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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式互动”（或彼此相遇）的机制，是相当不同的。无论是与陌生人还是与熟人或者是密友相遇，都有与维持信任相关联的一般实践的卷入。如霍夫曼所说，对每一相关的个体而言，从世俗的不经意向彼此相遇之始的过渡，充塞着相反的可能性。任何相遇所假定的基本信任，既受“业已确立的信赖”的支持，也受（常常是复杂形式的）非正式礼仪的维系的鼓励。与陌生人或熟人（曾经见过但不是相知甚多的人）的相遇，在信任、周旋和权力之间维系着平衡。周旋与礼仪是相互防范的策略，陌生人和熟人大都（在实践意识[3]的水平上）清楚地把它们当作一种含蓄的社会接触。分化了的权力，尤其是在它被明晰地标示出来的时候，可以毁掉或扭曲周旋与礼仪的规范，也能毁掉或扭曲朋友与密友之间业已确立起来的彼此信任的知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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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抽象体系中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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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非亲密人相遇的过程中，信任、周旋与权力的交织是值得展开叙说的题目，不过在此我想更集中地关注所谓可信任性（tru stworthiness），尤其是它与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的关系。可信任性有两类。一类是建立在彼此很熟悉的个人之间，另一类是基于很长时间了解，从而互相从对方的眼中看出可信度证据的个人之间。关于脱域机制方面的可信任性则有所不同，尽管这里可信度仍然是主要的，而且这里也有个证据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根本就不假定它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对其“负责”的个人和团体的相遇。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个人和团体又确实是卷入其中的，我将把与它们的相遇看作是一般非专业人士得以进入抽象体系的入口。抽象体系的入口是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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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特别是专家系统中的信任）紧密相关。在现代性条件下，不仅从日常事件突发性的角度看，而且从组织社会实践的知识的反思性的角度看，未来总是开放的。现代性这种反事实的、面向未来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属于抽象体系——其本身的特性中渗透了业已确立的专业知识的可信任性——中的信任建构而成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上述论点所包含的意义。一般非专业人士对专家体系的依赖，不仅（像在前现代时期的许多情况下那样）关系到如何从各种彼此孤立的事件的既定普遍性中获得安全感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在专业知识不仅提供如何算计得失的方法而且实际上创造出（或者，再生产出）事件的普遍性的情况下，作为（一般非专业人士）不断反思地运用这些专业知识的结果，如何算计利害得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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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意味之一，是在现代性的许多方面业已全球化了的情势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身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就此而言，最明显的莫过于核战争和生态灾难的风险了。如果从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大的范围来看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日常生活许多方面，情形也是如此。无论是原则上还是实践上，在前现代背景下，个人可以忽略牧师、圣人或巫师的布道，而按照自己日常活动的惯例过日子。但是在现代世界，就专业知识而言，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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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之故，就在交汇口相遇的情形而言，与专家或其代理人或其代表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就特别重要。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它既得到了非专业的外行当事人也得到了抽象体系的操作者或输出者双方的普遍认可。这里包含了多种要点。与专家系统之代表的相遇当然能够被常规化，而且也很容易具有与友谊或亲密关系相关联的可信任性特征。例如，与大夫、牙医或长期交往的旅行社代理人之间的相遇，便是这样。然而，更多的那些与抽象体系代理人的交道，比起这类相遇来更具有短暂和临时的特点。大致说来，在与抽象体系的不定期的相遇中，必须特别仔细地拟定并保护信赖的标准，虽然这些标准在非专业人士的整个相遇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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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象体系的交汇口，连接非专业人士与信任关系的当面承诺，通常表现出明白无误的可信任性与诚实性，并伴随着一种“习以为常”或镇定自若的态度。虽然每个人都意识到，信任储藏于抽象体系中而非存在于特定情境中代表信任的个人身上，但交汇口本身仍然提醒我们，信任的操作者正是有血有肉的（难免也是有错误的）人。当面承诺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体系之代理人或操作者的品行。法官庄重的审慎，医生严肃的职业道德，空中小姐固有的笑容，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品行。所有的当事人都知道，他们要求获得双重的保证：既有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又有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神秘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当人们所面临的危险并未构成某种纯粹的非实在性的风险，而是公开可见之时，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就特别重要。还是以航空旅行为例：空中小姐训练有素的随和与沉着稳健的笑容，在消除乘客的疑虑方面，也许与用任何庞大的数据去证明空中飞行是如何安全的统计公报，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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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确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在入口处（用霍夫曼的概念来说）“前台”工作与“后台”工作之间总是严格区分开的。我们这里用不着对它何以如此作什么功能主义的“解释”。对前台与后台分界的控制，正是专业化的一种特质。为什么专家所做的大量事情要对外人隐而不露?