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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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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算是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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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走私为业的人需要多大的诱因才会大干特干？要有照价25%的税率吗？抑或必须高到50%或100%？这个问题不可能简答，部分原因在于有经济学家所说的跨境效应。按商品合法价值的某种百分比数字征税，也许在理论上算是高了。但如果毗邻各地的税率也一样高，从外地走私的诱因就很小了，当然也没必要到外地去消费。18世纪的巴黎人常常在周末时跑到市郊的酒馆去享乐，因为巴黎市的葡萄酒税太重了。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前，政府要将酒的重税区域扩大，结果引发了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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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税走私最能奏效的状况是：能以便宜价钱买到药物或其他体积小的商品，然后经短程运至另一地迅速脱手。1995年的弗吉尼亚州香烟税只有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首府华盛顿所在地）的1/13，华盛顿市民只需买一张捷运悠游卡就可以赚到这个价差。如果邻近地区没有货源，走私者仍有可能跑长途，但成本会提高，风险也变大，所以诱因比较小。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官员要拿捏恰到好处的重税，必须清楚毗邻地区的状况。“多重才算太重”从地理位置上看来是相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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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盐税为例。盐是自古以来最持久的税收来源之一。使用盐是会上瘾的。吃惯了加盐的调味，无盐的天然味道吃来会显得太淡或不好吃。好加盐的口味——有些历史流行病学家把爱吃咸也列入成瘾的毛病——制造了国库收入的机会。中国的皇帝、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以及昔日许多君王的朝廷，都利用盐赚过钱。君主政体时代的法国曾经对盐课以重税。农民一整年的收入可能有1/8花在买盐上，而盐的售价的大部分是税。盐税最令人愤恨的，也是最激起人们逃税心的部分，还是税率不统一，法国境内境外各地的盐价高低不同，最大差距有10倍之多。政府官员逮到的走私者有男人、女人、儿童，甚至有受过训练的狗。走私盐的刑罚包括鞭笞、烙印、上战船做划船工、轮式刑车处死。革命爆发后恐怖时代降临，负责收盐税的包税官一个个都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先驱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他的化学实验经费即来自收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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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盐税引起的问题，到20世纪变成香烟税。1965年以后，大多数的美国州级立法机构通过了香烟增税的法案，一则表达对国民健康的关注，同时免掉政治争议的困扰。可是各州增税的幅度不一致。有些州（以东北部为主）增加的幅度很大，香烟的售价也就涨了那么多。到了1975年，同样牌子的香烟在北卡罗来纳州卖36美分一包，在纽约州就卖到54美分，纽约市的售价更贵，因为还要加地方税。1976年加的是每包8美分，数额和整个联邦税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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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就制造出贱买贵卖的好机会了，谁要是能以北卡罗来纳州的售价大量买入，再以纽约州（或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的售价卖出，就可以赚上一笔。按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计算，每年税收净亏损超过3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犯罪集团赚走了。曾有一段时间，纽约州1/4的香烟、纽约市半数的香烟都是这些集团供应的。他们的全套方法——卡车队运送、伪装挟带、皮包公司、军事堡垒般的仓库、贿赂、劫持、袭击、谋杀，都与禁酒时代的私酒业者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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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在1989年、1991年两度大幅提高香烟税以后，大规模的香烟走私又扩散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卖到45加元一条的香烟，在边境以南的美国只要半价。