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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立场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立场区别如此之大，如果发现它们两类文献彼此相距悬殊，丝毫也不令人惊奇。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论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经验分析上作出了不少贡献。[6]这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绕开了社会学家们通常所热衷的“社会”概念，而更倾向于用一个更能包容全球化关系（globalised relationships）概念去分析问题。他在分析其所关注的现象时，也对现代时期和以前的时代作了一个清晰的区分。他所说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在地理上不断延伸的经济关系网络，其先于现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明显地有别于在过去三至四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早期的世界经济通常以庞大的帝国为中心，而且从来没有比这些国家权力覆盖更多的地区。恰如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产生，以一种全然不同的秩序，第一次展示了在跨度上真正成了全球性的，并且更多地是建立在经济上，而非建立在政治权力上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源自十六至十七世纪，它是通过商业和工业的关联而不是通过政治中心而整合为一体的。当然存在着多边性的政治中心，亦即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分成了三大组成部分：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区域性的定位也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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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早在现代的初期，资本主义就开始在世界范围伸延了：“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内部经济……资本决不会让民族国家的边界来限定自己的扩张欲望。”[7]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影响，正是由于它是一种经济秩序，而不是一种政治秩序；它能够渗透到世界的边远地区，而当初产生这种经济的国家自身则完全不可能将其政治触角延伸得如此之遥远。在某些情况下，对边远地区的殖民统治可以有助于强化经济扩张，但是这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全球性扩张的主要基础。在二十世纪后期，原初形式的殖民主义几乎都消声匿迹了，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却继续在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制造着大量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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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的某些限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摆脱了在对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强烈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他的著作也有不足之处。他仍然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却对下述这个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看来具有核心意义的现象很难作出令人满意地解释：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此外，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并不能使我们对权力的政治与军事集中加以阐明，这种集中并非总是能与经济上的差异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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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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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全球化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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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将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之一，下面是前面提到的现代性制度的四种维度。（见图二）[8]民族国家体系是其第二个维度。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关联，然而每一维度都不能完全由另一个去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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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全球化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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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看当下的现实，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世界经济组织是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支配的呢?下述思考与对此的回答不无关系。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在资本主义国家，即那些以资本主义经济企业——其中蕴涵的是阶级关系——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外经济政策涉及到许多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形式，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它们的制度性组织维系着某种经济对政治的所谓“独立”。这就使得商业公司的全球性活动有了一个广阔的范围，虽然这些公司总是把自己的基地建在某个特定国家，但是它们也总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区域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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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公司，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经济权力，并具有影响本国基地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决策的能力。今天，最大的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财政预算，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大于所有国家各自的预算。但仍然还有一些关键性的方面，在其中它们的权力不可能与国家的权力相抗衡——这里尤其重要的是领土的因素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除了南北两极的部分地区以外，地球表面上没有一块土地没有被宣布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合法领土。所有现代国家都在自己的领土内几乎成功地垄断了对暴力工具的控制。而不论其经济权力有多大，工业公司都不是军事组织（有的在殖民时期曾经是军事组织），它们不可能把自身建成统治着某一特定领土的政治和法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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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重要“行动者”，那么公司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主导能动者。在彼此之间以及与国家和消费者的贸易关系中，公司（生产公司，金融公司与银行）依赖于谋利性生产。因而它们影响的扩大导致了商品市场（包括货币市场）的全球性扩张。然而，即使在它的初始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来就不是商品和服务的单一市场。它曾经而且今天也还包含着阶级关系中劳动力的商品化，这种阶级关系将劳动者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中分离出来。这个过程无疑充满了全球性的不平等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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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发达”地区内，所有的民族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首先都得依赖为了财富——税收建立的基础——而进行的工业生产。在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某种“飞地”，其工业的发展更直接地从属于政治命令。这些国家很难说是后资本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产品和劳动力分配的影响却大大减弱了。西欧和东欧社会对财富增长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把经济利益推向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执行的政策的最前沿。除了那些拘泥于历史唯物论的人外，我们大家都清楚，民族国家的物质性卷入并不完全受实际的或理论的经济考虑的支配。无疑，任何一个在全球政治秩序中的特定国家的影响力，都要受到自身财富（以及财富与军事力量的关联）的严格限制。可是，正如汉斯·摩根索所强调的那样，国家也从维护主权的能力中获得权力。[9]它们不是作为一种经济机制而运作，而是作为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并顾及到培育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及在与其他国家和国家联盟发生战略性地域关联的“行动者”而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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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体系早就具有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反思特征。现实的主权本身，诚如我们业已指出过的原因那样，应该被视作某种不断反思性地加以监测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体系发展的早期，主权是与“边境”（borders）取代“疆界”（frontiers）这个现象相联系的：国家在其领土内所宣称的自治权，是通过其他国家对其边境的认可而被承认的。