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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厂的新药推销员不停地往医院诊所送免费的样品和精美的广告宣传册。有一则新药宣传册上说：“肥胖的人会早死。”附图即是解剖出来的脂肪过多的心脏和油腻的肝脏。“任何控制体重的饮食疗法，都不像使用右旋安非他明类硫酸盐这么广泛、这么迅速，结果又这么令人满意。”德塞美（Dexamyl）是安非他明和巴比妥类的混合体，正适合用来“管理日常的心理及情绪方面的困扰”，例如个人的财务问题、家人间的摩擦、担心变老、亲友离丧、一时的挫败感等等，全部合用。换言之，男女老幼人人可服。甚至到了1953年，SKF对外发行的《右旋安非他明参考手册》（Dexedrine Reference Manual）还在否认它有可能使人上瘾，只勉强承认某些病人服用后可能产生心理上“习以为常”，不过，“喝粉红水也可能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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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如果拿这种打着安全无虞旗帜的强力瘾品来治疗各种含糊不清的症状，就是魔法师学徒的行径。有些病患——当然是少数——认为自己可以继续服用医生开的药来解决其他问题，反正这药是不会害人的。不但如此，这些病人还鼓励亲友一起来吃药。他们认为这种药能帮自己解决情绪低落、宿醉、疲劳、体重超标、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应该也能帮别人解决问题。继续服用的人会编出各式各样的理由请求医生再开药，或是向只顾牟利的药剂师直接购买，或从不法供应者那儿买来。医疗以外的使用是从确认的医疗使用衍生出来的，是并行的连锁反应。制药公司越努力促销某种药物，开这种药物的医生越多，衍生并行的连锁反应就越多，这股药物的民主风也就风行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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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就是引来官方的干预。以安非他明为例，美国联邦政府警觉到产量的渐增（每年120亿粒）以及注射安非他明的亚文化逐渐滋长，于1971年严格限定制造配额。黑市上仍然可以买到药厂出品的安非他明，但稍不小心就会买到鱼目混珠的假货——咖啡因、麻黄碱或其他兴奋剂混合的冒牌货。联邦法令的强力管制造成的货源空隙，由非法的安非他明制造者来填补，他们供给的就全是真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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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也是法国政府开始禁止科利德蓝（Corydrane）的一年。这是德拉格兰志药厂（Delagrange Laboratories）营销的不用医生处方就可以买卖的成药，一管20片，含50毫克阿司匹林与144毫克外消旋安非他明（racemic amphetamine）。指明的适应症有感冒、鼻炎、疼痛、虚弱无力。科利德蓝很快就受到没感冒、没有鼻炎的顾客欢迎。男士们吃它来催情，单车骑士借它来增进活力，学生、画家、作家用它来激发创作灵感。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写作《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0）期间，天天不断服用咖啡、茶、香烟、烟叶、烈酒、巴比妥类镇静剂，以及科利德蓝，最后一项他是当糖果嚼着吃的。这本书是唠哩唠叨的失败之作。有意思的是，萨特在写作一些比较受推崇的著述期间，完全不用合成瘾品，只喝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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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约束药用安非他明的政策比美、法实施得早很多；所以完全违法的供货者出现得也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人和飞机驾驶员都利用安非他明来维持“战斗力”。建筑工人和军需品生产工人都服用安非他明，想借此抵挡燃烧弹空袭与人力越来越短缺的压力。1945年间，制药业者开始出清战争剩余的安瓿存货，并且打出广告：“消除困倦，提振精神。”这些小玻璃瓶的液剂价钱便宜，不用医生处方就可以买到，而且是在人心涣散、社会秩序濒临瓦解的时候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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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6年起，日本医生开始看到安非他明毒瘾的病例。上瘾者多数为贫穷区的年轻男性，而且多为韩裔或华裔。其实上瘾者每个社会阶层都有，而且，非医疗使用的首要动机也不尽然是无聊消遣。有兴奋作用的瘾品（包括咖啡因的饮品在内）在日本这样压力沉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里，本来就有吸引力。一位长期居住在东京的人士说：“日本社会是需要脱氧麻黄碱（安非他明）的那种类型，因为人人忙个不停，要靠它来保持不落人后。”有调查结果为证：1955年日本的安非他明使用者仅有14%表示是为了得到快感开始服用，26%是为了熬夜工作或读书，26%是出于好奇，28%为了同侪肯定，5%因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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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非他明流行热越传越凶之际，日本政府对销售广告与取得途径的管制也渐趋严格，非法制造及销售的刑责都加重了。1955年间（当时日本的安非他明服用者有大约200万人），日本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全国教育运动，借幻灯片、海报、小区集会警告民众重视兴奋剂的害处。