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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帮劳工消愁解闷的用途是最广为人知的，其中又以19世纪到海外的华工使用得最普遍。华工的典型处境是：在异乡做着让人精神麻木的苦力、无聊、想家、没有亲属监督。于是他照家乡的船夫、轿夫排解愁闷的方法，有样学样抽起鸦片来。这并不妨碍他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没有影响的。曾有一位英国官员说：“抽鸦片的苦力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工人了。”但是这种工人经常有债务在身，如果是离家乡很远的，更是经常寅吃卯粮。只要债没还清，他就不可能回中国老家去。因为经常得花钱买鸦片，加上单身汉都免不了的赌与嫖，他就永远背着还不清的债，所以只得像推磨的骡子般无休止地做下去。为数不少的华工终于因为生病或绝望而停止推磨，最终使他们停下来的也是鸦片—— 一次吸食过量的鸦片导致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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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鸦片的国家都有暴利可得。统治者——多半是宗主国的官员——会把鸦片专卖权拍卖给出价最高者——通常都是由武力不弱的帮会支持的华商集团买去。这些帮会不让竞争对手侵犯他们独占的利益。华商们供给华工的鸦片是按垄断的定价，往往要扣掉他们半数甚至2/3的工资。拍卖鸦片的政府可以坐收源源不断的厚利。据历史学者卡尔·特劳基（Carl Trocki）指出，新加坡等于是靠嗜抽鸦片的华人苦力在赡养，殖民政府19世纪的总收入有一半来自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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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位在埃及工作的医生记载，上了瘾的埃及粗工把工资的大部分花在了买瘾品上。以每天可赚5个比索的工人为例，通常是花1个吃饭、花1个买烟、花3个在鸦片类制品上。有一个地主因为瘾头太大，连送妻子回娘家探亲的费用都挪来买了瘾品。还有一家尼罗河运输公司的承包商是有海洛因瘾的，他索性只给装卸工人臭腐的饭食吃，拿克扣下来的钱买每天两包的海洛因。后来警方搜查他的账簿，才发现他还以瘾品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借此多赚30%的利润。这种做法至今仍存在于泰国的大型渔船上，据传这种船上的渔工有20%或以上是有海洛因毒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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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牙买加的印度大麻田里，除草的青少年工人有时候是会领到大麻作为工资的，所以他们工作中处于“嗨”的状态也是颇为常见的。凡是有印度大麻文化情结的地区，农工们普遍服用大麻。每逢收割季节，旁遮普省的消耗量会增加一半。哥伦比亚农民宣称，大麻可以消除疲劳，可以提振体力和精神；服了大麻的人打拼不会累。这跟批评美国大麻文化情结的人士所说的恰好相反：大麻使人浑身无力、缺乏动力、虚脱疲惫，所以根本无益。人服食瘾品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举动？这既是药理学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及文化背景的问题。为了撑过甘蔗田里整天的劳苦而学会吸大麻是一回事，为了在摇滚演唱会中熬夜狂欢而学会吸大麻则是另一回事。状况不同，服食瘾品后的反应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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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尚未机械化的时代，烈酒在欧洲与北美曾经扮演过与大麻烟类似的角色。加紧赶工的收成期要喝酒，收成完毕庆功时要喝酒，为了排遣农村生活的劳累与无聊也要喝酒。但是烈酒比大麻的价钱贵，经常豪饮的农民一定会成为穷光蛋。在东欧地区，除了小镇社区的犹太人（shtetl Jews）和区区几个戒律严格的少数宗教团体之外，农民把钱耗在饮酒上是常见的。有些农民把马铃薯和谷类送进地主的酿酒厂，直接换回伏特加酒。担任翻译的朱韦纳尔·伊万诺维奇·塔拉索夫（Juvenale Ivanovitch Tarasov）回忆自己故乡俄罗斯村庄在19世纪80年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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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村里半数的农民时常一醉就是好几天……一瓶伏特加酒渐渐成为一种币值的标准单位。如果询问农民做什么活需要付他多少工资，他的回答不是以卢布算，而是以几瓶伏特加来算。如果商店里没有伏特加的现货，农民就不肯干活；等到店里进足了货，就会有农民蜂拥而至抢工作，要赚钱去买酒。