这就是区分民族国家体系与前现代时期国家体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前现代时期，很少有这种类型的所谓反思性的秩序关系存在，而且，“国际关系”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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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所具有的辩证性质之一，表现在以下两种倾向之间的相互“推—拉”：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因而，国家间的一致行动在某些方面会削弱这些国家的主权，然而，通过其他方式而实现的权力联合，又在国家体系中增强了它们的影响力。同样的情况也可以从下面的两个情形中看出来：早期的议会——在与战争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对国家边界的划定和再划定，或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机构的运作。联合国的全球性影响（它仍然受到如下这样一些事实的决定性限制：不具有自己的领土，也没有控制暴力工具的特别途径），并不是仅仅通过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方式而获得的，事情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兴国家”，即在从前的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自治的民族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是导致殖民者撤离的一个十分普遍而主要的因素。但是，在把前殖民地变成具有国际认可边界的主权国家的过程中，联合国中所展开的辩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无论这些新兴国家在经济上或军事上多么虚弱，同它们过去的情况比较，它们以民族国家（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民族”[state-na-tions]）的面貌出现本身，就标志着在争取主权方面，它们是净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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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是世界军事秩序。为了阐明它的性质，我们必须分析这样一些关系：战争的工业化，军事组织的武器和技术从世界的一些地方向另一些地方转移，以及国家彼此间建立的同盟。军事同盟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对自己境内的暴力工具的垄断作出让步，尽管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也可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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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寻军事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的重叠时，我们又发现了在前面曾注意到的相反倾向之间的彼此“推—拉”。在当代，两个军事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在真正全球范围建立了军事同盟的两极体系。参与这些同盟的其他国家必然要接受来自外部的对发展自己的独立军事战略机会的限制。只要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和苏联的军队按来自外部的命令行事，这些国家甚至就可能失去在自己领土上的对军事控制的完全垄断权。然而，作为一种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现代武器，结果是几乎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拥有远远超过了甚至是前现代文明中最强大的国家的军事力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非常弱小，军事力量却很强大。从决非不重要的意义上说，在武器方面没有“第三世界”，而只有“第一世界”，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储备了技术先进的武器，而且彻底实现了军事现代化。甚至拥有核武器也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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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军事力量的全球化不仅局限于武器和不同国家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盟，它也关系到战争本身。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地区性冲突事件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方实际上来自所有的地区，尽管更确切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规模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在核武器时代，战争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点，如同前面所提到，在这个转折点上，放弃克劳塞维茨的教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再清楚不过了。[10]除了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具有的象征性价值以外，拥有核武器的唯一作用，是阻止他人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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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可能导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间战争的悬置（或者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希望），但它几乎不能阻止核武器国在自己的领土以外从事军事冒险。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其军事力量的边缘地区所进行的可以被称之为“特别精心安排的战争”，我的意思是指那些与他国政府或游击运动或二者同时发生的军事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超级大国的军队甚至根本就不用登台亮相，但超级大国却是根本的操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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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是工业的发展。这方面最明显的是全球性劳动分工的扩张，包含世界上高度工业化与低度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分化。现代工业内在地建立于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它不仅建立在工作任务的水平上，而且还建立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在工业类型、技术、原材料生产方面的地区专门化水平上。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大大扩展了。这有助于世界范围的生产分布的转移，包括在发达国家中某些地区的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和第三世界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毋庸质疑，它也降低了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内部的经济霸权。由于全球性经济的相互依赖的日益增强，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如过去那样管理自己的经济会更加困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在国民经济层次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日益减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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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主义的全球化运作的主要特性之一，是大机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工业主义的影响，并非简单地仅仅局限于生产的范围，而且也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类与物质环境互动的一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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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些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现代技术的运用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环境之间原先的关系。这体现在诸如施用化肥和其他人工耕种方法，引进现代耕种机械，等等。在比上述所提及的更加负面和更加危险的意义上，工业主义的传播创造着“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实际或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危害生态的变化。工业主义也决定性地制约着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真实感受，因为工业主义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通讯技术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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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使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另一更深层和更重要的方面，即在我们上面曾提到过的每一种不同的制度性维度的背后存在着可以被称作文化全球化的现象。自从机械印刷术引入欧洲以来，通讯方面的机械化技术剧烈地影响着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它们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与断裂的重要方面，而正是反思与断裂，将现代从传统中分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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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大众性传播开来的早期，就有许多作者注意到了媒体将产生的全球化影响。一八九二年一个评论家就曾写道，由于现代报纸的作用，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一百年前的首相。阅读某份报纸的村民“自己就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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