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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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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稳定环境和周围环境（本体性安全）的基本信任，最初并不是建立在一种事物或事件的连续意义上的。相反，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它是从对个人的信任中派生出来的，而且，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建立起一种无疑会持久存在于生活中的信任他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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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艾里克森所强调的，对个人的信任建立在回应和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之上：相信他人的诚实是自我诚实和可靠感的一种最初来源。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为日常的可信赖性提供了安全保障，但是它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在这方面，传统宗教与现代抽象体系就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个别化的形象允许对个体的信任在大范围的相互关系中直接变动。比较而言，在抽象体系的情况下，信任却被设定为相信非个人的原则，当抽象体系没有提供个体所寻求的结果时，这些原则仅以一种统计学的方式“作出回应”。这就是为什么位于交汇口的个体通常要付出极大的辛勤劳动，来努力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是他们提供了个人和体系信任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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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所称的亲密关系的转变，以往社会学对此的描述大多都把传统秩序的共有特征同现代生活的非个人性质作为彼此对应的范畴。为了理解这种概念上的区别，滕尼斯（F.Ton-nies）对礼俗社区（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所作的比较提供了经典的出处；无论其他人是否运用了这对专业名词，他们也都作出了类似的对应分类。我们可以举出三种主要的取向，其中上述对应性比照可以显得更加明朗，而粗略地说每一种都与不同的政治地位相关。一种与政治保守主义具有密切关联，认为现代性的发展既粉碎了旧有的“连续性”形式，也损害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关系。在十九世纪后期，这种立场很显著，就是今天它也仍然具有代表性。因而，彼得·伯格根据从阿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争辩说，现代性对大规模的官僚组织的控制和“大众社会”的一般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是私人领域被“非制度化”了。换句话说，公众生活领域“过于制度化了”，其结果是个人生活变弱了，失去了原有的固定参照，由此人类的主体性发生了转向，在自身内部去寻求意义和稳定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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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政治立场另一端并且常常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相类似的观点。虽然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不是“大众社会”一类的词汇，而更多是资本主义、商品化等，他们的普遍性命题却与第一类作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制度侵占了社会生活的大片领地，耗尽了它们曾经有过的意义丰富的内容。虽然在这里也能够找到生活的许多基本满足，但因为“工具理性”世界受到来自它承认的价值的限制，私人领域还是被弱化了，并且变得混乱不堪。哈贝马斯对技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所作的分析，就是这种立场的一种体现，恰如上一代学人霍克海默所提出的观点一样。[2]在谈到友谊和亲密关系时，霍克海默认为，在被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与那些掌握权柄的人的计划相比，个人的原创性只起到了相当微小的作用”；个人间的关系“至多只是一种爱好，一种休闲时的琐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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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衰落的观点受到了来自对城区深入的经验研究的强有力批评。许多人都进行过这类调查，以回应上述两种彼此对立立场的挑战。在批评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所说的城市生活的缺乏个性特征时，克劳德·费希尔试图表明，现代城市所具有的创造社区公共生活新形式的能量，在前现代背景中几乎就不存在。[4]按照第三种观点辩护者的说法，在现代条件下，公共生活要么得以存续下来，要么甚至更积极地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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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主要困难之一在于争论中所使用的术语。人们把“公众的”与“社会的”、“非个人的”与“个人的”，以及（根据某些理论）“国家”与“市民社会”作为对应的术语加以使用，似乎它们是以不同的形式指称着相同的事物。但是，作为既在前现代社会，也在现代社会使用的“社区”这个概念，是由若干必须加以区分的因素组成的。它们是社区的公共关系本身（最初我把它作为与地点相关的概念）；亲缘纽带；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友谊）；性亲密关系。如果我们对其加以清理，便可以引伸出一种与上面提及的所有观点不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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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点所能嵌入的亲密关系而言，“社区”的确被大大地毁坏了，当然，这个过程在具体情境中究竟走了多远，人们还可以争论。正如罗伯特·萨克所观察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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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动主体，一个人肯定位于某个地点。然而地点这种基本的和整合的意义却被分裂成复杂、矛盾和没有方位的各个部分。空间变得空前一体化了，同时也被划分成了具有不同边界的地区。地点是具体的和独一无二的，然而在许多意义上它们又是普遍的和相类似的。地点看起来是“外在的某个地方”，然而它们实际上是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我们的社会储存着关于地点的信息，然而我们仍对地点的意义知之甚少。由现代过程产生的前景似乎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它们无方位，无权威，纷繁杂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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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已经提到过的原因，也必然会得出关于亲缘关系的一些类似结论。在现代社会的某些情境下，有些亲缘纽带还很有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亲缘关系仍然起着它在建构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时曾经起到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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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变化怎样对个人关系和性亲密关系施加影响?个人关系和性亲密关系不只是社区组织或亲缘关系简单的扩张。社会学家很少研究友谊（friendship），而正是它对影响个人生活的多层次因素提供了重要线索。[6]我们必须按照地方社区和亲缘关系间的联系去准确地理解前现代情境中友谊的特征。信任朋友（这方面的反义词是“敌人”）总是十分重要的。在传统文化中，除了农业大国的某些大城市的街区有部分例外之外，自己人和外来者或陌生人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晰的界限。