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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常可用于抵消其他瘾品的作用。巴比妥酸盐类和古柯酒都可以减轻鸦片类药剂的断药症状。镇静剂、鸦片类药剂、烈酒都可以缓和可卡因的药力。咖啡豆和可乐果都可以用来解酒。吗啡和海洛因亦然：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许多鸦片类药剂的上瘾者起初是为了消除宿醉而开始使用。无酒精饮料的销售者也会把其产品当作良性的另类选择来促销。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有这样的广告：“宿醉难消吗？来喝可口可乐。”日本三井制药厂推出的“康复”是一种含咖啡因和维生素的口服液，目标瞄准的也是清酒灌多了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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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出乎预期的效果，这些效果产生的损失与利润都不是瘾品本身包含的。瘾品的伤害性所引发的外部性向来很多，例如意外事故、中毒致死等等。因此瘾品在19~20世纪受到的管制越来越严。然而，精神刺激革命也制造了许多带来利益的外在事物。各种瘾品问世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精致烟斗、镶宝石的鼻烟盒、细瓷茶杯、艺术茶匙、大麻烟枪、加味卷烟纸等不胜枚举的相关产品。[美国禁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只按香烟纸销售量来估算国内的大麻烟消耗量。]瘾品的确能引发人们的巧思，以往卖荔枝干和煤炭球的人曾经生意兴隆，因为荔枝干可以用来揉鸦片团，炭球便利点燃鸦片烟枪。1876年间，单是伦敦这一个都市，就有30家制造并进口海泡石烟斗的商店。在君士坦丁堡，贵妇名媛们流行佩戴遮掩袖珍型皮下注射器的珠宝。100年后的美国瘾品爱好者喜欢戴安眠酮（Quaalude）药片形状的金坠子和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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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往往以“问题导致获利”的形态出现，例如瘾品滥用引来的问题可以转变成为提供治疗的业者获利的机会。在20世纪30年代，“消化汽水”（Bromo-Seltzer，含溴化钾、乙酰苯胺、咖啡因、柠檬酸，无须医生处方即可买到）的销售者发现，买主大多数是想要消除宿醉的低收入男性，因而立刻收回广告，改用星期天的报纸漫画版来促销，因为星期天是“消化汽水使用量最多的日子”。营销“碱性汽水”（Alka-Seltzer）的对手商家不甘示弱，也针对又抽烟又爱过量喝酒的男性设计了漫画广告。止咳含片的广告印在纸板火柴包装上：“使你喉咙舒爽，口气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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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收获最大的是调理瘾品滥用后果与帮助正在努力戒除者的医疗系统，后者在美国的获利之大尤其居全世界之冠。19世纪晚期开始成形的疗养业，只是五花八门的邮购疗方和一些私人开设的疗养院（上流社会俚语称这种地方是“浸泡坊”），到20世纪晚期已经发展成为化学品依赖现象的庞大综合体。美国1992年治疗酒精及其他瘾品滥用的花费已经超过60亿美元，另外还有30亿美元耗费在预防、人员训练、研究、保险事务各方面。20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在药物滥用管理部纽约州分处（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工作的人士，他在研究曾经有过药物成瘾的案例。我对他讲起我要撰写美国市井阶层的麻醉药物服用历史，并且要从记录年长的美沙酮病人案例着手，他说我的计划很好，不过有一点很可惜，因为我漏掉了真正的主戏——药物成瘾治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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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产业商机之大，连他也始料未及。其实问题导致获利并不是瘾品发展中独特的现象，凡是利用人类本能冲动而起家的企业中都有。人类始祖的进化本来是为了适应脂肪和糖类都稀少的非洲大草原的生活。谁若是能在难得的可以大量摄取脂肪的时候饱餐一顿，才有可能在遇上饥荒时保住小命。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仍然保留种种此类本能冲动，即便在如今的快餐社会里，这种本能已经变成健康上的劣势，却还是容易被利用的弱点。自从哥伦布来到新大陆，新食品的汇集与口味发展都与瘾品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如果没有与新大陆的接触，现在也不会有巧克力糖、比萨酱、爆米花、炸薯条（美国境内的马铃薯每3个之中就有1个成了炸薯条）。到了1997年，美国食品加工业每年运到国外的薯条重达38.6万吨，麦当劳（每天喂饱美国7%的人口）在105个国家设立的分店达到1万家，单单日本境内就有2 000家。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从远在北极圈稍南的芬兰的罗凡尼米（Rovaniemi）一直到新西兰最南的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都可以买到（两地相距两万多公里）。同时期“肯德基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的生意也做到了埃及狮身人面像的脚下，而它在10年前——1987年——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的对面开设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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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通俗事物到处长驱直入，是有其超越文化界线的生物性基础的。甜而多油的食物人人皆爱。有些肥胖的人使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变本加厉，他们用甜而多油的食物来排遣无聊、挫折、愤怒、忧郁、不安、失望，正如容易染上使用瘾品习惯的人。历史学者苏珊·斯皮克（Susan Speaker）认为：“资本主义和医药界获利并不只因为我们原本有嗜好高热量食品与精神刺激物的生理倾向，也因为人类各式各样的身、心、灵苦恼是无所不在的。”人类为这些获利付出的代价各有不同。天生就有旺盛的脂肪储存基因的人，或生活在运动贫乏的自动化环境中的人，如果饮食过量，往往招致糖尿病之类的麻烦疾病。美国人可以从平均体重的数据看出来，管住自己不吃过量的食物是很难的，在我们本能的口腹欲望之外，还有商家广告的火上浇油，使我们的理智判断和意志力败下阵来。演化医学专家伦道夫·内瑟（Randolph Nesse）和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说：“人类千百年来努力要创造一个真正流出蜜与奶的环境，结果却发现许多现代病和过早死亡都该归咎于这个创造出来的成果。真是莫大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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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讽，也让胰岛素、动脉引流、抽脂手术、减肥药丸、跑步机、减肥餐的供应者赚到了钱。