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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现代性的风险景象作出适应性反应的范围而言，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不明显。由于刚才提到的理由，最令人忧虑的反事实性风险是不能被转化为经验而加以检验的，而且那些在相关的特殊领域中的专家们，也总是被划分成信息不全的个人。可能的适应性反应有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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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这是拉希论述过的论点。他指出，这个论点集中关心的是“生存”。这里的关键，与其说是从外部世界退却，还不如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参与，这种参与维系着对日常问题和目标的关注。雷蒙德·威廉斯把这样一种定向称为“X计划”，这是“一种新的关于战略优势的政治”：它确信现代世界中正在进行的许多事情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凡是能够计划或能够期盼的，都不外是短期的实际收益。根据威廉斯的看法，这不仅适用于许多非专业人士，而且也适用于战略行动的主要领域，如军备竞赛本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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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并非不需要付出心理代价。所有的麻木实际上包含着埋藏在深层的经常性焦虑，在有些个人那里，甚至不断地表现在意识的层面上。根据D.罗伊的研究，对于意识到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会怎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典型的反应是：“在这种可能性之下我怎样能够生活下去，我所能给你的唯一诚实的回答是：我不去想它，因为一想它就让人感到恐怖。当然，这也并不总是有效，而且我经常都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想法，如果这些核武器都爆炸了的话，世界将会变成一副什么模样。”[20]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背后既可能是悲观主义的论调，也可能是充满希望的想法，它们彼此矛盾地共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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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适应性反应可以用持久的乐观主义来概括，它实际上是坚持启蒙主义的态度，一种持之以恒的对天意理性（provi-denti al reason）的信仰，而不论当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什么。例如，一些专家们认为，核威慑因素迄今为止都是有效的，并将继续在不可限定未来起作用；或者，另外有些人，他们批判“世界末日”的生态观，而认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社会与技术方案总能被找到。[21]对非专业个人来说，这是一种持续地作出积极反响和具有情感感染力的看法，它建立在确信自由的理性思想和具体的科学能提供长期性的安全之上，没有任何其他方案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当然在某些类型的宗教理想中也很容易找到可供选择的持久性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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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态度的对立面则是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不同，这种态度设定了与由后果严重的危险引起的焦虑之间的直接关联。犬儒主义并非冷漠，也不一定就认定只有厄运，虽然它的确很难与迟钝的乐观主义相协调。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它导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现，就像电影《博士酷爱稀奇先生》和许多“黑色幽默”所表现的那样，它也导致了逆流而行式的疯狂庆典时的短暂欢乐，对现代性的未来取向翘起大鼻子以示轻蔑。在某些情况下，犬儒主义可以与悲观主义分离开，而且也能满怀希望。如果把悲观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确信，即不管人们怎么做事情总会变得更糟，那么，原则上悲观主义也可以与犬儒主义分开。[22]然而与乐观主义和启蒙理想的联盟不同，除了知道它对昔日的生活方式的怀念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持否定态度外，人们很难确定悲观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悲观主义不是一种行动方案，而且，以其极端的形式来说，它只会导向一种麻痹性的消沉。可是，如果它与犬儒主义相结合，它就提供了一种带有实践含义的观念。由于其情感中立的性质，也由于其潜在的幽默感，犬儒主义淡化了悲观主义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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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能够辨别那种我所说的激进的卷入，我的意思是那种针对已察觉到的危险之根源的实践性搏击。采取激进卷入态度的人认为，尽管我们受到严重问题的困扰，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它们的影响或者战胜它们。这当然是一种乐观的论点，但它是与搏击性行动而不是与信赖理性分析或讨论相关的论点。它的原初推动力是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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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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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关于生活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感受是什么的设想在社会学文献中占有统治地位，但它们似乎都不够准确。一种是韦伯的设想，根据这种设想，理性的束缚越来越牢固，它把我们囚禁在官僚程序的毫无个性的牢笼中。