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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在身心极度紧绷的情况下承受香烟的影响。当时的军中日记和家书显示，许多人害怕自己会断手残腿。一位护士埃瑟琳·迈耶斯（Ethelyn Meyers）写道：“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宁愿被炸烂也不要像他们这样担惊受怕。美军中士威廉·冯·肯内尔（William von Kennell）一再在噩梦中看见自己倒在地上，脸朝下，炸残的肢体血如泉涌。有些年纪不满20岁的飞行员看起来就像40岁的人，因为高空侦察的压力与同胞的惨死已经使他们身心俱疲。几乎每个人都尽量找机会抽香烟，这是借尼古丁缓解压力的最快速、便利的方法。”曾任英军机枪手的乔治·科珀德（George Coppard）回忆时写道：“香烟和弹药一样重要。英国士兵将死之前会要求抽一支，就好像它是能解除痛苦的鸦片，能让人安然往生。我相信它的确有此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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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珀德取得的宝贵香烟有一部分是亲戚从英国寄给他的。如果有人寄送其他瘾品，官方是反对的。例如，英国的大商家哈罗德（Harrods）、萨沃里（Savory）、穆尔（Moore）曾经捐赠吗啡和可卡因的礼品小包（并且在《泰晤士报》上刊出广告说是“前线朋友们用得着的礼物”），结果却吃上官司。按检察官指出，供应吗啡之类的瘾品给军人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军人可能因此在值勤或执行任务时睡着，从而危害其安全。至于香烟，只要留意在敌人的视线以外抽，就不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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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香烟与其他烟品方面的最大问题只是供不应求，想抽而拿不到的人个个苦不堪言。据科珀德叙述，因上级命令而不得抽烟的人难受得“像发了毒瘾”，香烟供应短缺教人“简直不想活”。一次，科珀德耐不住没烟抽之苦，自己用干茶叶包上牛皮纸来抽，“味道很糟糕”，许多战时的叙述中都提到渴望抽烟之苦状。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过后不久，美军中士肯内尔遇见一群被德军放出来的法国兵和意大利兵，这些人衣衫褴褛，脚上无鞋，“最想要的都是烟”。他把自己的大号达勒姆烟给了他们，“因为我们可以充分取得卷好的现成香烟了。他们都不断道谢，想回报我一些纪念品……他们做奴工赚得的几个德国马克。”几天之后，好心的肯内尔把自己的烟斗和烟草给了一个老人，“那是我在美国买来准备不时之需的，但一直没用着。他见了烟草惊喜交加，他已经4年没尝到真正的烟草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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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内尔的叙述令人想到总体战的一项有趣的悖论。军中和民间往往是在烟酒商品最短缺的时候需求量最大。虽然战争一向会刺激鸦片（镇痛剂原料）与大麻（纤维原料）增产，对烈酒的影响却相反。由于战时有谷类与糖的配给制、税收增高、劳力短缺、封锁，以及作物、酿酒设备、运输工具的毁坏，都造成产量减少。德国的啤酒消耗量在战前的1913年为平均每人102升，1918年下降到只有39升。政府往往在战时禁止蒸馏酿酒，俄罗斯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战争也会影响烟类供应，甚至造成供应量骤减。例如，日本成年人1941年的平均香烟消耗量是每天4支以上，1945年减至不到两支。美国军人当时平均每天抽烟30支，甚或更多。空降诺曼底的美军部队每人除了带有磺胺剂和吗啡皮下注射剂之外，还各带3条香烟。如此充足的供应是异于常态的，诸多参战国之中像美国这样能特准香烟为战时必需品、特准烟农免服兵役，是少之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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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优先配给与意识形态就又大不相同了——希特勒（Adolf Hitler）乃是狂热的反吸烟者。德国军人每天规定的香烟配给量只有6支。不过，各地区司令另有在“特殊”状况下加发香烟与烈酒的规定，所谓“特殊”既指字面而言，也包括委婉的说法。纳粹党卫军的一位上校曾在部队防守巴黎最后一线战役之前发给每人一包香烟、一品脱白兰地。参加反犹太人“行动”——在埋尸坑前将犹太人集体射杀——的兵士和宪兵也可以领到加发的伏特加酒，行刑者不免有喝得太醉而开枪打歪的情形。党卫军的医生约翰尼斯·保罗·克雷默（Johannes Paul Kremer）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记中说，自愿参加行刑小队的人可以领到0.2升的马铃薯酒、5支香烟、100克的香肠和面包。“由于有这些特殊配给，人人争先恐后要参加这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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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与酒是军中使用量最大的两种瘾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将香烟列为军人的“应急口粮”，却反对服勤的军士喝烈酒。实际情况是否如官方规定则另当别论了。步兵第31师的成员以南方人居多，其中不乏经验老到的私酿者，照片中的几人是驻扎在莫罗泰岛（Morotai Island）上的。