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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听见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反对声音是，非医疗的瘾品使用会引发犯罪暴行。墨西哥市的《至上报》（Excélsior）在1936年间报道：“许多的流血罪行是在大麻的病态影响之下犯下的。”加拿大、牙买加、美国都有同样的报道回响。受到同样指控的瘾品还有烈酒、海洛因、可卡因，以及安非他明。在得州大学高楼顶上持枪滥射无辜的凶手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就是在服了安非他明之后行凶的。瘾品如何引发暴力行为，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都不是单纯的问题，又因为有偏见和刻意宣传的介入而更趋复杂。但是表面迹象有其政治作用力。有关瘾品引发罪行的报道不论真实与否，都可以使主张管制禁止的力量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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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瘾品非医疗使用的第二个理由源于社会成本的顾虑。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等世俗哲学思想有“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主张，也造就了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观念：私人的获利无论多么大，都有可能使公众承担高得不可接受的、道德上无可辩解的成本。这成本可以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假如烈酒滥用导致较多人生病或过早死亡，就表示工作日比较少了，这即等于生产力、工资、税收有一定数量的减少。假如烈酒滥用导致较多的犯罪行为与意外事故，就会增加警力与医疗的成本，这又转嫁成为他人负担较多的税金与保险费。像是酗酒者接受肝移植的费用将近25万美元，这可是大家要共同负担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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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成本的论点应该把经济方面的得失都算清楚，才能完整而言之成理。但即便有意算清这本账的人也会被其中复杂的细节吓退了。适度饮酒对冠状动脉的好处该如何量化？又该如何从酗酒伤肝的害处上予以扣减？算不出来其实并不碍事，主张管制禁止的人士只要宣布某些瘾品滥用花费了多少亿美元、英镑、卢布，就可以奏效。谁也不愿意被别人滥用瘾品的行为拖累变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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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反对理由来自宗教信仰。致幻瘾品虽然是许多部落仪式的固有部分，却不被世界上的主流宗教接受。凭祈祷、斋戒、冥想、修行来转换意识状态才是主流宗教赞成的。瘾品只能短暂地模拟神秘体验的感觉，却不能达到领悟的境界。瘾品是假宗教，是化学品偶像，会分散信仰者的心神，把他们带上自毁之路。因此，天主教的教义问答册、佛教的戒律，以及其他道德教条都一致谴责滥用瘾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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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印度高僧服食大麻药、穆斯林吸大麻烟，却声称没有恶意、没有做坏事，这又该怎么说呢？这些是例外，应该在不赞同的大前提之下予以谅解。印度教传统许可在崇拜湿婆神的相关行为中使用大麻，印度教的古经典却反对饮酒致醉，后来的文献也抨击吸烟。《古兰经》严格反对饮酒与赌博，将两者并列为害人的罪恶行为（见经文II：219；V：90, 91）。但是“酒”只限于烈酒吗？还是涵盖一切能使人昏醉的瘾品？由于说法不一，不同教派和一般大众有机会——有人说是有借口——使用大麻烟，毕竟先知并没有明确禁止。然而，多数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始终反对非医疗用途的吸食大麻，以及抽鸦片、嚼食卡特。这种争议和天主教教会有关非自然方式避孕的争议颇为相似，虽然有许多人在以人工方式节育，这却是“教诲职责”（Magisterium）所禁止的，也是最正统的虔诚教友所不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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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教友反对瘾品的立场也最为明确。他们对各式各样的自我放纵都抱持疑虑，恐怕破坏了辛辛苦苦维系的自制。所谓“药理学的加尔文主义”（Pharmacological Calvinism），是福音教派基督徒、正统派犹太教徒、注重洁净的印度婆罗门，以及把贩卖瘾品者送上绞刑架的伊斯兰教士们所共同奉行的。瘾品令信仰虔诚的人反感，也有相当实际的原因。