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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的这种做法使同他有关系的那些妇女活得很艰难。她们之间除了克莱尔可能是例外,无法证明她们有谁喜欢那种共享的想法,或是对任何形式的乱伦有丝毫的兴趣。使雪莱不快的是,他们所有的人(正如他的家人)都想过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但这位诗人却不能这样活下去,在各种各样的变更、替换、危险和刺激中,他才显示出勃勃生机;动摇不定、焦虑不安,对于他的作品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卷起一本书或一张纸,来到任何地方,倾泻出他的诗句。当他生活在有家具的出租房或住宅里的时候,他四处搬家,常常被债主逼债,或者继续处于令人十分痛苦的人物戏剧的中心,受到四面八方的打击。但是他继续工作和写作,他博览群书,产量惊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具有很高的质量。他发现很有刺激性的那种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不仅对他的妻子哈丽艾特,对其他人也都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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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艾特是一位可爱的中产阶级少女,喜爱整洁,非常传统,她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的女儿。她为神一般的诗人而倾倒,失去了理性,同他私奔,此后她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走向灾难。在四年中,她同雪莱一起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先后移居伦敦、爱丁堡、约克、凯斯威克、北威尔士、林茅斯,又到威尔士、都柏林、伦敦和泰晤士河谷。在其中一些地方,雪莱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引起地方法官和警察以至中央政府的注意;他到哪里都同商人们发生麻烦,他们等着他付清账单;他也同邻居结怨,他那些危险的化学实验使他们惊恐,他们看到他那个家庭中的不正当关系,也感到厌恶和气愤,这种关系几乎总是包含着两个或者更多的年轻女人。在迪斯特里克湖和威尔士,有两次他的住房受到当地民众的攻击,他被迫逃亡,面对债主和警察,他也是一逃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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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艾特尽其所能分担他的活动,帮助他散发非法的政治传单。雪莱的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是题献给她的,这使她非常高兴。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艾安蒂,她又怀上了一个孩子,儿子查尔斯。但是她没有能使雪莱永远迷恋的能力,其他任何女人也都是这样。雪莱的爱情深沉、诚挚、热烈甚至是持久的——但他的爱情总是变换对象。1814年6月,他突然向哈丽艾特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同葛德文的女儿玛丽相爱了,已同她一起去了欧洲大陆(克莱尔紧跟在后面)。她得到这一消息大吃一惊,做出的反应出乎雪莱的意料,也使他不快。他是那种崇高的利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化的倾向,他认为对于他的决定,别人不但有义务服从,而且要欢呼,别人没有这样做时,他立即就表示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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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在离开哈丽艾特以后给她的信,同他给父亲的信是一个模式,开始是屈尊恩赐的样子,当哈丽艾特没有照他的方式看问题的时候,就转为一种自以为正当的愤怒。他在1814年7月14日给哈丽艾特的信中写道:“你从来没有以能使我完全满足的激情来填补我的心灵,这并不是我的耻辱。”他说他始终对她宽宏大量,而且仍然是她最好的朋友。到了下个月,他又邀请她去特鲁瓦,加入他、玛丽、克莱尔之中去:“在那里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坚定的、永远的朋友,对他来说,你的利益永远是宝贵的,你的感情永远不会被他故意伤害。除我之外,你从任何人那里都别指望这样。”一个月以后,雪莱发现自己的这种策略没有起到作用,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我认为自己比那些你名义上的任何朋友都更有价值、更好得多……我的主要意图一直是要用津贴费让你大吃一惊。