有商人整车运来一箱箱的伏特加，近乎疯狂的人们就拿着工资、家里的牛、一切财物去换酒……我还记得，那时候会看见身上总共只有一件衬衫可穿的男人，他把其他所有的衣物都当了。衣不蔽体的女人也不算稀罕的景象。能换酒的东西全都换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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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逃避现实而饮酒在欧洲惯用瘾品的贫民区也很常见。社会改革者认为这要归咎于工人的生活单调，生活环境不舒适。左拉（Émile Zola）曾在1868年的作品中指出：“工作需要有休闲。如果钱不够多，未来又无可展望，人就会把握眼前能得到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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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则欧洲移民在美国的实例即是证明。1855年间，一群爱尔兰籍的铁道工人——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流氓”——来到中西部一个城镇的一家德国旅店。一位路人把这旅店的功能解释给他们听之后，他们大呼小叫起来，把大拇指放进嘴里做出模拟酒瓶塞子拔掉的声音。旁观的一位挪威人在家信中反感地写道：“这德国人（旅店老板）立刻拉大嗓门推开店门，开始口吐不成句的糟糕英文，手忙着开威士忌酒。他就要成为资本家了，因为这些家伙酒量惊人，一口喝下一夸脱的烈酒，眼皮也不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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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贪杯的工人——例如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伦敦遇见的豪饮啤酒的年轻印刷工，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看见的在曼彻斯特街头醉得东倒西歪的无产阶级民众、完成长途赶牛任务的美国西部牛仔们、南美洲酒馆里的牧民们、来自各国获准上岸的水手——都毫不吝惜地把工资花在买醉上，如果没有在烂醉之前就被警察带进拘留所的话。他们总要喝到自己头疼欲裂、钱包空空，之后就不得不回去再为雇主卖命。富兰克林很看不惯“这些不知振作的人就这样永远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酒精使这些人无休止地出卖劳力，正如鸦片使中国苦力的苦工永远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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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亦如此，只是比烈酒和鸦片的作用程度略逊一筹。曾有一首年代不明的梵文诗中说：“一个人不论多么穷，也不会舍弃烟草不抽。”英国医生约翰·罗兰（John Rowland）曾于1659年间这样写道：“农夫、拖犁的人、扛运工人，以及几乎所有出卖劳力的人都请求发给烟草，声称这东西让他们精神焕发。许多人为了得到烟草，连必需的粮食也甘愿不要。”烟草生产扩大以后，价格降低了，为买烟草而使子女挨饿、拿财物换取“这少量迷惑人的无用东西”的事仍然时有所闻。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曾经估计，17世纪爱尔兰农民的食品开销的2/7是用在烟草上。这项统计颇奇特，却也很有意思，因为佩蒂把食品和烟草同列入摄取营养的基本项目类。总之，烟草类产品一直到20世纪仍是低收入工人的一项重要开销。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之际，佐治亚州的黑人佃农仍将现金收入的6%花费在买烟上。按经济学家杰克·戈特塞根（Jack Gottsegen）在1940年的研究，其他低收入群的人们的日常零花几乎全部用在买烟上——远高于用在阅读、生活用品、教育上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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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以上，可见瘾品一向都是人们上进之路上的一种阻碍，存钱、购地、受教育、成家、立业的目标都可能因瘾品而遥不可及。这并不是什么人为的大阴谋。事实上，借瘾品提神解闷的行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人类本来是集结成群游猎为生的，后来演化成定居农耕的社会，这种生活方式不如以前游猎状态那么多变、那么令人身心满足，也比较不平等、不利健康。游猎生活的人群也重视瘾品的价值，但多在巫医仪式中使用，不常用来应付从早到晚劳动的辛苦。借服食瘾品排遣日常生活的单调苦闷（或治疗伴随定居生活而来的肠胃病与寄生虫病）都是文明化生活才有的。用瘾品使婴儿安静昏睡，以免打扰忙碌的父母或照顾者，也是文明的副产品。20世纪初期以前的劳工阶层中，使用鸦片或大麻安抚幼儿是常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存在这种习惯。