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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性不仅与认识论上的原教旨主义的终结相联系，而且也与“历史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由于我在前面曾经提起过，这里没有必要再作详细的讨论。“历史”没有固定的形式，历史中也不存在包罗万象的目的论。历史的多元化可以被记载下来，但是这些历史并不能被所谓的阿基米德的支点（如“历史具有进化的方向”这样的观点）所固定。历史决不等于“历史性”（historicity），因为后者明显地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联。关于这个问题，有关的要点在列维—施特劳斯和萨特的著名辩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38]“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实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原理，它是关于对现代性反思的一种论点。即使是用日期来表述的历史，以说明不同时期内发生的变迁的延续性，也仅仅是一种解译暂时性的特殊方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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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理解历史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谨慎。它可以被定义为：利用过去以帮助构筑现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尊重。相反，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39]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未来被看成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未来有赖于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反事实性条件（counterfactual condition），即未来受制于人们依据心目中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所采取的行动的过程。这是时—空“伸延”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种种条件使得这种时—空伸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未来学”，即对未来如何是可能的、可信的和可能得到的说明，变得比对过去的说明更加重要。前面所提到的关于脱域机制的每一种类型都可以被看作是关于未来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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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于历史的天意观、原教旨主义的终结论的决裂，反事实性的、面向未来的思想的出现，以及由持续变迁导致的对进步观念的“清除”，都与启蒙主义的核心理论——关于确保更为深远的转变已经发生的观点——大相径庭。然而把它们都称之为后现代性则是错误的，它妨碍着我们对它们的性质和含义的准确理解。随着传统和天意观残余的清除，已经发生的断裂，恰好应被视作现代思想自身净化的结果。我们不但还没有超越现代性，而且正在经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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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欧洲或西方霸权日渐衰落（其对立方面则是现代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是现代性激烈化的主要影响之一。确实，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一些学者重点关注的课题。照此理解，“西方的衰落”这一短语通常意味着历史变迁中的一种循环概念，现代文明据此被简单地看成是诸种文明中的一种区域性文明而已，而其他文明则已在世界其他地区先于现代文明出现了。文明有它们的青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当它们被其他文明所取代时，全球权力的地区分布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根据我前面所提出的断裂论解释，现代性不仅是种种文明中的一种。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控制的日渐减弱，并不是最早诞生于西方的种种制度的冲击力逐渐减弱的结果，倒是它们全球性扩张的结果。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曾经给予西方最高权力，并且建立在（稍候我将讨论的）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层面的结合上，如今它们却再也不能如此明白无误地把西方和其他国家区别开了。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全球化——在社会科学的术语中，这是个必定会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概念——的过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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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式各类的变迁与“后现代性”通常还有什么关联（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呢?是新兴的社会运动?还是新奇的政治纲要?实际上，如后面我将表明的那样，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在对各种理论和阐释的清理中，我们必须谨慎地寻求我们的方法，这些理论和阐释正是在方法的基础上得以提高的。我将把后现代性解析为脱离或“超越”（后面将会对其加以分类的）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转变。我们还没有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氛围之中，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瞥见那不同于现代制度所孕育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缕缕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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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样的分析思路，我们很容易发现，为什么现代性的激烈化会如此动荡不定，又如此意义重大。它的最显著的特征——历史进化论的终结，历史目的论的隐没，对现代一以贯之的结构性反思的认识，以及西方之特权地位的消亡——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而纷乱的情境之中。如果说，这里的“我们”还仍然主要是指那些生活在西方——或者更确切地说，世界上已经工业化了的地区——的人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能被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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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本章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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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应该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过的讨论了。我区分了现代性动力的三种主要来源，其中每一种都与另一种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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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是在无限范围内时—空伸延的条件，它提供了准确区分时间—空间区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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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域机制的发展。它们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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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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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现代制度这三个方面的特性联系起来，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生活在现代世界，犹如置身于朝向四方急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一种后面我将更详细地讨论的想像）之中，而不像处于一辆被小心翼翼控制并熟练地驾驶着的小车之中。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本身既充满了活力，又必然变幻不定，它渗入了连接时间—空间的巨大跨距之中。脱域机制，通过将社会关系从它们所处的特殊的地域“情境”中提取出来，使得这种时—空延伸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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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域机制可以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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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立在“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上的信心不同，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体现的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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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体现在具有风险的环境中，凭此人们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安全（防范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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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信任与脱域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抽象的。后面我们必须考察信任、风险、安全和危险是怎样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相互关联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当信任消解时，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信任的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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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这里我们通常理解为“对知识的占有”）被反思性地运用于社会行动时，会受到四类因素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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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分化。一些个人或团体比其他个人或团体对某些专门知识的运用更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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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作用。价值与经验知识是在相互影响的网络中彼此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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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预期后果的影响。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知识的结果，会超出那些用此知识去实施改变的人们的种种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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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阐释过程中社会知识的循环。知识被反思性地运用于系统再生产的那些条件，从而内在地改变了它原初所指涉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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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我将描述反思性这些特征的含义，以便说明在当代社会中，信任和风险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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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中transformation一词一律译作“转变”，把transition译作“过渡”，而把change译作“变迁”。“转变”、“过渡”，都包含在“变迁”之中，但是，按照吉登斯的意思，“转变”指的是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断裂性变迁，而“过渡”则没有“断裂”之意。国内现在有的书把transformation和t ransition都译作“转型”，本书的译法，是为了避免混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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