甚至现在,我对另一个人的狂热而持久的激情指引着我宁愿同她、而不是同你交往,我仍然一直在忙于考虑怎样才能对你长久地、真正地有所帮助……不料回报却是用耻辱和责备使我受到伤害——如此空前而卓越的关爱是要求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回报的。”第二天,他又这样写道:“无论你是否继续充分信任我的经受了考验的、始终如一的诚实,想一想吧,这么长时间来,你一直是乐于把你未来的生活置于我的心灵的监督和影响之下,服从我们之间的友谊所建造的法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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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些信的部分目的是从哈丽艾特那里要钱(这时她还有些钱),部分目的是向她施加压力,向债主和敌人隐瞒他的行踪,还有就是为了阻止她去找律师。信中不时提到“我的人身安全”和“我的安全和舒适”,雪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他对别人的感情却似乎十分迟钝(这种结合并不少见)。当雪莱发现哈丽艾特为了自己的权利,最终采取法律步骤时,他的怒火爆发了:“如果你真的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就毁了你自己的目标。甚至现在,我还会想起我们过去的友情,我还希望你没有完全丧失宽宏大量的美德,这会使我对你做出的让步比法律能提供给你的要多得多。如果收到这封信,你还坚持要诉诸法律,显然,我今后就只能把你看作敌人了,把你看作是……最卑鄙、最阴险的叛徒。”他还加上这样几句:“我是个白痴,还在等待你的伟大或宽宏大量。”他责怪她“丑恶而卑鄙的自私”,企图“伤害一个正在同贫困进行斗争的无辜者”。这时他的自我欺骗完美无缺了,他确信,他的行为自始至终无可指责,而哈丽艾特则是不可原谅的,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豪格说:“我深信,这使我成为人类更永恒的朋友和更有用的恋人,真理和美德的更热烈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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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有许多孩子气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他能把最伤人的辱骂同要求得到恩惠结合在一起,比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指责她同别人通奸,随后又要求她寄给他“我的电动机和日光显微镜”;他对哈丽艾特的辱骂中又夹着要求,不只是要钱,还要衣服,“我需要袜子、毛衣和沃尔斯通格拉夫特夫人的《遗著》”。他还告诉哈丽艾特,没有钱,“我必定会饿死……亲爱的哈丽艾特,快给我寄些生活费来”。他也不问一下她的情况,虽然他知道哈丽艾特怀着他的孩子,此后,突然没有信来了,哈丽艾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雪莱先生变得放荡荒淫,这完全归功于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下个月我要分娩了,他不会在我身边,不会的,他现在不关心我了,他再也不会过问我,或给我来信说说他在做些什么。一句话,我曾经爱过的人死了。这是个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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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的儿子,哈丽艾特起名为查尔斯·毕西,生于1814年11月30日,他的父亲是否见过他,这一点并不清楚。哈丽艾特的姐姐伊丽莎仍然对妹妹忠心耿耿——因此雪莱开始带着强烈的敌意来看待伊丽莎——她决心不让雪莱的波希米亚式的女人来抚养孩子。雪莱同卢梭不一样,他不把自己的孩子看作“麻烦的东西”,他竭尽全力要得到他们,但是法律上的战斗必然对他不利,孩子由大法官法庭监护,此后雪菜对他们也失去了兴趣。哈丽艾特的生活被毁坏了,1816年9月,她把孩子留给了父母,在切尔西[23]住下了。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她姐姐的:“你的一切友爱,我都无法报答了,想到这些,我就常常心痛。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因为天性使你对任何人都不会苛刻严厉。”11月9日,哈丽艾特失踪了。12月10日,她的尸体在海德公园的塞本庭河中被人发现。尸体肿大,据说怀着孕,但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雪莱很久以来一直到处说假话,说他同哈丽艾特是依据共同的协议分居的,他对哈丽艾特死亡的反应是责骂她的家庭并制造出一套谎言,他写信给玛丽说:“事情似乎是这样:这个可怜的女人——她那个讨厌的、不合人情的家庭中头脑最简单的女人——被从她父亲的家中赶了出来,就堕落为妓女,后来又同一个叫史密斯的马夫同居,那家伙抛弃了她,她就自杀了。