政府实施强制治疗，并且大幅增加精神科病床以供应毒瘾者戒毒之需。这次扫毒——乃是现代人从多重战线向毒品宣战的头一回——终止了战后日本的这一波安非他明滥用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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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瘾品滥用是一个国家会经常复发的毛病，正如个人的毒瘾会一犯再犯。18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说：“老实说，一个国家的恶习，尤其是已经养成了相当长时间的恶习，很难完全戒除。”日本初次扫毒之后，安非他明滥用仍然存在于黑社会、卡车司机、劳工阶级之中。再过不久，日本的富裕荣景出现，夜生活渐渐兴旺，战后婴儿潮一代达到20岁的年龄层。这批新加入安非他明活动的人——按东京一家报纸所述——不知道“这刚要刮起的安非他明旋风有多么可怕”。20世纪70与80年代的安非他明使用量激增，在1984年达到高峰。这时候的货源全部是非法的。日本黑社会年收入的35%至50%来自安非他明的非法买卖，货源是走私韩国的地下工厂产品，稍后又有中国的产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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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安非他明起初都是合法的制药厂产品。1938年引进之后，1939年就规定必须凭医生处方买卖。但是医生开处方很随便：以1942年计，瑞典3%的人口得到了安非他明处方。其中绝大多数——20万以上的病人——只在加班或情绪沮丧时服用。但也有3 000人养成每天或几乎每天服用的习惯，其中有些人的耐受性强到24小时之内服下100粒。这些早期的安非他明上瘾者有极少数也有吗啡瘾，他们学会将药片溶解后注射。这套技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流传到了放荡不羁的文化界。这时候，安非他明也在不法之徒中间流行起来，据说是由画家的模特儿们传入的，因为这些人一脚踩在画室里，另一脚踩在街头。按精神病学家贝叶罗（Nils Bejerot）指出，从1949年到1965年间，服食安非他明与苯甲吗啉（phenmetrazine）之类的相关兴奋剂上瘾的人数每30个月增加一倍。从1965年到1967年间进行了短期的药物维持剂量的医疗实验——由政府负担医生开出的安非他明费用，结果人数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一倍。瑞典政府于是又改回原来的禁用政策。自1968年起，开立兴奋剂处方必须取得特别许可。这一年内全国总计只发出343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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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罗纵观药物流行病学史，将这种现象比作传染病。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受到已经爱用却还不知药物长远害处的年轻男性的劝诱而使用。医生也可能引发这种流行热，或加速已经成形的流行热发展——贝叶罗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那次实验是瑞典医疗史上最大的丑闻。真正的关键还是口耳相传。斯德哥尔摩一名毒瘾者说：“假如你去了一家不错的饭馆，吃得很满意，你就会介绍朋友也去。这不算是招揽行为。你介绍朋友去是因为你希望他也吃得满意。我们吸安非他明也是这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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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罗认为，只有靠政府的果断行动——包括强制隔离毒瘾者——才能够遏止瘾品流行热呈自然的几何级数发展。他很赞许日本政府扫荡兴奋剂的措施，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付鸦片类产品的方式。在他看来，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大批人滥用瘾品不是“神秘不可解的天然灾害，而是社会崩解的一种形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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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不是可以完全消灭的，医生处方的管制加上其他立法的对策，把瑞典的安非他明买卖迫明为暗，继续供应最稳定的顾客群——社会边缘人和行为偏差者。有一部分非法的货源是瑞典境内自产，但大部分是从德国、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走私来的。冷战结束后，前苏联的卫星国与加盟共和国也成为走私货源地。《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叹称苏联已经变成“Narcostan”（毒品之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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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情况和别处是一样的，吸毒的亚文化教人难堪。憔悴的注射吸毒者无所事事地藏在报废的公寓里，室内到处扔着针头，吸毒者除了注射之外，就是在吃安眠药或喝甜酒，为的是要“重新点燃”或是“熄一下火”。一文不名的毒瘾者会造假支票，或出卖自己的身体；有被害妄想的人会持刀袭击警察或路人；街头毒品交易随时可能变成暴力冲突。克里斯特·彼得松（Christer Pettersson）既有酒瘾也有安非他明毒瘾，因1986年谋杀了总理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而被判无期徒刑。