据医疗人类学家约瑟夫·韦斯特迈耶（Joseph Westermeyer）指出，瘾品上瘾的人是机能性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会把庙宇和圣殿抛到脑后，对教会的事不理不睬。戒除药瘾的人却正相反，大多十分虔诚而热烈地参与崇拜。因此，所有宗派的传教者自然一致指责瘾品上瘾与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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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反对立场源于特定瘾品与某些偏离主流的、不受欢迎团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曾有一位作家说，假如“伟哥”是在都市贫民区某个地下制药厂研制出来的，而且是以“壮小子”之类的名称发售，持有与使用这种药的行为说不定就是违法的。由于美国多元文化的特性，历史上这类例子特别多：酗酒与社会底层的爱尔兰移民相关，抽鸦片和华工相关，海洛因与大都市罪犯相关，可卡因与无法无天的黑人男性相关。以上每种瘾品出现滥用状况之后都有立法予以禁止。禁令并不是完全凭偏见一力促成的。不过，如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埃里克森（Patricia Erickson）所说，成为禁令目标的人群数目越少、地位越低，这种立法越容易通过——要维持住它不被废止也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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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反对立场源于认识到服用瘾品对群体（不拘是部落、国家、民族）的未来有害。印第安人反对烈酒交易的言论中往往流露对于集体灭亡的恐惧。日本昔时的反烟者称烟草是“贫穷植物”，担心烟草种植排挤到米谷的种植。逢到与外国交战的时期，人们对于瘾品和集体福祉的忧虑最为强烈，指控敌国走私瘾品的声音也最大。20世纪30及40年代，美国毒品管理局局长安斯林格指控日本人在提倡毒品交易，目的是获取收入、腐化西方国家、奴役他们已侵略与计划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冷战期间，他又将指控转向中国。1964年中苏决裂后，苏联的《真理报》（Pravda）也附和这项指控。在20世纪80年代，伊朗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指控美国以及以苏联集团国家“阴谋在伊朗境内散布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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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丈夫。美国石版画家柯里尔与艾夫斯（Currier & Ives）1870年制作的戒酒宣传画，凸显酗酒对无辜者之伤害，必能令观看者动容，这是根据莉迪娅·西戈尼（Lydia Sigourney）1834年写的故事《酗酒者》（The Intemperate）画成的。故事的女主角珍·哈伍德在相继丧失儿子与酗酒的丈夫之后成了赤贫的寡妇。其他的反酒言论则不那么感性，例如：收容酗酒者的救济院、监牢、疗养院浪费了太多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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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与集体存亡的忧虑，往往离不开瘾品伤害年轻人的课题。美国禁酒运动的重要人物里士满·霍布森（Richmond Hobson）在20世纪20年代以穷追不舍的反毒作风闻名国际。他便是反复诉诸年轻一代受害这样的主题。他说，瘾品是致命的接触传染病，会摧残年轻生命，把社会固有的保卫者变成威胁社会安定的罪犯。年轻人滥用瘾品会损害国家、种族、全人类的未来。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大麻与海洛因滥用事件激增，反对言辞之激烈并不输霍布森。罗马的《联合报》（L’Unità）在1976年间宣称：“这恐怖的‘天谴’正以‘美国样式’迅速蔓延……对年轻人影响尤其大。”联邦德国政府警觉到年轻人的瘾品文化在快速传播，先后在1971年和1981年强化麻醉品方面的法规。在大西洋彼岸的委内瑞拉做法相同，加了一条不寻常的但书：售卖瘾品给未成年者，刑期延长1/3。美国一位激进的黑人反毒者更有过之，她在受访中表明：“哈林区的贩毒者应该一律处死。”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许多态度激进的非裔美国人会从种族灭绝的观点来看毒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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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缠绕。原载于1922年的《文摘》（Literary Digest），是一篇文章的插图。文中说，不法之徒拿鸦片当滋补剂，注射瘾品的行为与毒瘾正在美国各地区的各个社会阶层中传布，美国境内的毒瘾者可能多达500万人。这些说法都不实，末一项更是离谱。