走私者把香烟藏在船、小艇、雪地摩托车里面，藏在轿车或货车的车体内，方式和走私毒品一样。走私者先将加拿大品牌的香烟出口（出口香烟不必课税），再把这些香烟偷偷运回——据说香烟公司的主管不但知情而且提供协助。职业化的犯罪集团也插了一脚之后，暴力事件就跟着发生。安大略省的康沃尔（Cornwall）正好居于走私业的险要位置，因而获得“东方道奇”的诨名（道奇市乃是美国历史上牛仔枪战火拼不断之地）。加拿大人崇尚和平、秩序，是很好管理的国民，却和英、法裔的祖先一样痛恨这类的重税。按1994年估计，安大略省1/3的香烟、魁北克省2/3的香烟都是非法的，都是向藐视法律的商人买来的。这些商人都有两套账目，知道门路的人不怕买不到。加拿大政府鉴于犯罪活动增长惊人，民众丧失守法精神，终于在1994年2月宣布大幅降税。香烟走私案立即减少，因为加拿大的走私者都将目标转移到烈酒、枪支、违禁瘾品、非法移民以及其他形态的非法买卖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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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香烟走私已经盛行于全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贸易数字显示，每年全世界香烟出口量比进口量多了大约2 800亿支，这占全球香烟总产量的5%，占香烟国际贸易量的30%。假定运输上的耽搁可能造成细微的差额，这么大的差距显然还是走私所致。以哥伦比亚一国计算，单是万宝路香烟的非法买卖就造成国内主要烟草商在1996年有3亿美元的损失。在意大利，两个犯罪集团靠着走私万宝路和其他品牌香烟，一年就有6亿美元的收入。1992年间，意大利政府指控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与走私者共谋，因而把万宝路香烟一股脑儿禁掉了。结果导致走私更猖獗，所以政府又将禁令撤销，情况才恢复了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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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故事可以学到一个教训，黑市似乎是“禁止令”的产物。这个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瘾品史观的中心前提，也是主张在管制下合法化的理论依据。理论上讲，将大麻烟、可卡因、海洛因等瘾品课税后合法卖给成年人，既可杜绝伴随黑市买卖而来的祸害，又可用增加的税收来推动预防与医疗的计划。问题（除了公开销售可能使上瘾者增加之外）是，维护课税（以及不得售予未成年者之类的限制）多少也就等于维持黑市存在。税轻、限制少会使黑市成为不太严重的困扰，却也会使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增多。重税和严密限制之下的上瘾者会比较少，却会制造诱因而引来走私与暴力，归根结底还是税的轻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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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瘾品买卖”，多数人会想到主管当局对于非医疗的瘾品贩卖及使用严格禁止，罪犯却想方设法逃避管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瘾品走私是近代特有的活动。大约从17世纪中叶起，一直到19世纪晚期，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仅少数例外）关注的都是如何对这些活动课税最有利，而不是如何予以禁止。就算他们想到祭出禁令，结果也不是白忙一场，就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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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大逆转：管制与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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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政治上的权势阶级对于逐渐扩大的瘾品交易带来的后果有了不同于原来的看法，越来越赞成把非医疗的贩卖与使用视为犯罪行为，至少某些瘾品应该如此处理。据历史学者艾伦·布洛克（Alan Block）认为，这些人做了前所未闻的事，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控制体系，专为压抑蓬勃发展的麻醉瘾品制造业，要从原料进入厂房的时候起一直到成品送到合法取得的消费者手上，每一步骤都加以管制。如果纯粹从政府的收入与力量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以及削弱精神刺激瘾品商业活动的其他措施都很令人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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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是我整理出这些措施的成败结果之后觉得纳闷。近代早期阶段的精神刺激革命会有那样的速度，有那样的规模，是因为那样发展符合有钱有权者的利益。推广瘾品种植及使用，最有功劳的是欧洲的权势阶级，他们如果没有大规模生产烈酒、大规模种植瘾品和蔗糖作物（通常用于制造烈性饮料），就不可能把势力扩张得那么快，也不可能建立起那么稳固的霸权。欧洲人用精神刺激瘾品还账、贿赂本地对手、安抚属下的工人和士兵、保持农场的人手不缺。