毫无疑问,她的姐姐是一条贪婪的毒蛇,没有从我同她的关系中得到好处,就通过这可怜人的死,以保证她自己能继承老人——他现在也快死了——的家产!……人人对我都很公平——都在证明我对她诚实而慷慨。”接着,两天以后,他又给这位姐姐写了一封特别冷酷无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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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莱虚伪的谎言中,有一部分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他正在为另一个自杀事件而困扰不安,他对此也负有责任。范妮·伊摩莱是葛德文的养女,是他第二任妻子同他结婚之前所生。她比玛丽年长四岁,被认为(哈丽艾特这样说的)“极其单纯、极其敏感”。雪莱用尽办法想把她弄到手,早在1812年12月,就给她写信说:“我是被称为‘人’的那种可怕的、长着长爪的动物之一,我向你保证,我一直是我的同类中最不会害人的,我靠素食生活,自我出生以来,从没有伤过人,我鼓足勇气请你一定要关心我。”范妮也许在雪莱的计划里起过重要作用:雪莱试图建立一个激进的同仁团体,实行性共享,由他本人、玛丽、克莱尔、豪格、皮科克以及克莱尔的兄弟查尔斯·克莱蒙特等人组成。不管怎么说,雪莱使她着迷了,而葛德文和他的妻子则认为,她是悲剧性地爱上了雪莱。1814年9月10日至14日,雪莱独自在伦敦,玛丽和克莱尔在巴斯,范妮晚上去雪莱的住所拜访,可能他在那里诱奸了她。此后雪莱去了巴斯,10月9日,他们三人收到范妮的一封非常消沉的信,邮戳上是布雷斯特尔。雪莱立即动身去找她,但没有找到。实际上她已去西万斯了,第二天她在麦克威斯·阿姆斯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雪莱在他的信里从来没有提过她,但在1815年的一首诗中说到她(“我们分手时,她的声音在发抖”),写到自己(“一个头发灰白、有着雄鹰般眼睛的青年”)坐在她的墓旁,但这只是一个念头,他从来没有去过她的坟地,那里没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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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莱理念的祭坛上,还有其他牺牲品,其中一位是伊丽莎白·希钦纳。她是苏塞克斯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妇女,父亲是走私起家的酒店主,她的努力和牺牲带来了奇迹,她成了赫斯特皮尔保因特的教师。她以思想激进闻名,雪莱开始同她通信。1812年雪莱在都柏林鼓吹爱尔兰的解放,却没有得到响应。离开那里时,他手头有一大堆颠覆性的材料,他很聪明地把材料寄给希钦纳小姐,让她在苏塞克斯散发。他把它们放在一个大木箱里,但是颇具特色的是,他只付了可以寄到豪里海德的钱。他想的是,邮件会继续往前送,希钦纳小姐收到时会付款的。但是邮箱在进入口岸时被打开了,内政部自然得到了报告,就对这位女教师进行监视,这事实上毁了她的前程。但她还有她的名誉,这时雪莱又邀请她加入他的小团体,她的父亲和朋友竭力反对,她却同意了。雪莱还说服她借给他100英镑,大概是作为她的生活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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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雪莱对她大加赞扬:“虽然她出身于一个非常微贱的家庭,但她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一种进行深入和细致的思考的习惯;她的心灵超越了偏见的束缚,天生喜欢追究和探讨。”雪莱还在给她的一封信中,称她是他的暴风雨中的“岩石”,“我的更好的本质,我的理性的判断者、行为的指导者、价值的启迪者”;她是“给所到之处带来幸福、革新和自由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她去了林茅斯,加入雪莱一伙。在那里,据说她“整天笑啊、讲啊、写啊”,并散发雪莱的传单。但是哈丽艾特和她的姐姐很快增长了对她的不满,雪莱并不反对他那些女人之间有某种竞争性的紧张,但这一次,他很快同她们一样,对希钦纳不满了。他似乎同她在海边长时间地散步时诱奸过她,不过不久就感到厌倦了。到哈丽艾特和伊丽莎转而攻击她时,他就做出决定:希钦纳必须离开。总之,那时他已经同葛德文一家接触,他发现那里的年轻女士们更让人激动,于是希钦纳被打发回到苏塞克斯,继续她在那里的事业,并答应给她每星期2英镑的薪金。在那里她被当作某位先生遗弃的情妇,成了笑柄。雪莱在给豪格的信中嘲弄地说:“这个已走了的痛苦地折磨人的女教师,我称她是褐色魔鬼,她一定收到我们的津贴了。我付出这笔款子的时候心情沉痛,但不得不付。由于我错误的、草率的决定,她失去了安宁的生活环境;她现在说,由于我的残暴,她失去了名誉,健康受到了损害,心灵的平静遭到了破坏:承受着一切女主人公精神上和肉体上所经历的痛苦,完全是一个牺牲品。”雪莱又忍不住再加上一句,“这女人是个狡猾、浅薄、丑陋、不男不女的野兽”。事实上,希钦纳只收到工资中的第一笔,她借出的100英镑再也没有被归还。