但一般大众倾向相信最坏的，尤其想到年轻一代会受其影响，更会宁可信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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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类理由彼此并没有排他性。直接伤害、社会成本、邪恶行为、偏离主流团体、集体前途的考虑，都有可能相融于某种反瘾品的言论之中。18世纪早期英国的金酒恐慌，20世纪晚期美国的“快克”肆虐，都是明显的实例。这五类原因也不是泾渭分明的。例如，社会成本如果既沉重又持久，势必引起群体对于国家安全的忧虑。不过，这样分类的用意在于便利阐述，不一定非得壁垒分明。我们按这个模式，更容易理解18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如何从几个互不相涉的反对立场引来管制的压力。施压的程度因各国情况不同而各异，各种瘾品受管制的状况也不一。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不可能把每一项限制与禁令都“阐释”明白，因为每一项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及制度的背景。但是我们必须如此着手才会看出，全世界走向限制与禁止，并不是各国分头决策凑巧累积而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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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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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世界里的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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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史早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是越洋商业的扩张，中期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工业化的发展。在19世纪，精神刺激物的发现与革新——生物碱分离术、皮下注射、安全火柴、合成瘾品与半合成瘾品研发——又与工业化生产及配售的新技术结合。瘾品借着工厂而民主化了。一般大众想要以化学物质充满脑部、持续体会最原始的快感与刺激，都可更轻易、更廉价、更迅速地达到目的。在连新加坡最微贱的苦力都可以花4美分打上一针吗啡的世界里，染上毒瘾的可能性当然比以往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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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的消耗情形亦然。1802年到1815年之间，美国政府发给蒸馏酿酒相关发明的专利不下100件，占许可专利总数的5%。使用新设备和新蒸馏法的农民发现，同样是1蒲式耳（约35升）的玉米，以前只能制成2加仑的优质威士忌，现在可以制成3.5加仑。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创造了如江河般川流不息的廉价威士忌供应量，也成就了洛拉宝（W. J. Rorabaugh）所谓的“酒鬼共和国”。法国的经验正是一个“酒鬼共和国”的例子。由于大量生产、大量销售，成年人的年度纯酒精消耗量从1840年的每人平均18升，增加到1914年的每人30升（约7加仑），酗酒问题也明显增多。这种趋势虽然令酿酒业者和税收人员满意，医生、卫生保健专家、社会改革人士却警告：这会带来严重后果。他们把这个信息简化成一句话：“富国也烈酒，亡国也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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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发展使瘾品滥用的可能性增大，也使瘾品滥用的现象更明显可见，而瘾品滥用也威胁到工业化的进程。人们的工作逐渐移进室内之际，抽烟也开始引起他人的反感，而且有火灾的顾虑。即便以不点火吞云吐雾的方式使用烟草，也会妨碍生产。据拉什医生估计，好吸鼻烟的人如果每20分钟闻上一回，一年可以浪费5个工作日。不过问题最大的还是烈酒。酒徒会误事，而且可能闯出大祸。日本开放对外贸易之初，许多船员因为在横滨的酒吧买醉忘返，把船只起航的时间都搅乱了。当时世界各地的老板都一样，都担心工人在上班时间喝酒，都害怕雇到爱喝酒的员工。因喝酒而一步做错，可能酿成大祸，可能毁坏机器或造成人员伤亡，或丧失巨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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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之前，马萨诸塞州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制造业者都禁止在厂房范围内饮酒，并且主张废除烈酒产销执照，支持赞成禁酒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却遭到那些与烈酒产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杂货店老板、酒馆经营者，以及爱尔兰与德国移民的反对。