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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那么悠闲、那么放松，以至于觉得自己站不住了，必须倒进沙发里。”这是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1933~）初尝卡瓦后写下的感想。这是大洋洲各地常见的一种饮品，用卡瓦胡椒（Piper methysticum）的根制成。萨克斯承认他是“醉了，却是甜美的、暖和的醉意，所以会觉得似乎更接近自己”。他饮后睡了香甜的一觉，醒后头脑清明、精神爽朗，这不是喝了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料之后的典型反应。只要是在适当的状况下饮用适量的卡瓦，就可以产生一种极好的、净化的提神效用。既然如此，卡瓦为什么不是世界上最普遍被人饮用的瘾品？饮用卡瓦为什么始终限于太平洋的岛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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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将槟榔树的果实夹熟石灰用槟榔叶包着嚼食，也许始于公元前7 000年。如今世界上大约1/10的人口会吃槟榔。这是一种带给人快感的兴奋剂，效用和烟草差不多。有人问印度裔的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嚼槟榔是什么滋味，为人风趣的霍尔丹只把两眼一翻，口里继续嚼着。为什么嚼槟榔几乎只限于非洲东部、东亚、东南亚、西太平洋？为什么没有传播到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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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最根本的理由是：不论是卡瓦、槟榔，或任何其他刺激精神的物质，若要达到全球销售与东西半球都普遍种植的程度，首先必须能在西欧世界成为普遍接受的药品或消遣瘾品，或成为西欧人的贸易商品。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400年中，瘾品行销世界主要是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商人、殖民者、航海人。因为这些人有能力有办法把他们所重视且在使用中的东西传遍全世界，而且往往传得相当快，烟草和咖啡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们的船只、植物培养箱、大农庄、记账法，都是刺激精神瘾品全球革命进展的必要工具。不过，他们为什么只喜欢某些植物瘾品而不中意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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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的不适感太强。不论哪一种瘾品，都可能使某些服食者产生不舒服的反应。可能只是略有苦味，也可能强烈得难以忍受。初嚼槟榔的人会觉得非常辛辣，初饮卡瓦的人曾说味道如同粉笔灰泡在臭汗里，龙舌兰球（Mescal button）以及其他可能使人产生幻觉的瘾品都会使初尝者感到反胃。但是，欧洲人普遍接受的瘾品也往往令初试者很不喜欢——烟草即是其一。因此，初尝的反感只是原因之一，不是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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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恐怕外表不雅观。人类是好虚荣的动物，历史上却时常低估这个因素。长期饮用卡瓦的人会导致皮肤粗糙或滋生皮屑。嚼古柯叶和槟榔会使腮帮子鼓胀。亚美利哥·维斯甫奇（Amerigo Vespucci）曾于1499年写下他对于嚼古柯叶者的印象，这是欧洲人最早的相关记载。在他眼中，这种人两颊塞满奇怪的草药，反刍般地咀嚼不停，实在是他所见过最丑陋最野蛮的人。嚼槟榔也会把牙齿染黑，使唾液变红。槟榔中的熟石灰会磨蚀牙齿上的钙质，只留下牙本质，而长期发炎与牙龈增生还将使这一截牙本质也脱落。欧洲人看了这种人固然会觉得可厌，但是他们自己的老烟枪模样、酗酒者的大肚皮与酒糟鼻头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外观的顾虑也不是欧洲人不接纳某些瘾品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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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运输条件不利的影响也许更大。古柯叶传入欧洲的脚步慢，就是受了运输不便的拖累。由于槟榔必须包着叶片嚼，需要种植与运输的植物多了一样，可能也是嚼槟榔迟迟不能传入欧洲的原因。后勤障碍阻断传播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卡特。卡特的叶子可以嚼食，也可以泡茶喝。其中所含的一种生物碱（即卡西酮）与安非他明很类似。欧洲人虽然早在1603年就见过卡特并对其有了记载，这种植物的商业性栽培却一直限于东非与阿拉伯半岛境内。卡特几乎是所有刺激精神的植物之中最不耐久存的，所以经济价值很容易丧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塞俄比亚等生产地区才找到代价颇高的权宜之计：用卡车把连夜采收的卡特叶送到飞机场，再由特早班的货机运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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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嚼食卡特也会有后遗症，包括呕吐残渣和严重的便秘。1957年亚丁港禁止输入卡特，泻药的销售立刻下降了90%。阿拉伯与西方的人士都在说，像羊反刍般地嚼卡特是一种“浪费时间的祸害”，对也门人的危害尤其深，因为据说他们会把微薄收入的一半花费在卡特上。研究医药的人类学家认为“祸害”之说未必公平，但也劝想要保持大便畅通、牙齿白净、荷包满满的人，以不买这东西为上策。已经习惯享受卡特的移民和难民当时仍希望能买到，但是进口货物被扣押，自己种植的人也遭到突袭搜查，所以货源极少。（只有英国许可空运卡特入境，供给境内的少数索马里居民。）瘾品当然可能在警方与海关的层层管制之下照样行销全世界，但一般都是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烟等浓缩状态的瘾品才值得这么做。