她重新回到微贱之中,是雪莱把她拉出来的,她是为雪莱的激情所烧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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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举一个相似的、地位甚至更低下的人物为例,这就是丹恩·希莱。他是个15岁的小伙子,雪莱把他当作仆人从爱尔兰带了回来。我们对雪莱的仆人所知甚少,虽然他一般有三四个仆人。在给葛德文的一封信中,雪莱为他的懒散生活以这样的理由进行辩解:“如果用我去织布,用我妻子去烹饪或做家庭主妇,那么在目前这种社会状态中,我们很快就会变成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我可以说,那对我们的同胞更没有用处。”所以一定得有仆人,无论雪莱是不是养得起他们,他通常是用很低的工资雇用本地人,但是丹恩不同,因为雪莱在都柏林时发现,他在张贴非法标语时非常能干。1812年在林茅斯,他又让丹恩在墙上和谷仓上贴传单,并告诉他,如果被当局盘问,就编造“在路上遇到两位先生”这样一套故事。8月18日,丹恩在邦斯特普尔被捕,他就照此说了一通,但是根本没有用,依据乔治三世39号法令79款判定他有罪,判处罚款总计200英镑,如不罚款就是六个月的囚禁。谁都以为(包括当局)雪莱会交付罚款的,但雪莱的处理方法却是从他的一个清洁女工那里借来29先令,从一个邻居那里借来3英镑,作为丹恩逃跑的费用[24],这样丹恩进了监狱。他被释放以后又去雪莱那里做工,但6个月后他被解雇了,正式的理由是他的行为“不道德”——他可能在监狱里学到一些坏习惯——真正的原因是雪莱必须省钱。丹恩还有10英镑工资被欠着,这笔钱从来没有还。这是另一个受到伤害又淹没在黑暗之中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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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雪莱的行为,必须说明的是,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很年轻,1812年,他才20岁,他遗弃哈丽艾特,同玛丽私奔时22岁。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代英国诗人在改造了英语世界的文学时是多么年轻。他们去世的时候实在是太年轻了——济慈25岁,雪莱29岁,拜伦36岁。拜伦永远离开英国以后,1816年5月10日在日内瓦湖边同雪莱第一次相会时,只有28岁,雪莱才24岁,玛丽和克莱尔仅仅18岁。对于玛丽在初夏的长夜里,在日内瓦湖畔写出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你也许会说,这是女学生的作品;然而,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是孩子,但是他们也是成人,他们否定了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提出了自己的体系来取代它,这很像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过于年轻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或是出于年轻而要求特权——正好完全相反。特别是雪莱,他坚持认为自己对世界有一种极其严肃的使命,他智力上的成熟非常迅速。他的《麦布女王》尽管某些方面还比较幼稚,但极为有力,这是他20岁时写的,次年出版。1815-1816年以后,雪莱进入20岁至30岁这一阶段的中期,他的创作进入高峰,在这一阶段,不仅显示出他极其广博的阅读范围,而且显示出巨大的思想深度。毫无疑问,雪莱有着强健的、同时也是细致和敏感的心灵。他还那么年轻,就接受了作为父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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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现在看看他的孩子。他总共有7个孩子,他们有3个不同的母亲,头两个孩子艾安蒂和查尔斯,哈丽艾特所生,被判由法庭监护。雪莱为此苦苦争夺,他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法庭被他在《麦布女王》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吓坏了,雪莱则认为这场诉讼主要是企图迫使他从思想上放弃革命目标。针对他的判决做出以后,他继续思考其中的不公平,恨透了大法官艾尔顿勋爵,但是他也没有对孩子们表现出进一步的关怀。根据法庭的判决,他每4个月应当付出30英镑给那两个同养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这笔款项从他的津贴费中扣除。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法庭允许的那种看望孩子的权利,虽然孩子中年龄较大的艾安蒂在死的时候已经9岁了,他也从来没有给他们写过信。除了做做样子,他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幸福,他在1820年2月17日不得不给他们的养父托马斯·休谟写了唯一的一封信,信的实质是诉说自己的冤屈,这是一份冷酷无情的文献。