爱尔兰与德国移民和19世纪初到美国的他国移民一样，来自尚未工业化的社会。在他们的故乡，饮酒是传统的、无可厚非的行为。他们的文化与宗教信仰都与美国本地禁酒者不同，禁酒者在逐渐现代化的新教徒社会里成长，注重的是个人成就、自制、节俭。美国的制造业老板以及数目渐增的美国本地技术劳工，都越来越认为喝酒是劳民伤财的事。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禁酒争议便由此开始，由于一波波农民不断迁入，美国却不断更趋工业化、更追求效率、更重视社会治安，所以冲突一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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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和福音教派的改革运动者（后者在19世纪人数越来越多，活动也更趋积极）主张禁酒是另有宗教信仰上的理由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常常将个人得救之重要与饮酒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混为一谈，把两者连接得不着痕迹。这种做法对于离家在外而脱离教会与乡村地主控制的工人特别有效。诺威奇（Norwich）的主教在1837年做过这样的论述：“禁酒团体最能做到使数以万计堕落放荡的人变得端正勤勉，把罪恶行为改为虔敬。”凡是能做到把宗教热忱和产业效率融为一体的人，特别积极赞成禁酒。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就是代表人物，他曾在主日学校中对学员说：“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变成酒鬼？因为我始终拒绝喝那第一杯。”他似乎有心证明饮食节制有益成就大业，累积了空前庞大的企业财富，并且活到97岁——他本来期望活到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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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业化事实与旧的习俗发生冲突，这种现象到处都有。在南非，利用烟草和烈酒招募土著劳工的做法一直存在，并且在19世纪成为制度化的以酒抵薪（tot或dop）制度。有酒瘾的工人每天从日出到日落在葡萄园或小麦田里工作，工资是以定额廉价葡萄酒或劣质白兰地发放。他们的工作日以敲响旧式的奴隶钟开始，其实农工的生活与昔日的奴隶相差无几。一旦开矿场和农场都需要土著劳工，情况就改观了。矿场老板认为好喝酒的工人会惹事，而且会影响生产力，所以主张限制卖酒给非洲工人。后来，大型农庄的经营者因为投入机械设备的资本很大，也不赞成以酒代发工资，宁愿多付钱或是改发咖啡。然而，1883至1898年间通过了一系列限制非洲人取得烈酒的法律，立法者们却放过了以酒抵薪的制度。原因是，这个制度对小型农场的生计与劳力供给都太重要了。所以他们决定，非洲人可以合法取得多少烈酒应视其工作类别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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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所有限制或禁止的规定都是资本家为谋求效率而采取的手段，劳工都是迫不得已，那可就错了。着眼未来的工人、提倡改革的工会领袖，也都明白嗜酒既伤身又浪费金钱，他们认为戒酒——起码要喝得有节制——是工人赢得自尊与自主的重要手段。一位铁路工人曾说：“把钱都花在买酒上的人，都成了公司的奴隶。”诸如此类的想法转化为对于禁酒运动的支持力量，进而支持限制饮酒的立法、规定工会会员禁酒。1869年创设的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劳工组织“劳工骑士会”（Knights of Labor）就不准开酒馆的人入会。在会员心目中，开酒馆的人和开银行的人、律师一样是社会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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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馆老板不愁没有支持者，绝大多数的酒馆常客会认为酒馆是没有害处的地方。瘾品使用向来都有社会层面的重要性，各式大小酒馆曾经都是许多工人生活中的“好去处”。后来，结社团体的住宿所和同业工会逐渐提供其他休闲选择，酒馆的集中性与社交吸引力也就大不如前。游乐园、歌舞厅、电影院也都是工人负担得起的娱乐场所。英国人当时的俚语“go to the local”意思既指“去电影院”，也指“去酒馆”。一语二意凸显了两者之间的竞争，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烈酒消耗量减少，恰好是英国人爱上电影院的年代，两者消长互见。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及其家人渐渐有了比传统式喝酒欢聚更有趣味，而且花钱更少的休闲选择。都市化与工业化的转型不但是戒酒的助力，也催生了与饮酒竞争的休闲聚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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