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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对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攻击非常集中和尖锐。198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问世，此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各种媒体也纷纷予以评介。《伦敦书评》发表文章称它是“一本有说服力、也有趣的书；即使那些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纽约邮报》认为“任何人一拿起这本书就难以再放下”。《纽约时报书评》俏皮地说：“约翰逊先生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中扬扬得意，书中扬扬得意的部分读来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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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识分子》写得很生动，一些材料是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或不予注意的，但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个别资料方面的错误姑且不论，约翰逊评价人物的方法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虽然他没有捏造事实，但是他只列举符合他需要的事实，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这些事实，对书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雪莱、托尔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同他的例证完全相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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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列举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和他们的弱点，却很少谈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诗人，约翰逊对他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少涉及，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评价卢梭、萨特和罗素，不研究他们的著作和他们所创造的新概念、新理论在哲学史上的意义；说到雪莱、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无视他们是自己时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这就让人感觉到如同在讨论《哈姆雷特》的时候，撇开了那位丹麦王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都很多，经历一般都非常丰富，性格也常常相当复杂，对他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出全面的评价，约翰逊所做的结论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些人物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广泛，恐怕他也不具备进行深入研究的各种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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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18世纪以来，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比如大诗人歌德、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相对论原理的爱因斯坦、提出无意识理论的弗洛伊德等，都是第一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此外，二百多年来，欧美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比如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英国的T.S.艾略特、美国的福克纳等，他们的影响未见得就比约翰逊所评述的那些人小。约翰逊却没有论析他们，他仅仅根据不足二十个人物的经历和性格，就得出关于知识分子的总的结论，否定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特殊贡献，就更不公平、不科学，难以使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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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约翰逊的这本书也有其价值。《知识分子》的广大读者并不都是出于猎奇的目的，通过阅读本书，还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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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罗素喜欢喝茶而不会煮茶，妻子外出时，把煮茶的程序一条条写在纸上，放在厨房里，让他依照着操作，可是这位大哲学家，还是把一切搞得一团糟。这类事情在知识分子中是司空见惯的，大人物有这样的小故事也无伤大雅，人们听了感到好笑，并不以为奇。约翰逊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思考，他发现，某些大知识分子不光是在日常小事上，而且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也可能脱离实际，但又不容易被人们发觉。他们是思想领域的探索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绝对化，自以为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一意孤行，而且他们是公众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弱点会影响到社会，被人们所盲从。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空前的灾难。因此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发出了“警惕乌托邦”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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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正是如此。因为人类总是不满于现实，知识分子的那种如彩虹一般绚丽迷目的幻想常常可以得到大批信徒，众多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为之献出一切。早在希腊时代，哲学家柏拉图就写了一部《理想国》。柏拉图对自己不中意的人物，比如诗人，就要把他们驱逐走，不过他还准许诗人们做出答辩。此后，基督教的早期博士们在《圣经》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柏拉图的某些思想，建立了基督教的乌托邦——“天堂”。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基督教会为了实现这种乌托邦（当然也包含了各种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远远超出了柏拉图。他们使用了铁与火，双手带上了浓烈的血腥味，其中包括对异端的残酷迫害和十字军的七次远征。天堂离人们毕竟过于遥远，15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设计了一个尘世的理想国，此后各种此岸世界的乌托邦就接踵而来，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杰作。