在现代社会学的三个主要奠基者中，韦伯最清楚地理解现代社会发展中专业化知识的重要性，并且用它勾画出了现代性现象学的轮廓。按照韦伯的观点，日常经验只有在官僚化理性“钢一般强硬”的牢笼边缘，才可能保留自己的特色和自发性。这种设想颇具有权力影响，当然，它也擅长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并且更直接地在社会学的讨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的确存在着许多以官僚制的僵化为标志的现代制度环境。但是它们远不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在它所适用的核心部位，即在大规模的组织中，韦伯对官僚制特性的分析也是不恰当的。与其说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僵化，还不如说组织创造出自治性和自发性的领域，实际上这正是那些小团体通常难以企及的。我们应该把这种相反的创见归功于涂尔干，同样还有后来关于组织的经验研究。同较大范围的组织环境相比较，小团体中观点封闭的风气和直接约束成员的模式更狭窄和更僵硬地限制了人们行动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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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设想源于马克思和其他许多学者（不管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描绘，现代性整个就是一个怪物。马克思大概比他所有同时代人都更清醒，他觉察到现代性的影响是多么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它是多么不可逆转。同时，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贴切地称呼的那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怪物是可以驯服的，因为无论人类创造出了什么东西，人类总是能够对其加以控制。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得以运作的一种非理性方式，因为它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的有节制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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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所有这些设想，我认为应该驾驭那头猛兽（juggernaut[23]）：一个马力巨大又失控的引擎，作为人类集体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驾驭它，虽然它咆哮着试图摆脱我们的控制，而且能够把自己也撕得粉碎。这头猛兽压碎那些敢于抵抗它的人，而且，虽然它有时似乎也有固定的路径，但当它突然掉转头来时，我们就不能预测它飘忽不定的方向。驾驭它决不是完全令人扫兴和毫无益处的，这个过程经常令人兴奋异常，而且还充满了希望。但是，只要现代性的制度持续下去，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驾驭的路径或速度。相应地，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感到安全，因为它所穿越的这些领域都充满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这双重感情将彼此爱恨交加地共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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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难以控制的力量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就像谈论它所要穿越的那条唯一的路径一样，这种比喻本身就是无效的。它决不是一个由完整的机械构成的引擎，而是一个里面充满张力和矛盾，往不同方向你拉我扯的引擎。任何驾驭现代性经验的企图，都必须从这个最终发源于时间—空间的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如同我在现代制度的时间—空间建构中所表述的那样。我将从四个辩证地相互关联的经验框架着手，简要描述现代性的现象学，每一种都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与本书前面的讨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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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域化与再嵌入：疏远与熟悉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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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与非个性：个人信任与非个人纽带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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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知识与对知识的再占有：抽象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能力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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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与卷入：实用主义的接受与积极行动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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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面的分析，现代性是“非地域化”（dis-place）的，地点变得变幻不居。可这是一种复合的或者矛盾的经验，而不仅是共同体的失落。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说的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对照，我们就能明白无误地理解这一点。已经发生的并不简单地是地域性影响的日渐式微，并变成更具非个人化的抽象体系。相反，恰恰是组织空间经验的形式在变化着，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近与远连接起来，这是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在熟悉与疏远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联。