军需连的一名士兵供给他们糖以换取一份成品烈酒。其余被这些人自己喝掉，或卖给其他大兵。后来，一名上士依上级命令把他们的蒸馏器毁掉。这位上士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也是这些人的酒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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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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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与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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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例并不是犹太种族屠杀的惨剧中才有的，人们在头脑清醒时通常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凭借瘾品诱导促成。这究竟有多少该归因于瘾品在脑内起的化学作用，或是特定文化对于服食瘾品所持的态度影响（例如，喝醉酒后言行失当是情有可原的），仍有争议。不论如何，瘾品的影响是真实的，而且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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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许多令人不快又危险的工作免不了要喝酒，例如，掩埋战场上的残骸、从奴隶船舱拖出死尸。但是，与酒的关系最普遍也最一贯不改的行业之一是卖淫。1909年间，内布拉斯加州的乔茜·沃什伯恩（Josie Washburn）出版了她漫长老鸨生涯的回忆录，书中列举了种种卖淫与烈酒纠缠不清的关联。她说，男人不会直接往妓院里走，他们会先去酒馆灌下一两杯烈酒壮胆，一旦进到妓院，就有酒不断送上——这儿的啤酒贵到一瓶1美元。老鸨最大的利润来源就是硬把酒卖给嫖客，所以要妓院里的女郎陪客人喝。想到她们接客的数目、工作的性质，加上劝客人饮酒、听客人的淫秽笑话，不变成酗酒者也难。有些妓女会用诡计减少饮酒量，例如调换杯子，或乘嫖客不注意把酒倒进痰盂。（“男人们真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把那东西装满。”）但据沃什伯恩看，大多数的妓女最后仍会成为酗酒者，要不然就是染上毒瘾。做过一年之后，她们可能变得很强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或是被“毒品、情人、更多的毒品”弄得麻木了，或是明白过来要为离开而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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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起，几乎所有关于娼妓的论述都有酗酒吸毒的主题。鸦片制品和可卡因成为娼妓的日常必需品，这在彼此文化差异甚大的印度、法国、美国社会里是完全一样的。曾有一则1941年的日本警察报告描述——详细得有些走火入魔——中国哈尔滨窑子里的妓女，“因为她们不停地接客，累得精疲力竭；因为她们喜欢纵情肉欲；因为患梅毒与淋病引起的痛苦，她们全都染上吗啡瘾。举例来说，窑姐买了5毛钱一包的吗啡，马上毫不迟疑当着嫖客的面就把吗啡抹进生殖器官里”。另一则比较近期的研究报告估计，里约热内卢——一个有独特性生态却没有社会安全网的城市——市内居住着少数男扮女装的娼妓，他们之中91%好饮烈酒，76%使用可卡因，61%吸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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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也用瘾品催情。喀麦隆的妓女会在阴道塞入大麻、岩盐、小石粒的混合物，以增添嫖客的快感。但最普遍的还是借瘾品之助继续在这一行做下去。旧金山一名色情按摩女郎说：“我通常是什么客人都做的，但是我通常会要起码一半现金一半可卡因。要看我是不是想痛快吸上一顿。”根据其他提供消息的叙述可以看出，怪癖变态的性行为让毒品药效发作的快感格外强。瘾品能使躯体对疼痛麻木不觉，也能抹杀记忆。里约热内卢的一名年轻妓女说：“我在包膳食的宿舍做的时候，我爸爸会跑去要付我钱让我和他做，我就是不肯，所以他每次来了又走了。我就会抽一大堆大麻，想把他说的话都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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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为交换条件的准卖淫行为常见于许多文化，而瘾品是这种行为中的重要交换物之一。可乐果在苏丹中部，啤酒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香烟、咖啡、可口可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都是可以换取性交之物。在美国的贫民区里，生父不详的非婚生小孩有时候被称为“楼梯婴儿”，意思是指有毒瘾的母亲用身体与男人换取大麻或快克时在楼梯上受孕。不同文化的男女之间也有这种以性交换瘾品的行为，实例最多的是欧洲男子以烈酒向土著女子交换。1766年间德拉瓦族印第安人代表发言的一份匆匆写成的誊稿说：“还有一件事是我们不喜欢而且常常抱怨的。