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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脱域机制已经提供了目前世界上范围广泛的安全的话，那么，被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真的会令人生畏。上述列举出来的主要风险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前面列举的四种）改变风险的客观分配，二是（后面那三种）改变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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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之为风险强度的东西肯定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可怕的外表”的基本要素。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贝克指出，这种全球性的风险不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也不管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区别。“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的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10]但是，这决不应该使我们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即在现代性条件下，与在前现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样，许多风险在上流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不同的风险（例如，在营养水平和易感染疾病方面的风险）就是“特权”和“非特权”实际含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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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全球所有危险中，核战争显然是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人们承认，即使是非常有限的核战争也会给气候和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会威胁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据计算，“核冬”（nuclear winter）的产生，仅需要五百至两千个核弹头，而这还不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拥有核弹头总数的百分之十，甚至也低于五十年代拥有的核武器数目。[11]这种局面将完全证明后面这个断言的正确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再也没有什么“旁观者”，参战者和那些没有卷入战争的人都会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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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的第二个范畴关系到风险环境（而不只是风险强度）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所有脱域机制都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这样的机制越具有全球性，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尽管存在着全球化机制提供的高水准的安全，但事物的另一面是又产生了新的风险：资源与服务将再也不受地域的控制，因此就不可能由地方上将其用来应付偶然的突发事件；而且也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机制作为一个整体动摇了，因而影响着每一个使用它的人。例如，使用燃油中央空调而没有壁炉的人就特别容易受油料价格变化的影响。在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的状况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采取联合行动的一个结果是，所有石油制品的消费者都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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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景象的前两个范畴关系到风险环境的范围；后两种则与风险环境类型的变化有关。人化环境或者“社会化自然”这一范畴，指的是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变化了的关系的性质。[12]根据这个范畴，各种生态危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变化。就社会化的自然而言，严重风险的绝对数量足以使人生畏：由核电站的许多事故和核废料引起的辐射；海洋的化学污染足以摧毁制造大气层中氧气的浮游植物；大气污染的一种“温室效应”，破坏着臭氧层，使冰雪覆盖层融化，淹没大片地区；热带雨林遭到大规模的毁坏，而它是再生氧的基本来源；大面积使用人造肥料，结果使得成千上万英亩的表层土壤失去了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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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类似的重要危害。另外，关于这个清单和核战争的风险，我们还应该注意两点。一是麻木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厌烦，它可能是这份清单在读者中诱导出来的感觉，一个与第六种风险景象相关的现象。现在，人们已经对存在着许多风险这个事实有了普遍的了解，这种麻木的概念也已经成了某种老生常谈：“老是倾听我们所面临的危险，这本身就有一种麻木的作用。由于它是如此地令人耳熟能详，于是成了一种我们姑妄听之的呼喊和祈祷。我们不断地与这些问题发生撞击，以至于它们本身也成了难以驾驭的背景的一部分”[13]。第二点是，实际上前面提到的所有风险，包括核战争的风险本身，如按严格的可能性来做估价，都是有争议的。由于核战争并没有真正爆发，我们从来就不能肯定威胁是否真的“有效”；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核战争还没有爆发。除非它真的爆发，从而使所有的顾虑都再也没有意义了，否则，“核冬”的假设就永远存在。最后我还将回到这些问题，因为在对风险的直接经验和对风险的理解两个方面它们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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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现代制度的范围中，风险不仅作为脱域机制的不良运作所导致的损害而存在，而且也作为“封闭的”、制度化的行动场所而存在。如前所述，在这样的范围中，风险实际上是由行动的标准认可形式所引起，如体育运动或赌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投资市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除了一些国营工业部门，所有的商业公司和所有的投资者都在同一个投资环境下活动，在这个环境中竞争各方都必须战胜对手，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包含在投资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部分地产生于预期外部事件（如技术创新）时的诸多困难，部分地也是由于市场本身的性质。作为社会分析的一种路径，博弈论运用于这样的局面也许是最为有效的，在这种局面中双方的代理人都力求猜透对方的心思，而且也都心知肚明，对方同样在竭力猜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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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况下，例如在选举过程中，在超级大国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军备竞赛中，也存在这类局面。如果我们暂时排除战争本身的实际风险，那么军备竞赛是建立在相互猜疑的意境之上的，每一方都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对他方将可能采取的战略的估计之上。与军备竞赛一样，市场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也不会被仅仅局限于市场的“适当范围”之内。不仅外部的风险在内部强迫自身，而且制度框架结构内的决策后果也不断在外部对这些风险施加影响。虽然我不想在这里对此详加讨论，但是，对千百万人的经济繁荣来说，投资决策的协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集体理性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投资市场仅仅只是一种由凯恩斯所说的由“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支配的不可预期的东西，却事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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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风险经验来说，我在这有限的篇幅中所作的分析，比需要给予阐明的少得多。然而，上面在论述风险景象时指出的风险意识的三种形式，既与本书现在提出的论点，也与下面的部分直接相关。风险（包括活动的许多不同形式）被非专业人士普遍承认为风险，这个事实是现代世界和前现代世界之间发生断裂的一个主要标志。在传统文化中，具有高风险的事业有时也会发生在世俗领域中，但是典型地说，它们更常常是在宗教和巫术中。毫无疑问，个人在特定的风险氛围中，打算在什么程度上信任何种特殊的宗教或巫术，会大不相同。但是宗教和巫术的确经常性地提供了缓解风险事业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的办法，从而得以把风险经验转化成相对安全的感觉。但是在风险被认定为风险的时候，这样一种在有危险的环境中获得信心的模式就不灵了。