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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许多社会学的话语中，“社会”这个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社会”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可以在很一般的意义上用它来指“社会联系”，或者用来指社会关系的一种独特体系。在这里我只考虑第二种用意，这也是以出现在每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传统中的基本用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可能有时更偏爱“社会形态”而非“社会”概念，但就“紧密连接的体系”而言，其内涵大体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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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特别是那些受到涂尔干影响的观点中，社会这个概念与社会学本身的定义密切相关。当社会学的通常定义说（实际上，每一本社会学的教科书都是以此为开篇的）“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或“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学科”时，就清楚地表述了这个观点。现在虽然已很少（如果还有的话）有当代学者像涂尔干那样以一种几乎是神秘的方式把社会当作一种个体成员对其敬畏有加的“超然存在”，但是，作为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社会”的首要地位已经得到了人们广泛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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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对社会学理论中通常使用的“社会”概念有所保留?这里有两个理由。第一，那些把社会学当成“研究各种社会”的学者试图把各种社会都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尽管他们不一定在每个场合都这样说。在概念化这些“社会”的过程中，他们想到的是被相当清晰地界定了的体系，而且，这些体系具有自身内部的统一性。现在，当我们作了如此理解之后，我们可以说，他们所说的社会其实就是民族国家。然而，尽管在讨论一个特殊社会的时候，社会学家可能会使用“民族”或“国家”来代替社会，民族国家的特性却很少被直接理论化。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这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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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由与社会概念密切相连的某些理论解释有关，其中最有影响的解释之一是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来的。[10]按照帕森斯的观点，社会学的最高目标就是解决“秩序问题”，秩序问题对理解社会体系的边界极为重要，因为它被定义为整合问题，即在面对导致人们“互为仇敌”的利益分配时，它仍然能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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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社会体系没有什么益处。[11]我们应该把对秩序的探讨变为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的。在这里，秩序问题应被看成是时间—空间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时间和空间被组织起来，并连接在场和缺场的?必须从概念上区分这个问题与社会的“边界”（boundedness）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有着被明确限定了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社会都被一些纽带和联系交织在一起，这些纽带和联系贯穿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民族”的文化秩序之中。实际上没有一个前现代社会像现代民族国家这样，有如此明确的界域。农业文明曾经有过“边界”（frontiers）——这是地理学家们所使用的术语，而在通常情况下，较小的农业社区和狩猎及采集的社会逐渐地渗透和进入周围的其他群体，它们不具有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那种意义上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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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时间—空间伸延的程度比即使是最发达的农业文明也要高得多。但是就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而言，社会体系的能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扩张。为了认识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某些特质，我们必须深入地考察现代制度是怎样“适应于”时间和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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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其他繁杂的理论形式中，社会学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人们可以用它来预测和控制社会生活。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著名的观点。一种是社会学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制度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学在自然领域所作的那样。人们认为社会学知识以其工具性的联系同与之相关的社会世界发生关联，人们能够用这样的知识以某种技术性的方式去干预社会生活。包括马克思（或者至少，根据某些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在内的其他学者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对他们来说，关键是“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那样一种思想：社会科学的发现不能仅仅被用于解释缺乏活力的客体，还必须通过对社会主体的自我理解来对社会科学作出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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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后一种观点比其他观点更为复杂，但是它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关于反思性的概念太简单了。社会学与其所对应的主题（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进而用“双向阐释”（double hermennutic）才能加以理解。[12]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发展依赖于外行（laymen）的行动主体（a-gents）的概念；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去。然而它并未直接通向那清晰可见的社会领域。社会学知识忽隐忽现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范围之中，在此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学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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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反思性（reflexivity）模式，而不是那种平行线式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知识的积累与对社会发展稳定的、更加广泛的控制是同步的。社会学（以及其他同现存人类打交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按照人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那种方式来积累知识。相反，把社会学概念和知识“嵌入”到社会领域中去，并不是一个能够被轻易疏通的过程，无论是提出这些概念和知识的人，或者甚至是权力集团和政府力量都不能做到这一点。然而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实际影响确实是巨大的，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以下，我将详细地阐述这一论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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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提出的是，如果我们试图充分地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就必须摆脱前述既存社会学的种种视角。