他曾经承认，在1970至1977年间连续犯下600起抢劫案，其中大多数的被害人都是在贩卖安非他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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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家约翰·鲍尔（John Ball）认为，诸如安非他明之类的合成药物被发现、商品化和普及，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药物领域的重要变革。他于1975年间写道：“这些新药已经被医药界全面接纳，凭医生处方使用也已普遍，以欧美地区为最。然而，伴随正当医疗用途而来的是迅速发展的非法买卖与广泛的滥用。”医疗用途是否全属“正当”，尚有值得争辩之处，鲍尔的论点要旨却是事实：制药学方面的革新使得可能被滥用的药物与可能滥用药物的人都大大增加。西方国家的年轻人的确学会用多种不同的药物消遣，滥用多种药物的人也在激增。这种风气向外传播，危地马拉、尼日利亚、菲律宾，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滥用安非他明与其他合成类瘾品。1980至1994年间，全世界制造安非他明与相关兴奋剂的地下工厂增加了6倍。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使空前多的人可以轻易取得空前详细的瘾品相关信息，这又使非法制造瘾品更趋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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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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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类型的影响精神状态的瘾品都从医疗用品摇身变成大众消耗品，植物的、生物碱的、半合成的、合成的，无一例外。多年来，为此担忧的医生们发表了大量的劝诫著述，却都是为“傻瓜笨蛋”而写。欠揍的傻瓜自然就是求诊的病人们，他们会超负荷地吸烟或饮酒，喝茶时放糖过多，喝太多咖啡，胡乱吃药，滥用那些本来适时适量服用效用极佳的药品。这些傻瓜如果不理会医生们的告诫，有些医生还会亲自动手。受后世推崇的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是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化医学的倡导者。他为人看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劝病人在抽烟、喝酒、运动、饮食方面多注意。有一次他一不做二不休，把不准病人吃的糖果撒在那个病人的床上以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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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也经常彼此警告某些药物会有多强的效用，禁忌症状是什么，有哪些副作用，被滥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医生们也相互提供安全小秘诀：不要告诉病人开给他的是什么药，不要把注射针筒放在病人床旁。这一类的意见常常发表在期刊的文章上或教科书里，也在不太正式的场合——会诊中、医院巡房时、讲堂上交流，连私人信函中也会提及。一位达拉斯市的医生在1961年的一封信中提醒同行：“顺便提一下，我最近几个月看过并且治疗了一个吃眠尔通（Milltown）上瘾的病人，很多人以为这种安眠药是没害处的，吃多了也没关系，于是竟拿它当花生米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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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抱怨很多，而且反复出现，可见医学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冲突。以往，医生得知某种刺激精神的药物已有引起中毒、被转作他用或是上瘾的事例，几乎都不会因此就将此药弃之不用。身为医生的斯蒂芬·泰伯（Stephen Tabor）就曾说，假如要他与同业放弃所有曾因人们滥用而引起不良后果的药物，结果会是无药可用。不过，医生们对于可能被滥用的药物终究变得比以前谨慎多了，即便这样保守的态度往往需要几年的磨炼才会出现。有时候还得靠政府强迫，如日本和瑞典的安非他明的经历，医生们才会有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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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发展步调缓慢的原因之一是利益上有冲突。自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行医的时候起，医生们就知道，他们能为大多数病人做的只是预测病症后来会有什么结果，然后就顺其自然了。但病人和病人家属却期望医生把病治好，起码要把症状减轻。医生如果能达到这种期望，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丰收；否则就会流失上门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给予快感的、能减轻疼痛的、能消除忧郁的、能恢复精力的、能帮助入眠的药物都是上选。但是，应该如何权衡这些药物被滥用的可能，以及人道与财务考虑上的利害均衡点？该由谁来负责权衡，又该以什么信息为权衡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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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19世纪80年代，有职业道德的制药商（作为广告对象的只限于医生和药剂师，不包括一般大众）开始改变营销态度。他们不再跟着医疗模式的变迁而行动，而要以主动出击的手段来左右医生对新药品的需求。手段之一是：找来有利新药营销的论述加以大量重印。