此外,在他现存的任何信件和日记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两个孩子,他似乎已经把他们赶出了脑海,不过在他的自传体诗歌《心之灵》中,他们幽灵般地出现过(诗中把哈丽艾特作为“那时的行星”而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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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和弟弟,长得像孪生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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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抛弃的母亲恍惚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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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玛丽生了4个孩子,其中3个死了,儿子珀西·佛罗伦萨生于1819年,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维持了这一家系。玛丽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幼年很早就死了;他们的儿子威廉,4岁时在罗马得了肠胃炎,雪莱在他身边连坐了3夜,但这孩子还是死了。女儿卡莱拉的死,一部分是由于雪莱的罪过,也许这一点促使雪莱尽了各种努力去挽救她,她死得太早,还是个婴儿。1818年8月,玛丽和这婴儿留在比较凉爽的度夏胜地卢卡温泉,雪莱自己在艾斯特,位于俯视威尼斯的群山中。他坚持要玛丽和孩子立即到他那里去,这是一年最热的季节中可怕的5天旅行,雪莱并不知道在动身前小卡莱拉就不太好了,她到了那里就明显病了,情况没有好转。然而,3个星期以后,又是完全为了雪莱自己的方便——他正醉心于同拜伦交流他们的激进观点——专横地指示玛丽带着孩子同他一起去威尼斯。可怜的卡莱拉,按照她母亲的说法,“虚弱而且发烧,十分可怕”,这次旅行在酷热的天气里从上午3点30分持续到下午5点,到达帕都厄的时候,孩子显然已病得很厉害了,雪莱却坚持去威尼斯。途中,卡莱拉发展到“嘴和眼睛不断抽搐”,到达威尼斯一个小时以后,她死了。雪莱承认,“这一料想不到的打击”(这实在是可以预见的)使玛丽陷入“一种绝望状态”。这是他们关系恶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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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非婚生的女孩,以艾琳娜为名做了洗礼,她是雪莱在那不勒斯的孩子。在给这孩子登记的时候,雪莱把自己的名字和她母亲的名字给了她,取名玛丽·葛德文·雪莱,但是雪莱的妻子肯定不是孩子的母亲。此后不久,雪莱过去的一个仆人波罗·福基——他娶了雪莱孩子的保姆伊丽丝——对雪莱进行敲诈,他的借口是雪莱称这孩子的母亲是玛丽,犯了虚假申报罪。可能伊丽丝是孩子的母亲,但也有很多反对这一说法的强有力的证据,伊丽丝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1820年,她告诉英国驻威尼斯的领事理查德·豪普纳,雪莱在那不勒斯育婴堂里寄放着一个女婴,是克莱尔·克莱蒙特所生的。豪普纳迄今为止对雪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尽管雪莱的声誉不佳。这时,他对雪莱的行为感到厌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拜伦,拜伦回信说:“这些事实没有多少可以怀疑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知道雪莱和克莱尔·克莱蒙特所有的事情。克菜尔是拜伦非婚生女儿阿丽格拉的母亲。在拜伦1816年春天离开英国前,克莱尔已经在挑逗他,拜伦对于诱奸处女是有些犹豫不决的,只是克莱尔告诉他,她已经同雪莱上床睡过觉,这时拜伦才同她上床。事实上,克莱尔不但勾引了拜伦,而且也想帮助他勾引玛丽·雪莱,所以拜伦对克莱尔的道德评价极低,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允许她抚养阿丽格拉的一个原因,虽然把孩子同她母亲分开,对孩子是不幸的事。拜伦感到满意的是,阿丽格拉是他的,而不是雪莱的孩子,因为他确信,那个时候雪莱同克莱尔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但拜伦确信,从那以后,当玛丽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不时重温旧情,艾琳娜就是其结果。雪莱的辩护者们还做过种种其他的解释,但是克莱尔和雪莱是那孩子的母亲和父亲,这具有最大的可能性。玛丽被这件事压垮了——她从来没有喜欢过克莱尔,反对她继续出现在他们家中。如果这婴儿仍同他们在一起,克莱尔就成了这个家庭中一个永久的成员,她同雪莱的私通可能恢复。为了对玛丽的忧伤做出回应,雪莱决定抛弃这个婴儿,以他的英雄卢梭为榜样,利用孤儿院。1820年,这孩子才18个月就死在那里,这也毫不奇怪。