有人不时雇用我们的妇女和他们同睡，并且付给她们朗姆酒，这种事很不好，妇女之后又把朗姆酒卖给族人，让他们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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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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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交易与奴隶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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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用烈酒和印第安人换取的除了性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且看境外扩张的模式。欧洲人建立了果阿或巴达维亚之类的贸易站王国，新西班牙或秘鲁之类的属地王国，马萨诸塞或新西兰之类由自己的移民定居的真正殖民地；以及海地或牙买加之类的大农庄殖民地。大农庄上的人手主要是自非洲输入的无人身自由的劳工，奴隶制废止后就换成由亚洲输入。基于贸易与农业的需要，欧洲人起初都是占据可耕作的岛屿和海岸平原。再过去就是当地人控制下的更广大却逐步缩小的内地区域。在欧洲人眼中，当地人是潜在的敌人、盟友、皈依的教徒、劳工、侍妾、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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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地人进行交涉的王牌是用瘾品为交换物，这也是当地人口折损与文化没落的第二大祸首，第一大祸首是欧洲人输入的传染疾病。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遭遇，乃是西伯利亚、太平洋地区、中南美洲各地原住民都有过的遭遇。同样的事至今仍在重演。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还在贩卖可卡因，并且拿赚得的钱去买烈酒。这么做的后果对他们的危害之大，不亚于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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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供应朗姆酒和白兰地给印第安人，因为这是获取皮草最有把握的手段。一群奥尔巴尼（Albany）的商人在1764年间呈给“贸易及垦殖主管大人”的请愿书中厚颜无耻地说：“烈酒刺激他们不顾危险地专注捕猎，以便供给贸易处毛皮换取烈酒。”别的东西都不如酒的效果好，也不如酒这么一本万利。有的贸易者提供枪支和毛毯，但这两样比烈酒价格高，也比较耐用，不像烈酒那么快就消费掉，那么容易掺假。掺了水的朗姆酒的利润可以高到400%。更妙的是，印第安人如果在谈交易的时候就喝上酒，会糊里糊涂拿最上品的冬季皮货换几口朗姆酒。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人曾责备某交易者：“只要我带着皮货到你们的地方，大家都叫我：‘来，来，托马斯，这儿有朗姆酒，喝个痛快，喝嘛，不会有事的。’这全是为了骗我上当。等你们把你们想要的东西都拿到手了，你们就骂我醉瘪三，把我一脚踢出来。”也有印第安人用不易取得的现金买酒，但境遇也好不了多少。到了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任总统的时代（1801至1809年），卖给印第安人的烈酒要价高到1品脱1美元，而农田——本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1亩才卖25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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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历史记录，处处可见印第安勇士为了买烈酒而导致全家穷困，自己毁了健康，甚至卖妻子、儿女为奴。印第安男子喝酒往往是不醉不休，醉到自己神志不清，后果可能是失足跌入火中、摔下山崖，或相互砍斗而死。英国来的官员强烈不满这种后果，他们来的目标是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而后将之纳入大英帝国，不是把印第安人消灭或变成惹麻烦的醉鬼。殖民政府与地方当局因此实施了禁止以烈酒与印第安人交易的法规。1689年的奥本尼法令足为代表：任何人出售或给予印第安人烈酒——甚至啤酒，不论凭什么借口，一律处以两个月监禁不得保释，并课以5英镑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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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法令全部无济于事。到了1770年，英属北美洲已有143座蒸馏酿酒厂。殖民者自己就有平均每星期3品脱烈酒的消耗量。朗姆酒是到处都有售的，偏远地区的交易者不怕拿不到现货。即便他们不准备好烈酒，印第安掮客也会弄到。英国官员的态度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也知道，如果不用印第安人酷嗜的烈酒，要想获取皮货或结盟都会比较困难。法国人也未能终止烈酒的交易，即便传教士施压也徒然。耶稣会的教士宣布卖白兰地使印第安人喝醉是重大罪恶，并且扬言要将那些继续这种贪婪罪恶的人逐出教门。他们却阻止不了法国猎人卖白兰地，也阻止不了印第安人买。一位名叫拉·波特（Louis de La Porte de Louvigny）的官员在1720年的报告中说：“土人猎取兽皮不再是为了御寒，而是为了喝酒。白兰地正使他们渐渐贫苦，病痛正渐渐使他们灭亡，他们也会因为极小的事由而彼此杀戮……他们酒醉时狂暴疯癫，如果他们不能以刀互刺，如果他们的武器被拿走了，他们就把彼此的耳朵和鼻子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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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领袖也表示不满。