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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乔治·梅特卡夫（George Metcalf）看过迈尔斯一丝不苟的记录，发现此人在18世纪70年代与阿坎人（Akan）的奴隶交易之中大约有66%用到烟草和朗姆酒，但两者只占他易货总值的13.4%。从迈氏和其他事务历史记录可以看出，烈酒和烟草在英国的奴隶买卖中所占的分量不及葡萄牙及巴西人的奴隶贸易。然而，这两样东西仍属重要项目，在新英格兰殖民地、西非、英属加勒比海产糖岛屿的三角贸易中尤其重要。美国独立战争发生之前的50年中，仅罗得岛一地就输出了500万加仑的特级“几内亚朗姆酒”，足够支付500名奴隶贩子的整船货。到了18世纪70年代初期，新英格兰出口的朗姆酒每10加仑就有9加仑运到非洲，买下的非洲奴隶运到加勒比海诸岛，加勒比海地区出产的糖蜜再运至新英格兰的烈酒蒸馏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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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部分的烈酒是奴隶们自己消费的。在牙买加，奴隶领的配粮除了有蔗糖和糖蜜之外，也有朗姆酒。葡萄牙官员发觉，以朗姆酒为“工资”发给被迫在罗安达和其腹地做建筑工程的劳工，是合算的。有一次，他们运了一船的劣等朗姆酒来支付被强制征召来盖教堂的一批非洲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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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人士对这种原则不一致的做法并非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在奴隶制度废止的前后都明确表示反对烈酒交易。到19世纪80年代，荷兰人和德国人制造的“贸易酒”在西非海岸各地都很常见了。公路铁路建好以后，贸易酒也深入内陆，把酗酒和犯罪一并传进去——此乃教会人士的指称。教会人士常将烈酒与鸦片相提并论，谴责烈酒贸易和鸦片一样与劝人归主的宗旨不合，是基督教文明教化上的污点。美国有一首倡导禁酒的歌也这么唱：“我们既送《圣经》又送上烈酒，异教徒难道不起疑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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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世俗化的人在乎的却是烈酒的实力政治。殖民地官员辩称，烈酒税是最佳的收入来源。以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为例，1892年至1903年的政府收入半数以上来自贸易酒的关税。为烈酒辩护的人说，没有烈酒税政府将无法运作。1914年以后的烈酒进口显著减少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实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种话在贪图廉价以建立强势的人听来是很有道理的。总之，商人在战争未爆发前仍用烈酒——进口之后掺了水——换取棕榈油和其他土产。他们和殖民官员都知道，烈酒是他们与部落领袖进行谈判时大有用处的东西，昔日奴隶贩子每次交易必用烈酒不断灌醉他们的贸易伙伴，早已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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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的一桩事件正是典型的例子。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医生（Leander Starr Jameson）应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派遣，前往与恩德贝莱族（Ndebele）末代君主洛本古拉（Lobengula）谈判。洛本古拉是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的统治者，罗兹正觊觎这片土地。詹姆森的任务是阻止洛本古拉反悔先前的承诺——罗兹可独占他王国内所有金属矿物的开采权。10月间，詹姆森第二次面见国王，发现他痛风发作、十分不适。詹姆森在药箱中翻找了一阵，便以一针吗啡展示了白人的魔法。按罗兹传的作者布赖恩·罗伯茨（Brian Roberts）叙述：“情况一下子大为好转。国王不再为痛风所苦，又得到詹姆森的阿谀奉承，脾气顿时烟消云散。从此一切都是甜美与光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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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洛本古拉痛风发作的原因是豪饮，正是另一批白人送来示好的香槟和白兰地的杰作，因为他们也想争取开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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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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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税收与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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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可算是精神刺激革命的形成期，瘾品的非医疗使用曾在前50年遭受许多排斥与禁止。官员们最大张旗鼓反对的是抽烟，其他瘾品滥用也不能幸免，饮烈酒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是到了17世纪末，所有禁止政策几乎一律由课税取而代之了。俄罗斯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在1697年的谕令中宣布，许可境内公开售卖及使用烟草，原因是烟草走私无所不在，且全都是未交税的，为了取得皇家应得的收入，才决定使烟草买卖合法化。他制定了高额的烟草进口税，继而将烟草收归国营。17世纪许多国家的君主因为不堪日益沉重的行政与军事开销（应付种种豪华建筑计划和皇家的奢侈品位更不在话下），已经先一步走上同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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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詹姆斯一世本人虽然终生反烟，却也务实地同意实施课税。1608年间，他撤销了寓禁于征的苛税，改采每磅1先令更易收到手的税制。以后继位的国王又进一步降税，到1660年每磅只征2便士，差不多与烟农的产地售价相同。烟草法还有一条重商主义的但书，即是规定弗吉尼亚的切萨比克烟草必须先由英国本土或英国殖民地的船只及人员运到英格兰或英国的其他殖民地。