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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治·齐美尔：《陌生人》（Georg Simmel，“The Stranger”），载于《社会学》（Sociology，Glencoe，ILL.：FreePress，1969）；并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陌生人：社会心理学的一篇论文》（Alfred Schutz，“The Stranger：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of Sociology），1944年刊，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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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尔文·霍夫曼：《公共场所的行为》（Erving Goffman，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New York：Free Press，1963）。更直接与此相关的论述，见阿兰·西尔弗：《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信任”》（Alan Silver，“‘Trust’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载于杰拉尔德·D.萨特尔斯与迈耶·扎尔德编：《对社会控制的挑战》（Gerald D.Suttles and Mayer N.Zald ed.，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ontrol，Norwood，N.J.：Ablex，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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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践意识”是吉登斯描述意识层的概念。在吉登斯看来，人的意识可以区分为三层：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的区别，在于后者是能够被行动主体有条理地表述出来，而前者则只是他们知道如何行动并且也就如此行动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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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迪尔德丽·博登：《关于信任的论文》（Deirdre Boden，“Papers on Trust”），油印件。我也参照了迪尔德丽· 博登（Deirdre Boden）和哈维· 莫洛奇（Harvey Molotch）的文章《被迫亲近》（“The Compulsion of Proximity”），油印件（Dept.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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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政府依赖于政治领导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一系列复杂信任关系。选举体系不应只被看成是确保利益表达的工具，而且也应被看成是制度化联结政治家与民众的交汇口的途径。选举宣言及其他宣传是表明政治家具有可信任性的方法，通常总带有大量的再嵌入：冲孩子们微笑，与大家握手，等等。对政治性专业知识的信任是一个特殊的题目；不过既然关于这种信任关系领域的分析已有大量文献，我在这里就不详细地讨论它了。可是，有一点应该注意，即：由于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摆脱政治体系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某个政府的政策特别压抑或令人厌恶，一个人当然可能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只有进入另一个国家的边境，并服从其司法管辖，他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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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London：Macmilla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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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D.莱因：《分裂的自我》（R.D.Laing，The Divided Self，London：Tavistock，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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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引文均出自艾里克·H.艾里克森：《幼年与社会》（Erik H.Erikson，Childhood and Society，Hamondsworth：Penguin，1965），），第239—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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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拉康派的观点相比，对象—关系派的观点更适合这里所引出的讨论，虽然拉康（Lacan）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理论的某些领域中更有影响力。拉康的著作无疑意义重大，它有助于理解自我之分裂与碎片化。然而，同更一般意义上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一样，拉康的理论主要关注的，只是分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这同时又是辅以整合与整体化的相反趋势的过程。对象—关系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为它分析了自我的内聚力是如何获得的，又如何与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性”的信心的确立相关联。我的观点是，这一取向是（或者，可以是）与维特根斯坦学派关于对象与事件所构成的世界的“既定性”（givenness）的观点一致的，这后一观点认为，只有在身临其境的情况下，才能够体验到世界的这种“既定性”，而且，它在本质上是难以用文字去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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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W.维尼科特：《玩耍与现实》（D.W.Winnicott，Playing and Reality，Harmondsworth：Penguin，1974），第116—121页。我要特别感谢特里萨·布伦南（Teresa Brennan）女士在促使我对维尼科特的对象—关系理论的注意，并且在更一 般的意义上，她对于本书的各个部分所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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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埃尔文·霍夫曼：《行为之所在》（Evring Goffman，Where the Action Is，London：Allen lane，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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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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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哈罗德·伽芬克尔：《信任的概念及实验：固定预期行为的一项条件》，载于O.J.哈维编：《动机的形成与社会互动》（Harold Garfinkel，“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trust’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in O.J.Harvey，ed.，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New York：Ronald Press，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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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幻像的未来》（Sigmund Freud，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London：Hogarth，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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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艾里克森：《幼年与社会》，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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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唐纳德·L.帕特里克与格拉汉姆·斯卡姆布勒编：《应用于医学的社会学》（Donald L.Patrick and Graham Scambler ed.，Sociology as Applied to Medicine，New York：Macmilla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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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乔舒亚·梅罗维茨：《地点的无意识》（（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罗伯特·D.萨克：《消费者世界：作为情境 的地点》（RobertD.Sack，“The Consumer’sWorld：Place as Context”），载于《美国 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88年刊，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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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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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体系与亲密关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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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现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一个人能在伦敦登上飞机，十个小时后到达洛杉矶，他会比较确定地知道不仅这次旅行将是安全的，而且飞机将按照既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查阅一下环球地图，乘客就可以对洛杉矶的位置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外出只要稍事准备（护照、签证、机票和准好所需要的钱）就行了，而用不着具备实际路线的知识。登机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是从专家系统而来，又反馈到非专业的话语与行动中去。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是飞机，什么是机票，此外还包括许多其他东西。但是外出本身的安全性，却并不取决于外出者对使其成为可能的这些技术性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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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三、四个世纪前旅行相同路程的冒险家的任务相比较，人们会发现，尽管这位冒险家可能已经算是“专家”了，但他对自己将要去的地方也许仍然知之甚少，而且“旅行”（traveling）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相当不妥当。那时旅途充满了危险，遇到灾难和死亡的风险极大。没有人会参加一个体质上缺乏耐力和活力，同时也缺乏与旅程密切相关的技能的远征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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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从银行取钱或存款，偶尔打开一盏灯或水龙头，寄一封信或者打一个电话，她或他无疑都会意识到广泛存在的安全、和谐的活动和事件，而这些使现代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当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故和问题，并引发怀疑甚至对抗的态度，从而使某些个人远离某一或某些抽象体系。但是在大多数时候，这种使日常活动嵌入进抽象体系的想当然的方式，都成了效率的证据，抽象体系就是藉此得以运作下去的，尽管在对抽象体系的预期的情境下，它们实际上也会导致许多未预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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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既是时—空伸延的条件，也是现代制度（而非传统世界）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的普遍性条件。在现代性条件下，就本体性安全而言，这种嵌入进抽象体系的常规是关键性的。然而，这种情况也造成了脆弱的心理奇特方式，而从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中所得到的，在心理上并非与对个人的信赖所得到的回报相同。我将先集中关注后面这一点，然后再回头来谈前面的一点。首先，我提出下列原则：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与我称之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亲密关系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int imacy）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当然也是辩证的关联；可以从信任机制建立的角度，来分析亲密关系的转变；在这种情境下，个人信任（personal trust）关系与这样的情境密切相联，在其中自我之建构成了一种反思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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