我们必须对现代制度的特别动力学机制和全球化范围作出说明，并解释其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性质。稍后我将讨论这些制度的特征，首先，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现代性的动力性质的起源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若干类不同要素需要加以区分，它们中每一种都与动力机制和现代制度的“拥抱全世界”的特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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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与包含在时—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disembedding）；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以对时间—空间的定序为开端，我将逐一作出详细分析，其中包括对信任的性质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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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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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现代性与时间—空间转换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首先必须拿它同前现代的时间的关系作一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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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比如，如同书写文字的发明一样，日历也是农业国家的独特发明。但是，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如果不参照其他的社会—空间标记，没有人能够分清每天的时间。“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机械钟（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计时方式）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empty time）的统一尺度，以这种方式计算，便可精确地设计每日的“分区”，比如，对“工作时间”的确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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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用机械钟测定时间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相适应以前，时间都一直是与空间（和地点）相联系的。时—空转换与现代性的扩张相一致，直到本世纪才得以完成。它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每一个人现在都遵循着同样的计时体系：例如，“二 年”的来临现在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尽管不同的“新年”继续存在，但是都被归入了同一种计时制下，这种计时制实际上变得普遍起来。第二个表征是跨地区时间的标准化。即使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通常都还有不同的“时间”，而在国家之间的边界地区，情况甚至更为混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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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的虚化”的前提，因而具有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上的优先性。因为，如同下面我将要提到的那样，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可以从空间（space）与地点（place）相分离的角度来理解“虚化空间’的发展。强调空间与地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极为重要，因为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常常大体上把它们看成是同义词。“地点”一词通过场所（locale）的观念被再好不过地概念化了，场所指的是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在地理上的分布。[15]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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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时间的例子来看，空间与地点的分离与量度的统一模式的出现并不是密切相关的。划分空间的可靠方法总是比统一的时间尺度更容易得到。“虚化空间”的发展首先与两类因素联系在一起：用不着参照某个具有明显地利之便的优势场所便可以对空间进行描述的因素，以及使不同的空间单元相互替换成为可能的因素。西方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们对世界的“边远”地区的发现是上述二类因素的必要基础。先进的全球航海图导致了世界地图的产生，在世界地图中，透视法在解释地理位置和形式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航海图使得空间“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点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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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没有倒退或是尽善尽美的单线式发展。相反，与所有的发展趋势一样，它也是辩证的，也产生出了一些对立的特征。此外，时—空分离又为它们与社会活动有关的再结合提供了基础。时刻表就是容易说明问题的例子。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初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张临时图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许可火车、乘客和货物之间的复合调整穿越广袤的时空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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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时—空分离对现代性之极端动力机制如此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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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对此我将作简要分析。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的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embedding）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被脱域了的制度极大地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制度还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协调。这种现象，通过冲破地方习俗与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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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各种组织（包括现代国家）有时可能具有相当固定和惰性的特质，韦伯把这些特质同官僚制联系在一起。但是，更为普遍的是，它们具有一种与前现代秩序形成鲜明对照的动力机制。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像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连接，直接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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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和空间的各种模式，这些模式对以前的文明形式来说是不可能的。作为过去的系统性的积淀而对建构未来有着帮助的“历史”，随着农业国家的早期出现而获得了它最初的动力，但是现代制度的发展却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化计时体系，提供了对过去的整体性的积淀方式，无论这种“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属从于这些差异很大的解释。此外，既然全球的总体性图式今天已经被视为当然，那么，整体的过去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时间和空间已被重新组合起来以便构筑起关于行动和经验的世界—历史的真实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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