英国的烟草税虽低，贸易量暴增仍使烟草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17世纪60年代的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烟草的关税高达英国关税收入总额的1/4，可能占英国政府总收入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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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不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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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单纯的进口关税之外，政府对瘾品的课税十分多样。农民种植鸦片要课税，酿造烈酒的从业者按产量课税，买咖啡的人也按宗教信仰课税。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在位期间（1520~1566年），基督教徒买咖啡应付的税率比穆斯林应付的高出25%。1783年间，英国政府发现专卖瘾品的贸易渐增，便施加了印花税。买瘾品的人也就因此得付双倍关税。18~19世纪的专卖瘾品所含的酒精和其他瘾品的分量不明，但也许为数颇为不少。精神刺激瘾品成分的价格因为有印花税及货物税等其他名目的课税而涨价，这些就全由消费者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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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当局为了从精神刺激瘾品的商业中获取收入，也诉诸垄断的策略。方式通常有两种，即把垄断权“出租”给民间经营者与政府直营机构，收取固定的付款，但政府机构直营要到19世纪才普遍，因为近代早期的政府大多欠缺处理政府专卖部门的能力与意愿。较常用的方式是把瘾品的进口、制造、销售等权利一并或分别拍卖给一个或多个特许团体，特许权到期后再重新拍卖。荷兰的殖民地官员考虑很周到，会在拍卖前的聚会中奉上香槟酒，以诱使更多的人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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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垄断是赚钱的，也是有争议的。若要政策奏效，必然得施行引来民怨的规定。规定包括限制或索性完全禁止境内生产瘾品作物，因此境内农民不能私下保留作物再按市场价格出售（以免损及专卖的利润）。17世纪的欧洲曾经一再发生以强制手段禁止违法烟草种植的事件。政府授予专卖权每每招致徇私或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反对之声。1773年间，英国首相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有意将美洲的茶叶批发专卖权完全交给东印度公司，再加上维持《汤森法案》（Townshend Act）的关税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感，终于引发大西洋沿岸各地的抗议。最重要的一次抗议行动发生在12月16日，当晚有一群愤慨的殖民地百姓在脸上涂抹油彩装扮成印第安人，在月色中把三条船上满载的税后茶叶都扔进波士顿港湾。围观的人群沉默地给予支持，寂静中只听得见战斧砍破茶叶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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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历史上的相同事件发生在1890年。国王纳绥尔丁（Nasir ed-Din Shah）受了贿赂，把烟草专卖权卖给了英国投机客杰拉尔德·塔尔博特（Gerald Talbot）少校，塔氏又将权利转卖给一个名为“波斯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rporation of Persia）的企业集团。这笔交易担保国王的政府每年可得1.5万英镑，外加净利的1/4，不到股东分红的5%。凭这个条件，该公司获得独家收购、熏制、销售伊朗烟草的权利。伦敦的投资者都在摩拳擦掌，有些热衷的人预估“波斯帝国”的净利每年可达资本的50%以上。然而，种植烟草的农民、卖烟草的小商人、掌握农地的伊斯兰教士，以及蔑视纳绥尔丁的民族主义者与知识分子全体哗然，任何政策都不曾如此促使民间所有力量团结一致。宗教领袖们在1891年颁布了抵制烟草的决定，获得全国上下支持，效果十分显著，连王室里的人都响应了。（当时王宫内有王室的妻妾、太监不下1 600人，数目并不算少。）国王终于在1892年初让步，取消了专卖特许。抵制行动也告结束之后，人民才又安然抽起各自的水烟袋。但是事情并未就此完全过去，国王被迫向抵制行动低头之后，再也无法恢复原有的威望。4年后，一名刺客开枪打中他的心脏，结束了这位贪婪国君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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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公司的专卖事业不论有没有牵扯到外国势力，本身都有一些问题存在。其中又以鸦片承包者的问题最为显著。承包商既然花了巨额资金标到专卖权，当然会想要尽量扩大消费量与盈利，方式可能包括增辟零售点。以新加坡为例，1848年总共有45个鸦片铺，到1897年已增加到500家。政府每隔一阵子就有限制民间吸食的措施，都遭到专卖商的破坏。在爪哇，华人鸦片承包者得到荷兰官员摊派的定额，额外货源只需靠走私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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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漏洞，加上民族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都呼吁禁止鸦片买卖，到了1910年，亚洲各地的殖民官员大都废除了承包制度，取而代之以政府专卖，按殖民官员的说法，这样可以管制鸦片的使用，也能限制其传播。至于实际上是如何做的，又另当别论了。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公卖鸦片的获利效率更佳，占1920年政府岁入的46%。但以后百分比持续下降，不过，不是因为官员们自我节制，而是因为人口结构改变了。新加坡的华人人口状况不再是清一色年轻的单身汉，新迁入的人减少了，妇女、家庭生活增多了，鸦片的需求因此下降了。美国境内的相同变动使20世纪30年代唐人街仅存的几家鸦片馆成了老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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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虽然逐步减少，东南亚各国一直到了20世纪仍以鸦片为税收的主要来源。以1920年计，鸦片占荷属东印度群岛岁入的13%，法属中南半岛为14%，文莱为17%，香港地区为29%。（英国人可以两头赚：供给亚洲属地专卖者的鸦片，来自英国在属地印度的独占生产事业。）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在抽鸦片，不可能有这样源源不断的收入。以1924年的香港计，每4名成年男性就有1人抽鸦片。政府专卖的主管人士知道，如果太积极反对抽鸦片，买主会转向非法的鸦片贩子，而这些贩子往往也销售更烈性的毒品。鸦片专卖制虽有很多缺点，但合法供应至少可以抑制黑市的吗啡与海洛因买卖——这两种瘾品在20世纪早期的东亚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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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