第二年,为了对豪普纳和其他人的批评表示不屑理睬,雪莱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用一句毫不带感情的话对这件事做了总结,也透露出他的内心世界:“除了我们自己的知觉以外,对任何东西或任何人的意见——这本来完全应当注意的,我很快又变得漠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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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雪莱是在乱交吗?他与拜伦确实不可相提并论。拜伦在1818年9月宣称,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威尼斯女人身上花了2500英镑以上,睡过“至少200个各种各样的人——也许更多”;后来他又列举了他的情妇中24个人的姓名。另一方面,拜伦在某些方面,比雪莱有一种更好的荣誉感,他从不躲躲闪闪或欺骗哄人,雪莱曾写信给两性关系的改革家和女权主义者J.H.劳伦斯说:“如果我被指控犯下什么巨大的、破坏性的罪恶,我会发抖的,那就是诱奸。”这是他的理论但不是他的实践。除了说过的这些事外,雪莱还同一位出身上层的意大利妇女爱米丽·维维安尼有过一段恋爱。他把有关她的一切都告诉了拜伦,但又补充说:“我告诉你的这些请什么也不要说,因为这一切未为人知,玛丽也许会为此而十分生气。”似乎雪莱所希望的,是一位妇女给他提供稳固而舒适的生活,又允许他附带进行一些私通作为回报,他也允许(原则上在任何情况下)妻子有同样的自由。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安排成为主要的男性知识分子不断出现的目标。但这种目标从来不能实行,在雪莱那里就确实行不通,他自己所获得的自由首先是给哈丽艾特、后来是给玛丽带来了极度痛苦;她们完全不需要相应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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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显然常常同他的激进派朋友李·亨特讨论这类观点,画家兼日记家本杰明·罗伯特·海顿有这样的记录:雪莱“向亨特夫人以及其他在场的妇女滔滔不绝地谈论……贞操的邪恶和荒谬”。在谈论中,亨特的话使海顿大吃一惊,“如果他同意,任何年轻人同他妻子睡觉他都不会介意”,海顿又写道,“雪莱勇敢地以自己的原则行事——亨特为这些原则辩护,虽然没有精力去实行,但满足于私下的爱抚”。这些妇女是怎么想的,并没有记录。当雪莱告诉哈丽艾特,她可以同他的朋友豪格睡觉,被她断然地拒绝了;雪莱又向玛丽提供了同样的便利,她似乎同意了,但最后的决定是她不喜欢这个男人。现存的证据表明,雪莱性爱自由的实验只是同那些最普通的奸夫一样偷偷摸摸、见不得人,而且把他卷入难免的遮掩和撒谎的纷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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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也见之于他对钱财的处理方式,它们过于复杂,说来折磨人,我在这里只是最简单地说一下。在理论上雪莱完全不承认私有财产,更不用说继承权和他自己从中得到好处的长子继承权了。在《改革的哲学观》中,他宣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财产的平等必然是文明不断完善的最后结果,这也是社会制度走向完善的条件之一,无论最后成功的希望有多少,我们有责任去关注它。”但同时,对那些具有特权、但是开明的人士,就如他本人,也必须牢牢掌握他们所继承的财富,以便推进这一事业。在富有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说法已为人们所熟悉,几乎是普遍地用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性,雪莱就是利用这种说法从他父亲的家庭里榨取尽可能多的钱来。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在给自己的导师葛德文的第一封信里,就做了这样的自我介绍,他骄傲地宣称:“我是苏塞克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我是通过限定继承权,每年6000英镑财富的继承人。”对这段话,葛德文必定是竖着耳朵听的。葛德文不仅是激进派的主要哲学家,而且是财务方面天才的糊涂虫,也是从未有过的、最无耻的钱骗子之一。从各种各样好心的朋友那里弄来的、真让人吃惊的大笔钱财,在他那纠缠不清的重重债务中消失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他抓住了当时还很年轻无知的雪莱,就再也不放过他了。他不但拿走雪莱家中的钱,而且用19世纪初期债务人的一切下流伎俩把他彻底拖垮:过期未付的债券,打折的证券,还有臭名昭著的“死后清还契约”,即某一限定财产的年轻的继承人,在他的父亲死亡之前,大大地提高折扣数目,以大利率借款。