这都是迫于社会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显然违背了人类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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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与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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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类驯养的动物的经历也相同。有许多动物在野生状态中会找致醉的植物来吃，却远不如在被囚禁的状况下摄取到的那么多，而且是不得不摄取——人类会为它们准备瘾品。动物园里的动物在搬迁过程中、在必须适应新环境的状况下，照例都要施予麻醉剂或镇静剂。动物一旦表现得神经质，或是持续一成不变的动作，就是给药的时候了。在展示区里来回不停踱步的北极熊，需要的是一剂百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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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的动物如果“在笼内有健康状况衰退的情形”或健康无碍却不肯适应新环境，比较可能会接受安乐死，因为用镇静剂维持其存活会影响其实验价值。家养的宠物如果表现神经质，自然另当别论。小型宠物兽医如今会开一些抑制神经细胞吸收化学物质的特效血清素，这类药物在中国香港的市场特佳，因为香港的宠物主人往往整个白天扔下宠物在拥挤的公寓里独处，20%以上的香港家犬患有分离焦虑症——主人不在时吠个不停、在地板上拉屎撒尿、撕咬家具，需要借药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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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也经常给动物服用瘾品以便利役使。中国西藏地区的人给骡马喝大壶大壶的茶，以增加牲口在高海拔地区劳役的能力。养鸡场的农户会在鸡饲料中添加安非他明，以增加鸡蛋产量。斗鸡的主人用大麻混合洋葱喂公鸡，以加强其好斗性。驯养的大象只要把搬运工作做好，驯象师就可能喂它鸦片球，这和表演的海豚得到训练师奖赏的鱼差不多，驯象师手捧鸦片，大象嗅出味道，就像吃花生一样地把它送入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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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象师也用鸦片来对付成年公象狂暴的发情期。睾丸素酮分泌量极高的发情“疯”象可能造成很大损害，甚至导致死亡，所以会被拴上镣铐，被击毙或绞死，大象既然不听从文明的指挥，只好用文明社会的手段加以处置。但是，劳役用的大象是价值很高的资产，驯象师为了避免囚禁或击毙大象造成的损失，就喂大象大剂量的鸦片使它平静下来，但剂量也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嗜睡。曾有泰国大象因为吃了太多鸦片在猎虎的半途中躺下来，结果不免挨一顿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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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喂马吃鸦片至少可以上溯到17世纪。印度马贩会先喂马鸦片再让买主来看马，因为吃了鸦片的马儿会显得比较温顺。土耳其的旅行者会在踏上辛苦的旅程之前喂马或其他坐骑牲口吃鸦片，剂量多达2克。印度北部武士种姓的拉吉普特人（Rajputs）每次执行沙漠侦巡任务之前，一定会拿出鸦片与自己的马儿和骆驼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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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普特人自己本来就好服食鸦片。世间各种职业类别之中，军旅生涯也许是最易助长服用鸦片习惯的。多数人想到军人服食鸦片，脑中自然（或受电影的影响）浮现为上战场壮胆而服食鸦片的画面。其实军人吸鸦片大多是为了排遣军旅生涯中必然产生的烦闷与疲惫，例如，在20世纪20~30年代，南非军营中无仗可打的兵士、美国驻扎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军队，以吸鸦片为消遣的事并不罕见。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曾以大麻烟当作部分薪饷发给北非柏柏尔人（Berber）部队。不过，在军中最盛行的瘾品当然还是烈酒和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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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特洛伊城被围的时代，甚至更古以前，葡萄酒就是出征的军队必不可少的军需品。亚历山大大帝和他麾下的军官都好饮酒。