国和印度。美国最初发生的可卡因中毒与可卡因上瘾案件都与医学界相关，大多涉及病患，但医生使用过量或太频繁的例子也不少。到了19世纪90年代，吸食与注射可卡因的习惯也传到了酗酒与吸鸦片已经普遍存在的社会底层。在印度，许多服食可卡因的人是已经染上鸦片瘾、大麻瘾或酒瘾的，可卡因其实只是他们的癖好之一。但印度服食者通常是采用吞食古柯粉的方式，或是掺入槟榔叶与石灰一起嚼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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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以后的20年中，加拿大和欧洲不断有关于可卡因滥用显著增加的报告发表，随后照例都有劝阻的倡导和管制的措施。这个问题其实是社会底层与夜生活的并发现象：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扒手、巴黎蒙马特区的妓女、伦敦西区的女演员，甚至柏林的大学生，都难免为此物疯狂。（“他们交出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蔽体的衣物，只为了要满足他们疯狂的渴望。”）从出口数据、警方档案、治疗统计可以明显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以后的情况比战时更糟，因为战争中断了东印度地区古柯的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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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期，这股歪风的流行平息下来，全世界的古柯出口开始持续衰退。日本此时变成可卡因的出口国，很快就有一部分供应到印度和中国，但数量不明。对于日本的鸦片制品贸易而言，这纯属副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可卡因并不常见（除了丹麦抵抗军突发奇想，以可卡因掺入干的兔血来扰乱纳粹秘密警察用来追踪逃亡犹太人的警犬）。在美国也少有所闻。毒品管理局的一位监督员说：“我们极少听到有人服食可卡因的事。”这位监督员的责任区是纽约市，堪称是美国境内最大的违禁瘾品市场所在。墨西哥的报纸上难得一见可卡因非法买卖的消息，因此被逮捕的案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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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戴维·马斯托（David Musto）是率先研究第一波可卡因流行热的人。他认为，20世纪中期的这种衰减，说明这有一种世代学习的模式。新瘾品问世会引发热潮，使用量会上升。然后，比率可观的少数使用者开始发生问题——使用过量、上瘾、疑惧。本来有意一试的人就此打住，使用量便下降。痛苦的经验似乎可以使一个世代免疫。糟糕的是，这个世代一旦成为过去，免疫力也随之消逝。可卡因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流行，婴儿潮的这一代对于可卡因的危害却没有活生生的记忆了。他们尝了大麻这个禁果之后并没有惹祸上身，所以公然质疑有关可卡因与其他瘾品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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