虽然医生们和神职人员有些零星的反对意见——警告使用过量与非医疗使用对人有害，对于农场主、商人、投资者、奴隶贩子、工人的债主、军官、殖民官僚、财政部长，以及其他有责任予以促进保护与有利可图的人而言，瘾品经营乃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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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算是一个例外，因为殖民帝国鼓励种植大麻是为了使用其纤维，不是供刺激精神的服食。就一种瘾品而言，大麻当初是普通人、奴隶、农民使用的东西，是这些人随着欧洲人扩张势力的脚步传播了印度大麻文化情结。葡萄酒、烈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以及后来的可卡因与可乐果，情形却不同。这些东西的全球性生产与买卖都与其医疗用途密切相关。因为有医疗效用、能带来快感、会使人上瘾、具社交功能，而且有些也是不错的食品，这些作物极受种植者欢迎，也是获利的可靠来源。瘾品可以赚钱，而金钱带来权力。烟草曾经为美国独立战争筹措资金，也曾经是许多欧洲战事的后援。横越大西洋的奴隶买卖曾经靠蔗糖和朗姆酒维持，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势力曾经靠鸦片而壮大。烈酒换皮货的交易成就了大富人家，提供了工业投资的资金；咖啡业的繁荣促使铁路开筑，为巴西引来上百万的穷苦移民。瘾品生产及买卖便是以上述的及不胜枚举的其他方式塑造出近代世界，并影响全世界的权力结构。到了19世纪初期，新兴的瘾品瘾头的力量已经在重塑全球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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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很讽刺，如今的西方政坛权势阶级在努力防堵大众的瘾品使用，近代早期的西方政治权势阶级却以集体决策和自我炫耀式的消费来提倡使用。这并不是说，精神刺激革命纯粹是由上而下的发展态势。普通百姓也参与了每一种瘾品的推广运动，他们会主动把新奇的医药转往其他用途上。不过，重要的政经决策终究操控在权势阶级手中：要加以课税而不是禁止；要授予殖民地土地来资助生产；要在一座座岛屿上布满蔗糖与瘾品的农庄，以扩大供应量并降低价格，这些决定都出自权势阶级，也都为权势阶级带来丰厚的利益。进入19世纪以后，权势阶级却渐渐担心瘾品滥用，倾向于执行管制与禁止，即便这样做会导致国库不小的损失。管制禁止是一种长期的发展动向，不是一次特定事件，很难明确指出这种取舍上的集体转向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可以确定的是，这在20世纪初的国内国际政策中都有重要影响力。即便执行上有缓慢或不彻底的时候，却是历史上一次少见的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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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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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瘾品的非医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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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造成重大政治影响的反对意见，源于五项基本顾虑。第一个即是使用者可能对自身与他人直接造成伤害。例如，喝酒的人意外死亡的概率远高于不喝酒的人，喝酒过量的不良后果甚多，除了常见的体温过低，也包括被狮子攻击——东非的狮子学会了猎食夜晚从路边酒馆踉跄走回家的醉汉。在民族主义取向强烈的社会与极权统治里，酗酒危害个人健康的行为最常遭到谴责。德国医生埃里希·黑塞（Erich Hesse）曾在1938年间振振有词地说：“人有权利用毒物毁掉自己的身体吗？身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反之，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群体的利益保持自己身体健康……个人这样才有生存与维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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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医生的这个问题换到别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例如1938年就有澳大利亚人说：“老兄，身体是我的，我要怎样，得看我高兴。”在讲求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自我伤害的危险与社会效用的损失不足以构成禁止的理由，除非是在战时。个人用药如果直接影响到他人——尤其是不愿被波及的人，就有必要加以禁止了。酒吧柜台上的醉汉挥拳打了邻座的另一名酒客固然不对，如果醉汉打的是瑟缩在家中一角的儿童，则属严重不当的行为。不让无辜的他人直接受害，乃是道德上最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而且是放诸所有文化而皆准的。反烟人士早先一直强调吸香烟与嚼烟草的人喷烟雾、掸烟灰、吐烟汁对旁人造成妨碍。自从医学研究证明环境中的烟雾可能致癌，反烟人士终于得到了制胜的武器。“我可以害你得癌吗？”这个海报贴出之后，英、美两国不久就禁止了室内的吸烟行为。其他国家先后都采取了各种不同的限制规定，连澳大利亚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