据传有一次饮酒比赛导致35人死亡，其中一人是喝下20夸脱（约6.3升）的胜利者。罗马人已知道节制饮酒之必要，却也担心被侵略国的水质不良，所以出征时总带着葡萄酒。由于葡萄酒的携带量太大，蒸馏术问世以后，军旅酒品就改为烈酒。18世纪欧洲的陆军、海军的常用酒都是烈酒。英美的海军每人每天可配给半品脱（约0.13升）的朗姆酒。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是“大陆海军”规章的制定人，明智地许可在作战或执行额外任务时增加配给量，军中称之为“splice the main brace”（字面意思是“加系主桅转桁索”）。陆军的行事方式也差不多。一次交战中，殖民地的大陆军有一小队人拾回了英军打来的炮弹，把它们装进发射32磅炮弹的大炮里，变本加厉回敬英军，因而获得朗姆酒的奖励。至于英军这边，除了固定每个月1加仑朗姆酒的配给，还在战役前后加发半品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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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陆军中饮用烈酒并不是未经思考或无人质疑的事。1761年驻守蒙特里尔附近的一位中校曾这样写道：“我确信朗姆酒是给英国陆军惹麻烦之物。希望我们驻守此地期间不要让它流入。”其他军官虽然也承认饮酒对于健康、士气、军纪可能都有害，却认为这是必要之恶。适度饮用朗姆酒有医疗与澄净水质的功效，至于用在鼓励劳动方面更是不可或缺，有些兵士非要有酒喝才肯做工。军官可以利用额外配给的“劳动朗姆”贿赂想喝酒的兵士做粗重工役。担任魁北克远征司令的英国将军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不讳言地表示，军中的掺水朗姆酒是“让人工作的最廉价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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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军中仍以烈酒作为酬劳。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率领陆军探险队执行任务期间（1804至1806年），每天辛苦的工作完毕后都发给人员威士忌——直到补给耗尽为止。社会改革人士虽然力主以咖啡和糖取代烈酒，南北战争期间仍旧有烈酒配给制。双方的军人都不会在战役之前豪饮，但是如果要做类似在深及腰际的冷水中搭桥的工作，事前的确都有威士忌可饮。戍守边塞的部队也有这种酒饷可领。75名士兵在南北普拉特河（Platte）交会处修筑卡顿伍德堡（Fort Cottonwood）期间喝掉了8大桶威士忌（每桶容量31加仑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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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战争与19世纪其他战争期间，最能帮人解除焦虑的应属烟草。医生拉什在18世纪时就看得出：“恐惧使人想用烟草。所以军人、水手以及其他类阶层的人都大量使用它。兵士在守卫和放哨的时候，水手在暴风雨天气中，使用最为频繁。”他们焦虑的长官也一样。拿破仑三世于1859年与奥国军队在索尔费里诺（Solferino）交战期间，抽香烟是一支接一支的——都由副官为他仔细卷好。至于普通士兵要抽卷好的香烟，得等到杜克的香烟革命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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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敲定了军人与抽烟的关系。历史学家卡桑德拉·泰特（Cassandra Tate）指出，各军种的军官都把烟类——尤其是香烟——视为强化士气与军纪的重要助力。人人相信抽烟的部队比较好控制，有关烟品短缺导致1917年间法军之中普遍叛变的报道，更证明这种想法无误。军队外的援助人员也这么认为。有一位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志愿者说：“每个人只要拿到香烟似乎就能忘记烦忧。他会挺直腰杆，变成一个男子汉，而不再像个做苦工的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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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CA和红十字会等救援组织的例行工作就包括分发香烟给疲惫的与受伤的军人。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经随红十字会到意大利服务，他就是在毕亚维（Piave）的前线发送香烟和巧克力的时候遭到炮弹炸伤的。知名的人道救援组织大量发送香烟，这等于是给予这具争议性的产品（至少在美国是受争议的）合法的地位而加以推广。美国国防部的粮饷用品分部的做法也是如此，该部运往海外的香烟有大约160亿支，包括已卷好的成品和吸烟者必须自卷的，至于比较累赘的雪茄，只运出了2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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