派德药厂曾于1892年印制了《新药药理学》（The Pharmacology of the Newer Materia Medica），以240页的篇幅评论古柯叶与可卡因——后者是该药厂当时的首要产品，其中只有3页讲到可卡因的一些已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害处。历史学者约瑟夫·斯皮兰（Joseph Spillane）不客气地说，如此不成比例“显而易见是主编者对于负面效果持有偏见”。100多年来，医生们一直受到药厂对他们发出的疲劳轰炸，这种听来颇有科学根据的宣传会夸大药品的优点，却把可能有的害处压到最低。每次有主张保守用药的意见出现，都是逆着广告风潮走。最近的广告潮流变得更强势了，制药公司不再摆出只与医学界专家打交道的姿态，开始宣传凭处方供应药物的品牌。“百忧解”（Prozac）的信息广告都在午夜和周末播放，正是沮丧忧郁的人常在看电视的时间。看过广告的人会要求医生给他开广告上的药品，如果医生拒绝，他会去找别的医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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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业的历史中也同样有这种营收损失与行业自律的冲突。100年前的职业道德重大课题是：药剂师售药是否应当“一视同仁”——卖给那些吸毒成瘾、花大把钱买药却会害了他自己和家人的顾客。一位激进的纽约药剂师的回答是，建议正派的药局挂出显眼的告示：“贪婪作恶的药剂师会卖吗啡或可卡因给你，本局不售。”但是做起来不像说的那么容易。另有一位著名的纽约药剂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直截了当谴责卖麻醉瘾品给毒瘾者的行为。某日，助手却看见这位仁兄把一些鸦片卖给一个明显是吸毒成瘾的人。遭到言行不一的质问时，他竟辩称这位买主是唯一的例外，他已经供给此人鸦片25年了，“如果现在拒绝卖给他，等于把一位老顾客赶到别家药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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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药物管制的难处。只想赚钱的药剂师、帮病人开上瘾药物处方的医生、不负责任的制药商，都是药物管制规定上的漏洞。药物只供应正当医疗用途是20世纪中逐渐形成的国际药物政策主旨。各国的药物管理法虽有细节上的差异——例如毒瘾者治疗期间的维持剂量多寡，但基本处理方式都一样：盯住药物从制造者到服用者手上的层层关卡，办法包括规定业者配额、凭执照制造配售、凭医生处方购买、以三联单保留买卖记录等等。越是危险性高的药物，规定越严格，这个理念可以从法规和国际条约上附载的不同“方案”、管制药物目录等看出来。这样“掐紧出入口”的用意在于减少合法制造的药物总量与偏离正当用途的可能性，同时也维持医生处方与研究用途的足够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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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管制系统由何而来，香烟等为何得以豁免于此，后文将有详述。药物管制上最明显可见的难题就是强效的合成药物种类越来越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管制的药物大致只有三类：鸦片类、古柯类、大麻类。设计管制办法的人想象不到会有上百种新的合成药物出现，他们也想不到某些新型合成药物——例如羟戊甲吗啡（etorphine）的强度会是吗啡的1 000多倍。他们更没料到，新的合成药物溜出医疗规范之后会有数以百万计的非医疗使用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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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人士看出了这种情形与核武器发展的相同之处。心理学家韦恩·埃文斯（Wayne Evans）曾在1971年指出，药物研发者面对的道德上的两难，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美国军方于1942年展开的原子弹研制计划）的那些物理学家们遭遇的相同。新型的合成药物与核能一样，同时具有造福与作恶的强大潜能。救人命、打垮侵略者，是研发新药与核武器有力的正当理由。万一有人将新发现用到不正当的方面又该如何呢？既杰出又兼具争议性的美国学者内森·克兰（Nathan Kline）——在精神药理学界的地位如同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美国的“氢弹之父”）——的说法简单扼要。他认为，问题的重点不在如何造出影响行为与情绪状态的新药。制造并不怎么难，难的是“确认该由谁来决定药应当什么时候用、给谁用、由谁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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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位具有影响力的人不肯服从传统权威，使药物管制的难题更加复杂。第2章提过的“以恶癖营生”的人士之一利里，为了捍卫迷幻剂体验运动，舍弃了大有可为的学术生涯（他说“LSD比哈佛重要”），甚至放弃自由，过了几年牢狱生活。他到瑞士寻求政治庇护，遇见了当初在1943年发现LSD的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fmann）。1971年9月的某一天，LSD之父霍夫曼与LSD的头号倡导者利里在共享鱼与白葡萄酒的一餐时讨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曾经希望LSD有益精神病医疗的霍夫曼，态度由衷而坦白，他认为LSD对年轻人特别不宜，利里却引诱年轻人来服食，太不像话。霍夫曼说，利里应该避免大肆宣扬，只在学术的环境背景中默默从事科学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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