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专业知识的操作常常需要很专门的环境，同样也要求一以贯之的精力专注，而这些在公众的眼光看来，都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专业知识与专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这是常常处于抽象体系交汇口上的人希望尽可能减少的一种区别：由于曲解或忽视了他们本来应当掌握的知识，专家也会做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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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与后台的明显区分，增强了品行——作为一种减少由于对技能不够娴熟及人易犯错误所造成的后果的手段——的意义。假如病人对发生在病房里和手术台上的种种错误知根知底的话，他们就不会对医护人员如此深信不疑了。更深层的原因与抽象体系运作过程中的偶发事件有关。没有什么技术能极端精雕细琢，也没有哪门专业知识能够包罗万象，以至于偶然和厄运的因素根本不起作用。专家们通常假设，如果非专业人士察觉不到这些因素怎样经常性地出没于专家的工作之中，他们就会感到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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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机制不仅与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联系相关，也与那些在抽象体系“内部”工作的人的活动相联。职业道德的准则——其中有些是以法律认可方式为支撑的——构成了内在地驾驭同事或同道间的可信任性的手段。然而，即使对那些似乎是最彻底地投身于他们所维系的抽象体系的人来说，当面承诺作为一种产生持续可信任性的模式，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它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再嵌入的一种类型。这里，再嵌入意味着一种将信任固定于可信任性和同事间诚实性的手段。博登（Deirdre Boden）为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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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夕阳大道（Sunset Boulevard）上啖着商务午餐，嘴里还问着“你打算什么时候到纽约来?”的商人，横跨大陆在没有窗户的空调房间里读了十五分钟厚厚文献的学者，实际上并没有考虑旅游、烹饪或学术。如古时候的士兵一样，他们需要注意的是同事以及敌人的眼神，从而重新肯定——并且更重要地是，更新——信任的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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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情境中的再嵌入，正如以上引文所言，将抽象体系中的信心与对它们反思性流动特质连接起来，同样也提供了彼此相遇的机会以及维系同事般的可信任性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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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这里用简明扼要的形式，将上面这些要点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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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连的扩展了的时—空伸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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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系的信任具有非当面承诺的形式，非专业人士对在其中维系信赖存在的知识之运作几乎是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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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的信任与当面承诺相关，在其中（一定的活动范围以内）可以找出衡量他人之诚实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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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嵌入指的是这样的过程：通过它，非当面承诺被当面承诺维系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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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不经意是现代性的大规模的复杂环境中信任关系的一个根本方面。它是在相遇的促成与消解过程中令人心安的背景“音乐”，这些彼此相遇也有自身特定的信任机制，这就是当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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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口是非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代理人之间的连接点。它们既是抽象体系的薄弱环节，又是信任得以维系或建立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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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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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在本部分所谈到的，都是信任如何与抽象体系发生关联的问题，而不是回答“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会信任那些（以他们的技术知识而论）自己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实践和社会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回答。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对适应某种新的社会实践——如医学专业化形式的引入——是怎样勉为其难的。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与此种信任相关的社会化是多么重要。正规教育中“隐藏的课程”之影响在这里也许是决定性的。在对孩子教授科学的过程中，传授给孩子们的东西不仅是技术发现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更一般的社会态度，它预示着对所有技术知识的尊重。在最现代的教育体系中，传授科学的教育总是始于“第一原理”，知识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当一个人置身于科学领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她或他才有可能知道那些足以引起怀疑的问题，也才可能充分意识到科学中所有被宣布为知识的东西也有出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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