而卡特的体积太大，太不便于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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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迷幻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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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保存期、运输上的可行性、适宜的价格，都是瘾品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性商品的历史条件。但也不是有了这些条件就够了。欧洲人如何断定哪些瘾品应成为赚钱的作物与国际性的产品，也曾经受到非物质因素的影响。他们是基督教徒，对于凭借化学物质转换意识状态的做法不免存有疑虑，对于印第安人在仪式中使用的致幻瘾品尤其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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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原住民普遍有使用致幻剂的习俗，也许并非巧合。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的亚洲人经由西伯利亚陆桥迁移到美洲之前就已熟悉毒蝇蕈（fly-agaric，亦称蛤蟆菌）的用途。他们的巫师萨满（Shaman，原始信仰的巫者）靠着用它——或许也用其他致幻剂——与神灵界相通，在服食后悟得邪祟麻烦的缘由，为身心有病痛的人驱除病根。萨满原本应该找出各种可以帮他们进入恍惚出神状态的物质。迁移至美洲落脚的印第安人祖先把弓箭、矛枪、奔犬带到西半球，也带来了寻找致幻植物的习俗。他们努力的成果十分可观，一共发现并采用了100种左右。佩奥特仙人掌、龙舌兰豆、牵牛花籽、墨西哥裸盖菇（psilocybic mushroom）、黄褥花科卡皮藤只是广为人们所知的少数几例。欧亚大陆的文明社会对于这些植物一无所知，民间通用的致幻植物也寥寥无几，即便欧亚大陆土地比美洲广阔，居住的历史也比美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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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以为，欧洲人既然误打误撞找到了美洲这个精神瘾品天堂，理当趁机补足以前荒废了的知识。按民族植物学研究者彼得·福斯特（Peter Furst）的说法，欧洲人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把致幻植物视为魔鬼的工具，认为这些都是阻碍土著皈依基督教的坏东西。这些植物显然有超自然的效能，但是印第安人的仪式之中并不见有基督，因此，那些效能只可能是从撒旦而来。这些植物因此应当禁止，不可以出口，更不可以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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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显然不在福斯特此论之列。印第安人也在各种不同的仪式中使用烟草，尤其常用一种耐寒的烟草（Nicotiana rustica）。如今这个品种的烟草的尼古丁含量可以高达16%。萨满们抽、吸、吃、泡饮烟草，吸收的量之多，使他们幻觉恍惚到几乎会因用量过大而致命的地步——有时候也真的因而丧命。早期批评烟草不可取的英国人都会提及烟草在拜偶信仰之中的重要性，英王詹姆斯一世即是这一派的代表。他还曾不屑地说：“何不连印第安人的赤身裸体和崇拜魔鬼一并模仿？”然而，道德辩驳不会长久居上风。教会人士和他们的盟友百余年来已经把土著使用的许多致幻剂禁止、限制、赶入地下，却未能把烟草完全消灭。有些教会人士自己也染上烟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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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成为例外，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各地普遍栽种的植物，而且用途广泛。有些部落除了种烟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农耕活动。殖民者（不论占了什么地方为农庄）、教会、贸易站都不可能完全避开印第安人吸烟的行为。魁北克的耶稣会修道长保罗·勒·热纳（Paul le Jeune）曾在1634年写道：“他们对此种药草的喜爱简直到了教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睡觉也含着芦苇秆烟斗，有时候半夜起来抽烟；他们行路时经常为了抽烟而停下来，进了家门的第一件事也是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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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看见印第安人把烟草用在仪式中，另外也当作杀虫的熏剂和治百病的药方，以及用于巫术以外的接近医疗的方面。本来欧洲人从很早以前就从东方输入药材，基于文化习惯，他们知道珍贵的瘾品都来自遥远的异邦，到美洲来也是要留意有没有新的、便宜的植物药材。西班牙来的殖民者更是奉了王命要积极加以寻找。在他们看来，烟草显然是不错的药材，它是“干燥”作用剂，正符合古时候的四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医学原理，应该有许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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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也渐渐明白，使用烟草未必会产生幻觉。想引发幻觉的人服食佩奥特仙人掌必定会产生幻觉，吸烟则不一定。欧洲殖民者——他们是信基督的、文明的、理性思考的——对于是否能在恍惚中与神灵界相通没有多大兴趣，却很重视具有确定而可预测的疗效与刺激精神作用的瘾品，烟草正合他们的意，作用不那么强的热带品种烟草（Nicotiana tabacum）尤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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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观点，近代早期的欧洲人绝不容忍巫师，而且鄙视巫师的致幻药物，只接受作用比较和缓的烟草。