卡托巴族（Catawba）酋长诺普克伊（Nopkehe）在1754年间说：“你们把谷子泡在桶里变坏，把它卖给我们的年轻男人，给他们好几次；他们醉得很厉害……常常犯下你们和我们都讨厌的恶行……这对我们的族人也很不好，因为这坏了他们的志气，又害我们的男人们病得很重。”少数印第安领袖曾经主动禁止烈酒的交易，成效却和殖民者的立法官差不多。这种以烈酒交易的模式在殖民时代确立以后，烈酒潮流泛滥整个北美大平原，一直持续到19世纪。交易者的法宝从朗姆酒改成掺水的威士忌，即便不改，后果也会是一样的：印第安人沉沦、死亡，生态系统被破坏。印第安人为了换取威士忌，就加紧捕猎兽皮和珍稀的肉品，一旦猎不到毛皮，割不到水牛舌，他们除了宿醉与空空的肚皮，就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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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希特勒的不祥宣示，烟是“红种人对白种人的惩罚，是为了白种人给他们烈酒而复仇”。事实似乎正相反，是白人大农庄出产的烟迅速成为印第安人以物易物的重要项目。耶稣会教士（多少怀着矛盾的心情）利用烟草为贿赂，诱使印第安人来听讲道，教印第安人摧毁他们一向视为神圣的对象。印第安人本来自有抽烟的文化，不知何故却偏好巴西输入的烟草，可能是因为相信远方来的东西带有神力。印第安人也爱换取引火镜、钢条、火绒盒（这些东西方便行旅中抽烟），以及欧洲制的烟斗。在1700年前后，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顶端有烟锅的铁刃战斧，斧上有中空的杆可吸烟，算是集战争与和平于一体了。这种烟斗战斧成为热门的交易物，从大西洋岸到落基山脉的每个印第安勇士都人手一杆。烟草袋则是印第安人自备，有些是用砍下来的敌人的手掌风干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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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00年，欧洲人供应印第安人的烟草和朗姆酒大部分是由非洲来的奴隶制造的，黑奴已经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美洲原住民劳工和契约仆役。奴隶的生产其实已形成一种循环：朗姆酒和烟草常被用来收购更多黑奴，而黑奴大多运往热带地区的大农庄。热带地区盛行役使黑奴，基本上是免疫力的优势促成的。凡是童年不曾夭折的黑种非洲人——至少半数的人熬不过童年——大概都对黄热病有免疫力了，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如果染上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往往会致命。黑种人对疟疾的抵抗力也比较强。巴西与加勒比海地区买的奴隶需要用货物交易。最主要的交易物是纺织品，加重酒精度的葡萄酒（1650年以后改为朗姆酒）也是奴隶交易中常见的项目，常见的程度因地区不同而各异。葡萄牙人和巴西人似乎是最爱用烈酒买卖奴隶的。按历史学者乔斯·库尔托（Jose Curto）估计，1700年至1830年间从罗安达（Luanda，今安哥拉首都）和本格拉（Benguela，在今安哥拉）卖出的160万名奴隶的售价，有27%是以进口的烈酒（以巴西朗姆酒为大宗）抵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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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的优势甚多，它不但是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可以从自己的葡萄园和甘蔗田大量生产的，也是需求持续不衰的。非洲人喝了之后还想再喝，他们惯饮的棕榈酒和其他饮品比起葡萄牙人拿来的酒都太清淡，也比较容易变质。爱喝进口烈酒的非洲人会加紧为收购奴隶的白种人去掳人，正如爱喝烈酒的印第安人会努力猎取皮毛；甚至有人把自己的亲属卖为奴隶。总督埃尔梅达·埃·瓦斯康塞洛斯（Almeida e Vasconcelos）于1791年写信给非洲中西部最大奴隶市场卡桑吉（Kasanje）的主管保罗·约热·德·罗瑞洛（Paul Joze de Loreiro），信中说：“如果偏远地区的非洲人喝我们的葡萄酒、烧酒、劣质朗姆酒而整天醉醺醺的，我们也管不了。他们越是有此癖好，就越会带着可以满足他们欲望的东西到奴隶市场上来……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设法让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那些我们想利用其弱点的人满意，使他们对我们的烈酒越来越爱喝，越来越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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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商人有另一张王牌可打。葡萄牙王国政府一心要把巴西烟草收成的最上品留给欧洲市场，所以只允许奴隶贩子用劣质烟草去换奴隶。其实仍有优质烟草走私到非洲的港口，不过出口非洲的大部分是浸泡糖蜜的三等烟草。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种烟草在迈纳（Mina）海岸极受欢迎，甚至别国的人也争相取来当作交易品用。1777年间，英国商人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iles）在烟草暂时缺货期间写的信中表示，只要他和收信者能想法子把巴西烟草直接运来，双方就可以发财了，因为当时的巴西烟草可以卖到平常4倍以上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