地域性情境中的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具有一种熟悉和轻松舒适的东西，它建立在人们所遵循的每日生活的常规之上。但是，熟悉感通常是以时—空伸延为中介的东西，而不是由地域化地点的特殊性派生出来的。而且，这种经验，就其已经被普遍感觉到了而论，既令人烦恼也大有裨益。对熟悉性的再把握对本体安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这种再把握是由于意识到了那种既舒适又邻近的东西实际上是对远距离事件的近距离表述，它是被“置于”（placed into）地域性环境之中的，而不是在其内部构成了某种有机发展。地方化的购物中心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环境，楼群的布置和公共场所的精心设计在这个环境中培育出了一种轻松愉快和安全的感觉。在那里购物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里的大多数商店都是连锁店，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找到这样的商店，而且实际上到处都存在那些设计相仿的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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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域化的一个特性是我们进入了全球性的文化和信息环境之中，这意味着熟悉性与地域性不再像从前那样始终联系在一起了。可是，与其说这是一种源于地方的疏远现象，不如说它是在具有共享经验的全球化了的“社区”中的一种整合。隐蔽和暴露的边界都发生了变化，因为许多在以前看来是相当遥远的活动现在都展现在了一个公共范围中。目前的报纸和电视节目就是这种现象最明显的具体例子，但是对现代性的时间—空间再组织来说，这种现象是普通的。我们大家都对离我们碰巧居住的地方几千英里以外的事件、活动以及物质环境的可见外表非常熟悉。电子媒体的产生毫无疑问强化了这种取代现象，因为它们在如此遥远之处也能如此迅速地控制在场的事件。梅罗韦兹（Joshua Meyrowitz）指出，一个人正在与世界的另一边的一个人通电话，与同房间的一个人相比，他与远处的那个人的距离倒更近些（同房间这个人无非是问问：“谁来的电话?她说什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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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域化的对应词是再嵌入。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说下述观点是错误的另一个理由：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非个人体系，它日益吞噬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摧毁旧城区，用塔一样的办公大楼以及摩天大楼取而代之，也是类似的过程，它经常也容许其他地区的上流精英的进入和地域化的再造。虽然高耸入云、无人格特性的市中心建筑群经常被说成是现代性景象的缩影，然而这却是错误的。同样有特点的是相对狭小而非正式地点的重建。正是有助于消解地点与亲缘之间联系的交通工具，为再嵌入提供了可能性，它使得拜访远在千里之外的“近”亲变得容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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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情境中的亲密和非个性的交叉点也可以作出类似的评论。那种认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的观点，也不完全是对的。我们并没有在日常的与他人接触过程中越来越多地用亲密感情去交换非个性的东西。这里面有某种更复杂更微妙的东西。在前现代环境中，与他人的日常接触一般都建立在源于地点的熟悉性之上。然而，与熟悉的他人相接触，其亲密程度很少达到今天我们的个人关系或性关系的水平。我所谈过的“亲密关系的转变”要视脱域机制所导致的距离感而定，并且也与这些机制所预设的变化了的信任环境相关。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亲密性与抽象体系相互作用的形式。例如金钱就能够用来购买心理学家的专业咨询，它根据对密友或他人内心世界的探究而劝导某个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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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城市的大街上走着，一天中可能会遇到上千人，这些人是他或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陌生人”。或者这个人可能沿着人迹稀少的小道闲逛，无所事事地浏览着行人和商店里削价销售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他或她就是波德莱尔（Baudelaire）所谓的城市里的“闲逛者”（flaneur）。有谁能否认这些经验是现代性的内在组成部分?可是“外面那个”世界（从家乡和地方邻里的熟悉性渐渐化为无限的时间—空间中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无个性的世界。相反，即便是相距遥远，亲密关系也能够得以维持（同其他个人维持经常性的接触实际上可以在地球表面的任何一点实现，也可以在地下或天上的某些点上实现），而即使是那些以前并不认识的人，个人关系的纽带也可以不断地建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上，它不仅是一个彼此互不知名、脸上毫无表情的人的世界，而且也是当抽象体系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它内在地滋生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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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类型的亲密而言，信任总是相互矛盾，绝交的可能性经常处于在场状态。个人关系可能断裂，亲密关系可能倒回到非个人接触的领域：一个爱情破裂了，情人突然一下子就又变成陌生人。个人信任关系现在所假定的对他人“敞开胸怀”（不要对别人隐瞒任何事情），把疑虑的消除和深层的焦虑混合在一起。个人信任要求一定程度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述，这本身又是一种心理紧张的根源。彼此的自我展现与相互作用和相互支持结合起来，可是这二者经常又是矛盾的。痛苦和挫折本身，就与对（作为提供关心和支持的）他人的信任需求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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