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能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评论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尖锐地指出，减肥是最炉火纯青的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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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的咖啡因饮品盛行也引来了许多新产品，多以华丽的形式呈现，供富裕的消费者享用。这幅粉彩画是仿1743年的“美丽的巧克力女郎”之作。原作出自让-艾蒂安·利奥塔尔（Jean-Etienne Liotard）之手，模特儿是早上为他端来巧克力的女仆，乃是巧克力主题绘画之中的“蒙娜丽莎”。图中女仆的托盘上放着德国麦森（Meissen）细瓷杯子，杯上有赫洛尔特式（Höroldt）绘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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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制造者当然也把握了借脂肪赚钱的机会。时装模特儿很早就发现安非他明可以帮人变瘦，英国模特儿琼·道内（Jean Dawnay）说，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模特儿除了安非他明、右旋安非他明、不加糖与牛奶的咖啡之外，什么都不吃，“她们苗条得不可思议，教我自叹弗如。”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为了模仿高级时尚界那种幽灵似的形象，以香烟为减肥的秘密武器，借抽烟来抑制对甜食的欲望。女星安迪·麦克道尔（Andie MacDowell）从影前曾是模特儿，靠服食减肥药丸和可卡因保持身材细瘦，她说：“你如果查字典就知道，‘模特儿’（model）的意思是‘范例’。少女们为了要像模特儿那么瘦，什么方法都会试，一天到晚只喝健怡可乐，还有抽烟。”还有比这样更糟的。男影星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说：“有些实际的问题是海洛因和可卡因可以解决的，例如体重过重，或是注意力不能集中。”他是过来人，说得应该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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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市场出口结账处摆着教你减肥的书。为了凸显男子气概要抽香烟，为了治疗烟抽多了造成的勃起障碍，又得服用“伟哥”。这些显然都矛盾得近乎荒唐，但这只是从公共卫生的观点看来如此，从获利最大化与充分就业的观点看来却很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要不断成长，不能只靠埋头制造平淡无奇的产品和耐久商品了。大豆和烘干机能带动的经济活动量就只有那么多。瘾品却能辐射出“外部性”，制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瘾品就像一种永恒运动的机器，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给所有人，农民、律师、瘾品史研究者都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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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梅太德林（盐酸脱氧麻黄碱），她可以欣然拒绝！”消费导向的社会既重健康又要享乐，简直像追着自己尾巴跑的狗。一个新款产品会引来对另一个产品的需求——以及制药公司的利润。如图的广告刊登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美国医学期刊上。设计者的目的是要制造医生们的“反应习惯”，使医生见了某个病人群就立即开这个商标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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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默顿修士（Thomas Merton）在1948年间就说过：“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这话说得完全对。瘾品制造者与多巴胺的关系就如同色情业者与睾丸素酮、食品销售者与味蕾、整形外科医生与异性追求的美丽外表的关系。这些人都以利益为目标，都能借科技之助启动人体内在的奖励和调节机制。这些机制是在与现今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完成进化的，如此被牟利者利用，显然对生理上有害，在道德上也是一种颠覆。如何处理“靠社会问题获利”，是出现过多次的政治上的两难，在全球化逐渐形成之际，问题也更趋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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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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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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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逃离商品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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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间，美国国家毒品管理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主任巴里·麦卡弗雷将军（Barry McCaffrey）从历史观点就毒品问题发表了重要演说，这是颇不寻常的作为，因为美国毒品事务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大多没有从事瘾品问题历史反思的癖好。总之，麦卡弗雷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违禁瘾品是工业化社会的一项副产品，这种社会使我们不计后果地胡乱篡改了人体的内在环境。”合法瘾品当然也是工业化社会的副产品。香烟尤其是工业产品，是用机械的方式生产，由许许多多已经调整自己在机械时代生活习惯的吸烟者以机械化速率加以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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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业产品而言，香烟占有许多优势，包括易上瘾、易有耐受性、效用短暂、便利社交与增添性感、能控制体重。另外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劣势，这是大量生产的物品都免不了的。香烟是商品，是诸多竞争者制造的产品可以取而代之的，经由拆掉商标的产品测试屡屡证明，香烟都是大同小异的。20世纪40年代初，因为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oo Company）做了一则广告——“有书面誓词为证：烟草行家中最中意于‘好运’牌者是其他品牌的两倍”，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当然证明这根本是不实的广告。有大约200位烟农、烟叶仓库管理者、烟叶销售者、烟叶采购者一致作证，所有标准品牌香烟都是用同一类的烟草制造的。烟农在同样的土壤中种植，使用同样的肥料，以同样方式采收熏制，送到公开拍卖场上，卖给采购同样质量烟叶的香烟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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