在一个前现代的安全环境中，存在着试图把风险变成神意和命运的若干种方式，但是它们仍然是令人半信半疑的（half-hearted）迷信，而不是真正有效的心理上的支撑论据。从事具有终生风险职业的人（如登高作业的人），或者是从事从性质上看后果不确定的职业的人（如体育运动员），就经常求助于符咒或迷信仪式，以对他们所从事的行当的后果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搞这些名堂，很可能就会遭到其他人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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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风险景象中的最后两点合并起来加以讨论。广为流传的关于现代风险环境的非专业知识，使人意识到专业知识的局限性，而且也构成了“公共关系”的问题之一，这是那些试图让非专业人士去信任专家系统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对于专家系统的信念，使人在专业化知识面前拒斥非专业人士的无知。但是，意识到无知领域的存在，本身就与（作为正在摸索的个人的）专家和（作为知识整体范围中一部分的）专业知识相对立，还有可能削弱或破坏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念。专家们经常“代表”外行去承担风险，同时却对外行隐瞒或歪曲这些风险的真实性质，或者甚至完全隐瞒存在着风险这个事实。比外行人发现了这种隐瞒更糟的情况是，专家们并没有意识到那一系列与自己相关的特定的危险与风险。在这种状况下，问题就不仅是专业化知识有没有局限性或专家系统与自己的知识之间的鸿沟有多宽，而更是构筑专业化知识的东西本身就不牢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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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风险与本体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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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以什么方式损害着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和本体性安全的感觉?分析的基点必须是：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这些风险并不是什么人刻意选择的，或者，用贝克的话说，没有什么“他人”能够对此负责，或因此受到攻击或责备。这个事实本身强化了人们的灾祸临近感，而且，许多人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感觉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15]毫不奇怪，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倾向于把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看成是上帝的一种惩罚。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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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能经常不断地把具有极大威胁却又远离个人控制的危险铭记在心?结论是，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整天都在忧心（如前所说，的确有可能）核战争是否会爆发的人，很容易被人认为是神经错乱。虽然很难说，哪个人不断有意识地以这种方式去焦虑战争可能爆发是否理性，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观点会变得麻木起来。甚至某个在公众集会上收集这些话题的人也容易被看成是歇斯底里和笨拙可笑。卡洛林·丝的长篇小说《金色时光》是以核战争的后果收尾的，主人翁同参加晚宴的另一位客人谈起了对核战争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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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睛瞪圆了，带着恐怖的神情注视着我。“是的，”她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理解。但是这难道是真的吗?对所有今天烦恼着我们的其他恐惧来说，你对核战争的恐惧只是一种隐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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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脑从来没有完全清醒过，但有的时候它还是明白的。“不”，我说。我一定是大声喊叫起来，声音穿透了那被精美装饰起来的房间。“我的观点是，其他的恐惧，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着的恐惧，都不外是我对核战争恐惧的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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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怀疑地看着我，但是还来不及作出什么反应，我们就都被邀去享用丰盛的晚宴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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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晚宴的客人的疑虑与上面所表述的论点并无关系，它无非表明，在这样的情境下，人们谈论核战争这类问题未免过于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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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至少，在有意识的层面上）不会整天担心核战争或者其他类型的大灾难的出现，无论它是不是一种隐喻。不担心的理由之一，毫无疑问是与更地方化的日常生活实践的需要相关，但是更多地是心理上的因素。在世俗环境中，可能性虽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有助于重新滋生出一种运气感，这种幻想与前现代的世界观（而不仅是与地方性的小迷信所培育出来的看法）更为接近。关于“命运”的观念（不管它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都有某种对人们难以控制的遥远事件的模糊而笼统的信念），可以减轻个人在现存环境中所负载的重担，要不然这种重担总是无休止地纠缠着我们。命运，即任何事物总有其法则的观念，重新出现在世界的核心，而这个世界曾被假想成能对其内部事务进行有理性的控制。更有甚者，命运还必然迫使我们在无意识的层面付出代价，因为它的核心意义是对焦虑的压抑。无意识中关于人类整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似乎充满了作为基本信任的对立面的恐惧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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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性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决不会消失，尽管乐观地说，它们可以被降到最低程度。即使所有现存的核武器都被销毁了，具有类似毁灭力的武器再也没有被发明出来，再没有相似的社会化自然的大灾难的出现，全球性危险的景象将仍然存在。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人们不可能根除已有的技术知识这个前提，那么核武器就完全可能在任何时候被重新制造出来。此外，任何主要的技术创新都可能彻底扰乱全球发展的方向。难以驾驭的影响存在于现代性的内部，在本书的下一部分，我将详细论述有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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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最严重的风险的严重反事实性（counterfactual）特征，与列举这些事实所产生的麻木密切相联。把不信教者来世的“命运”同阴间和地狱连在一起，这一说法在中世纪就是“真实的”。可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灾难性危险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按出现的可能性而是按对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威胁程度去衡量的话，那么危险性越大，它的反事实性就更彻底。这里所论及的风险必然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们实在是可怕得我们无法想像，只有在实际发生后，才能清楚地展示出它们究竟有多么可怕。规模相对而言较小的事件，如扔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或发生在三里岛或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使我们能多少感觉到一点可能会发生的后果。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其他更具灾难性后果事件的“反事实性”特征，不足以表明它们的“非真实性”的主要基础，不足以看出不断重复地罗列它们所产生的麻木作用。苏珊·桑塔克评论道：“一种永久性的现代方案：对世人的警告正在逼近，但它还没有发生；然而它还在逼近……对世人的警告是一个长长的系列过程：不是‘警告现在’，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警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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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适应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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