他们以为自己的信仰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谁不接受，谁就是傻瓜或反动派；目标既然如此伟大，当然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至于所付出的代价，那只不过是无足轻重、必不可少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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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兰茨和赫尔曼，不惜故意歪曲事实，拼命掩盖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恐怖主义大清洗。乌托邦主义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会让人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我们应当思考约翰逊在本书中最后的结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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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个难题，中国历来有所谓“公德”和“私德”、“大节”和“小节”之说，许多人看重的是“公德”和“大节”，对大人物就更是如此，“私德”和“小节”对他们似乎并不重要。约翰逊所揭露的大体都属于“私德”之类，其实在许多地方两者是很难区分的。约翰逊认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约翰逊的这一观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世界上固然没有完人，但私德极糟的人真的会有什么“公德”、会“大节无亏”吗？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呼吁重建道德的时代里，我们的道德标准应当是两者的统一。《知识分子》的一位美国读者说得好：“我们有着太多的道德相对主义，这是20世纪真正的宗教，它导致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中尸积如山。”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以至为人类着想，就应当多考虑一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最好也听其言、观其行，首先看看他是否爱他周围的人，对朋友、对家人是否诚实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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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崇拜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英雄固然可以为人们树立榜样，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但是盲目的英雄崇拜却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希特勒曾被德国人奉为民族的英雄和救星，但他被德国人捧上台以后，却给德意志民族，也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祸害，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谁又能保证人们现在或将来崇拜的人物当中，没有当年的希特勒？当然，英雄身上有着崇拜者的投影，偶像是自我的一种寄托、一种希望，所以偶像的幻灭总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有时人们宁愿闭起眼睛，无视事实，也不愿让泥足的巨人坍塌，这就是约翰逊所说的：“正如意大利南方的农民，他们所喜爱的圣徒被揭露只是虚构的人物，并没有存在过，但过了很久，他们还是继续去贡献祭品和进行祈祷。”约翰逊认为，人类有一种“拒绝接受他所不愿承认的证据”的嗜好；果真如此，揭露并不存在的圣徒，或是还人物以本来的面目，匡正一种未必有益的嗜好，也是人类的进步所需要的，从这一点看，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也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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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授 杨正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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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1 卢梭：“有趣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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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百多年中，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稳步增长。在现代社会形成的进程中，世俗知识分子地位的上升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回顾漫长的历史，在许多领域内，这都是一个新的现象。诚然，“知识分子”开始是指教士、书记员，还有占卜者。从那时起，他们就宣称自己在指导着社会。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宗教文化的卫道士，所以无论他们是天真质朴，还是老于世故，他们对于道德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革新，都必然受制于外部权威确定的准则和既定的传统。他们不是也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成为思想的探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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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权的没落，18世纪出现了一类新型的导师来填补空缺，引起社会的注意。这些世俗知识分子可能是自然神论者、怀疑论者或无神论者。他们像任何一位主教或长老一样，随时准备着告诉人类如何处理各类事务。从一开始，他们就宣称要致力于为人类谋利，有责任宣讲福音，通过他们的教诲引导人类前进。对这一自封的任务，他们比他们的神职前辈们表现出更激进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与那些自称得到神示的宗教毫无瓜葛。对于过去集体创造的智慧结晶、传统的遗产以及先辈经验形成的既定法规，是有选择地信从，或是全盘否定，都取决于他们自认为良好的感觉。伴随着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勇气，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宣称，他们可以诊断社会的弊病，而且能用独立的智慧来加以治疗：甚至于他们凭此不仅能够设想出社会结构的模式，并且认为可以把人类的基本习俗改造得更好。与他们的僧侣前辈不同，他们不再是诸神的仆人和阐释者，而是神的取代者。他们的英雄是普罗米修斯，是他盗取了天火，并带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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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新的世俗知识分子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他们的一种爱好：对宗教及其主要人物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些伟大的信仰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或是有害于人性？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教皇和牧师实践了他们关于纯洁和真理、关于博爱和仁慈的戒律？无论是对教会还是对教士，他们的评价都是尖刻的。到现在，两百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宗教的影响继续衰落，世俗知识分子在我们观念和制度的形成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在是考察他们的档案的时候了，这不仅包括他们公开的，也包括私人的方面。我特别看重这类证据：知识分子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他的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伴，表现出了几分忠诚？