不存在非敌意的与自己并不认识的人相互交往的广泛领域，而正是这些领域构成了现代社会行动的特征。在前现代条件下，友谊经常被制度化了（institutiona lized），而且被看成是建立与他人稳定或松散的可靠联盟以反对外部潜在的敌意团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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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友谊是伙伴关系的基本形式，如血亲兄弟关系或亲密伙伴关系。无论友谊是否是制度化的，显然，它都是建立在真诚（sincerity）与荣誉（honour）的价值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着由激情以及纯粹是个人的忠诚（loy-alty）所维系的伙伴关系。但是在前现代社会，当进行有风险的活动（如建立经济联系，报复恶行，参加战争，等等）而社区或亲缘纽带又不足以提供必要资源的时候，友谊就被用上了。真诚，无疑是在特殊而紧张的情况下区分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界限时倍受赞誉的品质。荣誉规则（code of honour）事实上是真诚的公共保障，甚至在友谊关系迫于极大压力而被用于提供“商品”时，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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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性相关的抽象体系的极度扩张（包括商品市场的扩张）改变了友谊的性质。友谊经常成为一种再嵌入的模式，但它却没有被直接包含在显然胜过依赖个人纽带的抽象体系本身之中。“朋友”的对应词再也不是“敌人”，甚至也不是“陌生人”；相反，它的对应词是“熟人”、“同事”，或“某个我不认识的人”。随着这种转变，荣誉被除了个人影响之外再没有其他支撑的忠诚所取代；真诚被我们所说的真实性（要求他人开诚布公和没有恶意）所取代。朋友不总是说真话的人，而是能保护他人的善意的人。“好朋友”意味着他的友善即便是在困难时刻也会随时出现，这个词语在今天替代了过去的“正直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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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直接把上述分析同关于信任的讨论联系起来。在前现代背景下，基本信任被植于社区、亲缘纽带和友谊的个人化信任关系之中。虽然这些社会联系中的任何一种都与情感性亲密关系有关，但亲密关系本身并不构成维系个人信任的条件。制度化的个人纽带和非正式或非正规化的真诚和荣誉法则，提供了潜在的（但并不总是现实的）信任框架。相反，在个人层次上对他人的信任成了一种基本手段，凭此一种有距离的社会关系（它甚至延伸进了“敌人领地”）得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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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个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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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对非个人化原则（以及还有对不认识的他人）的信任，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这种非个人化的信任与基本信任不同。同前现代的情况比较，现在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想寻找可信任的人的心理需要，但却缺乏制度性地组织起来的个人联系。这里的要点，并不是以前曾经一直是每日生活或“生活世界”一部分的诸多社会特征被消解了，或被嵌入进了抽象体系之中；相反，要点在于：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形式，是在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重新建构起来的。由抽象体系建构起来的常规具有空虚和非伦理的特征，这也正是对非个人化逐渐湮没个人的观点之要害所在。但这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弱化（以利于非个人地组织起来的系统），它还是个人自身的性质发生的真正转变。个人关系的主要对象是由忠诚与真实性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交往能力，这种个人关系既是现代社会形势的一部分，也是时—空伸延的整套制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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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像许多现行的社会学理论所论述的那样，若认为抽象体系的非个人化能消解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那是极为错误的。个人生活及其所包含的社会纽带，与抽象体系之最深层部分深深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例如，早就存在这样的现象了，西方的饮食习惯体现着全球性的经济交流：“每一杯咖啡里都饱含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随着过去差不多五十年的全球化的加速进行，最具亲密性的个人生活与脱域机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观察到，“突然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例如，照料一个孩子）与最遥远、最宏大的事件（如发生在乌克兰的核反应事故）有了直接的联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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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谈到二十世纪的亲密关系的转变，关键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对个人的信任并不是地方社区和亲缘网络中个人化联系的焦点。个人层次上的信任成了一个“项目”，一个与此相关的当事人所“从事”的一项工作，这种信任要求个人向他人敞开胸怀。在不可能受固定的标准控制的地方，必须要有信任，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直率、热情与开诚布公。我们之所以对（目前所使用的）“关系”一词的含义表现出的特别关心，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现象。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纽带，信任在这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且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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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情感的冲动与性密切相关，那么爱欲的卷入成为这种自我开放的焦点，就毫不奇怪了。向性爱关系的现代形式的转变通常被认为与浪漫爱情这一特殊精神气质（ethos）的构成有关，或者，与劳伦斯·斯通所说的“感情方面的个人主义”有关。斯通在下面恰当地描述了理想的浪漫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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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结合；那个人的个性是如此理想化以至常见的错误和人性的弱点都可以视而不见；爱情就像雷电和它最初发射出的光芒；爱情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为了爱情所有其他的想法（尤其是物质方面的要求）都可以被抛到脑后；不管所采取的行动对旁人来说多么夸张和荒唐，感情的全面投入都会倍受赞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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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表现其特点，浪漫爱情把曾经难以实现的诸多价值融为一体。浪漫爱情并不是现代制度兴起过程中某种以连续性的形式存在的精神气质，它更主要地是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与旧式包办婚姻的消除的早期阶段相关。斯通所描述的“浪漫爱情的融合”在某些方面可以持续很久，而且它们越来越与上面提到的个人信任的机制相契合。性爱关系包含着逐渐相互发现的路径，其中施爱者所经历的自我承认，同日益增进的与被爱者的亲密关系一样，也是这种相互发现的一部分。因此，必须通过对自我挖掘的过程来建立个人信任：发现自我，成了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联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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