这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传统见解，也是在外国传教的基督教教会人士之中仍然显著存在着的观念。太平洋的公理会传教士对卡瓦的印象就不好，倒是天主教人士明显有较大的包容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美洲已有长久的传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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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位具影响力的学者认为，当初欧洲人对于强力致幻剂的经验未必一概都反对或完全无知。但他也承认，欧洲人的相关经验不是宗教性质的。皮耶罗·康波雷西（Piero Camporesi）以半意识流的笔法写成的《梦的面包》（Bread of Dreams）之中，把近代早期的世界描写为饥饿与疾病不断肆虐的地狱般的地方。人人得不到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随处可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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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到神志错乱、伤口化脓、溃疡侵蚀着细胞组织，亦步亦趋的坏疽，恶心的淋巴结核，舞蹈症和其他使人胡乱扭动的病症，以及永远摆脱不尽的寄生虫和霍乱下痢。他们也受着“下等”面包的有害作用的折磨……那是令人产生幻觉恍惚的状态，神志不清的人和发疯的人、精神错乱的人和癫狂的人，都“昏头昏脑”而“麻木无知”，长期或一时的醉酒者，因饮了酒或——实在不可思议——吃了面包而歪歪倒倒，和跛足者、眼盲者、淋巴结核患者、瘘管病患一起，漫无目标地游荡，还有患疥癣的、肢残的、枯瘦的人，甲状腺肿大、腹痛、水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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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波雷西的论题是：人们赖以维持生命的面包已经成了有毒之物。饿坏了的人们把黑麦草（毒麦）和大麻籽等杂质掺入面粉，吃下腐败的、有麦角病的硬面包，因而产生幻觉，大家都糊里糊涂。诡异的是，不吃面包也会引起幻觉，因为饥饿会阻扰酶的制造，而大脑必须靠酶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不论吃不到面包还是吃了掺杂料的面包，“大批最穷困的人群……活在一个完全不真实的超越知觉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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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种颇不寻常的说法的数字依据不明。我找不到“大批”最底层人群在陷入幻觉的状态下胡乱游晃的证据，倒是偶发的中毒事件可以确信是有的。可能使人产生幻觉、虚弱，甚至致死的麦角病毒可能是无意间中毒的缘由之一。不过麦角病后来渐渐变得不常见了。这种病毒在黑麦庄稼上滋生，在特别寒冷的冬季与潮湿的春季之后收成的黑麦中尤其常见。由于欧洲人逐渐用小麦、马铃薯、玉米取代易染病的黑麦，1660年以后的天气模式又是温暖而干燥的，发生麦角病的事例就减少了。蒸馏法（可以将染麦角病的谷物去毒）广为流传以后，有助于减少病毒引起的中毒，但也带来另一种后果较易预测的、意识不那么混乱的酒精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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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波雷西的论述点明的重要事实是：刺激精神的物质可以帮助农民和劳工在不堪忍受的日子中苟活下去。欧洲蒸馏制酒的迅速成长，烟草输入的激增，都在历史学家所说的“17世纪全面危机”的时期发生，也许并非凑巧。在1590年出生，于1660年死亡的人（多数欧洲人当然活不到这么久）经历的时代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失业、传染病、恶劣气候、作物歉收、暴乱、屠杀、战争，只有14世纪最残酷的年月可以相提并论。这些人需要抽烟喝酒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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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宗教信仰不谈，康波雷西笔下那些表现典型综合症状的陷入幻觉的人，对于任何持久的经济活动而言，几乎都是无用的。至于只抽烟或喝茶的人，就完全另当别论了。这类瘾品能提神解闷，却不会引发幻觉，对于掌控农工的地主们就来得有利多了。“软性”的瘾品——巧克力、较淡的美洲烟草、东方来的茶叶和咖啡——之所以能打败乔丹·古德曼（Jordan Goodman）所谓的摇摇欲坠的欧洲自种瘾品的文化，这也是原因之一：软性瘾品更能配合新兴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不但如此，这些瘾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它们为商人赚的钱，为国库增加的收入，比它们在喝走味啤酒、吃大麻籽面包的旧秩序下能获取的可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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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植物瘾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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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某些瘾品而非其他瘾品能成为全球性商品的缘故与时机，只能够笼统地分析。如果要细究，每一件都有无数个原因，包括时间条件、运气、财力、政治、组织管理、文化倾向、权势阶级的好恶，甚至包括军事结盟——狂爱巧克力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与随即被感染的波旁王室结盟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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