他们在处理性和金钱问题时，是否公正？他们所说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吗？他们自己的体系是如何面对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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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让——雅克·卢梭（1712-1778）开始探究吧。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是他们的原型，在许多方面是他们中最有影响力的。年长些的人物，如伏尔泰，已经着手摧毁祭坛和给理性加冕。卢梭却第一个结合了所有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显著特点：宣称他有权全盘拒绝现存秩序，有信心以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所构想的原理彻底重建新秩序，相信这可以通过政治程序来实现。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认识到本能、直觉和冲动在人类行为方面的巨大作用。他相信他对人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爱，并富有超卓的天分和领悟力来增加人类的福祉。在卢梭的时代以及之后的岁月里，无数人根据他对自己的评价去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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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说，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他去世后的那一代人中，他的影响力达到了神话般的地步。虽然他死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10年，可是许多同代人认为，这场革命以至欧洲旧秩序的推翻都应归结于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爱德蒙·伯克[1]谈到大革命中的杰出人物时说：“在他们的领袖中有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之中到底谁与卢梭最相似？……卢梭便是他们标准的完美人物。”正如罗伯斯比尔说的：“卢梭通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明他作为人类导师的价值。”在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投票决定把卢梭的遗骸迁葬于先贤祠。在仪式上，主持者宣称：“我们在道德、风俗、法律、情感和习惯方面有益于健康的改善应归功于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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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在一段更长的时间中，卢梭改变了文明人的一些基本看法，更换了人类思想的内容。卢梭的影响戏剧性地延续了很长时间，可以归纳为五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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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所有的现代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卢梭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作品《爱弥儿》（1762）。他推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对自然的崇拜，对野外生活的兴趣，对清新、自然、富有生机和天然而生的事物的探索。他开始了对城市生活的腐败性的批判，他对文明进行了鉴定，对其虚假打上烙印。他首倡冷水浴、系统的锻炼、塑造个性的体育运动、周末的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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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他重新估价自然相联系，卢梭教导人们对实利主义者文化的缓慢进展所导致的逐渐累进的变革表示怀疑。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拒绝启蒙主义，尽管他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寻找更加激进的解决方式。他坚持认为，“理性”作为治疗社会弊端的方法，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局限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心灵不能适应必要的变化，因为它是被隐藏着的、未被发掘的诗意的洞察力和直觉的资源，必须用它来裁决理性否弃一切的指令。循着这种思想线索，卢梭写下了《忏悔录》。这部作品完成于1770年，不过在他去世后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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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卢梭为浪漫主义运动和后世的自省文学开了个头，他把文艺复兴的主要成就——人的发现，进一步领入一个巨大的舞台。他深入自我的内部并把它表现出来给公众检查。这是第一次向读者展现一颗心灵的内部，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特色，尽管他的描述具有欺骗性，被展示的这颗心带有误导性，表面坦率，内里却充满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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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所推行的第四个观念在某些方面是他所有观念中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从它的自然原始状态演化到复杂的城市，他认为这时人类腐化了：他天生的自私（卢梭称之为amour de soi，即自爱）转变成一种伤害性要大得多的本能，他称之为amour-propre，即虚荣。其中包含自负和自尊，每个人都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自己，因而企图让别人对他的金钱、力量、智慧和优秀的品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天生的自私心变得好胜和贪婪，于是他疏远他人，把别人视为对手而不是兄弟，从而使别人与自己疏远。[2]疏远导致人们的心理病态，其特征是外表和真相之间悲剧性的分离。正如卢梭所看到的，竞争的罪恶摧毁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公有观念，并激发了人类所有最邪恶的品质，包括剥削他人的欲望。这使卢梭不信任私有财产，他把私有财产作为社会犯罪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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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五个革新，是在工业革命前夕，发展了批评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剧本《纳尔西斯》的序言以及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文中，他都把财产和竞争作为疏远的首要原因。这是一个思想的矿床，马克思和其他人都在此开采，包括卢梭有关文化进化的思想。在卢梭看来，“自然”是指“原始”或前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带来问题，因为文化是人与他人的联系，导致恶的倾向：在《爱弥儿》中所指出的“人的呼吸对他的同伴来说就是致命的”。因此，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其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人造的结构，它支配着人的行为，你能够通过改变其文化和竞争的力量来改善，更确切地说是彻底改造人的行为——就是说，凭借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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