雪莱采取了所有这些灾难性的步骤,把利率抬得极高,直落进葛德文的财务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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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德文从来没有还过一个便士,这似乎也没有给他的贫困家庭带来过任何益处。雪莱终于对这条寄生虫发火了,他写信说:“我在几年之中给你的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数目,为了筹措这笔钱,我又花了差不多4倍的款项,这已使我赤贫。这种交易在你我之间似乎产生了良好的意愿,但除此以外,这些钱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像是被扔进了大海。”钱的损失还不是雪莱同葛德文交往中所受到的唯一伤害,哈丽艾特非常正确地发现,这位大哲学家用各种方法使她的丈夫变得粗俗冷酷,特别是在对钱的态度上。她说雪莱为了玛丽而抛弃她以后,多次去看她,这时玛丽的孩子威廉已经出世,“他说他很高兴这是个男孩,因为这样弄钱便当些”。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用较低的利率用“死后清还契约”来借款了,说这种话的不是一位22岁的诗人——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耍弄花招的长期欠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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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德文并不是雪莱生活中唯一的吸血鬼,还有另一个始终向他讨钱的知识分子李·亨特。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托马斯·拜宾顿·麦考莱[25]对《爱丁堡评论》的编辑那皮埃这样概括亨特:他给亨特回信时,“并不是不害怕成为许多这样的人中的一个:他什么时候需要,就去向他们借20英镑”。实际上亨特已经被写成了《荒凉山庄》[26]中的哈罗德·斯金坡尔而流传千古了,狄更斯对一个朋友承认:“我想他是一切文字的图画中最精确的一幅肖像……他绝对是一个真实人物的重现。”在雪莱生前,亨特才刚开始他漫长的借贷生涯,他使用了卢梭那种颇有效验的技巧,他劝告他的牺牲品,他从他们的慷慨中得到好处是给他们帮忙。雪莱死了以后,亨特就转向拜伦,拜伦后来明确地免除了亨特欠他的债务。拜伦认为亨特在掠夺雪莱。其实,亨特做的某些事比这更坏,他劝诱雪莱说,对他们这样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来说,还清欠债在道德上是不必要的,为人类而工作这本身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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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雪莱这位信奉真理和美德的人,变得终身都在躲避债务,成了骗子。他到处借钱,向各种各样的人借钱,对其中多数人从来没有还过。雪莱无论什么时候搬家,通常都是匆匆忙忙的,丢在后面的是曾经信任过他、而现在对他非常气愤的一群人。年轻的丹恩·希莱并不是雪莱欺骗过的唯一的爱尔兰人,他显然还向约翰·劳来斯借过一大笔钱,这是一位共和主义的编辑,他们在都柏林成了朋友。雪莱离开以后,他无法还清这笔款项,就非常焦急地给豪格写信,打听雪莱的行踪,不久以后他就因欠债被捕。雪莱不但没有打算向他还债,好让他从监狱中放出来,反而责骂抱怨他,他给他们在都柏林的共同的朋友卡萨琳·纽金特写信说:“我担心他欺骗了你,正如他欺骗了我一样。”更恶劣的是,雪莱在林茅斯用他的名字(“尊敬的劳来斯先生”)签了一张借据,这是伪造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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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在威尔士逗留的时候欺骗了另外一些人。他1812年到了那里,租了一个农庄,雇用了一些仆人(“你能雇一个可以信任的女仆吗?我们总共需要3个”),但他很快就因为60英镑至70英镑的债务在卡尔那温被捕了。约翰·威廉斯是他在威尔士的投资的保证人,威廉·罗伯茨博士是一位乡村医生,他们把雪莱保释了出来,债务和费用则是由伦敦的一位律师约翰·拜德威尔支付的。他们3个人都要为他们的大方感到后悔。30多年以后的1844年,罗伯茨博士仍然企图从雪莱的财产中收回所欠的30英镑。拜德威尔同样是徒劳地想要回他的钱。1年后,雪莱写信给威廉斯说:“我从拜德威尔先生那里收到一封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专横的来信,对此,我以不可屈服的精神做了答复。”雪莱喜欢唱高调。威廉斯的兄弟欧文是个农场主,他借给雪莱100英镑。我们看到雪莱给威廉斯的信,要求欧文再提供25英镑,并且说:“我将从你对这一要求的依从而得知,朋友不在场是不是友谊的冷却剂。”下一年,雪莱为欠威廉斯的这笔钱做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反诉,两人的关系破裂了。无论威廉斯还是欧文都没有收回任何欠款;然而雪莱对任何一个欠他钱的人(葛德文和亨特除外),都是非常凶狠并且大义凛然的。另一位威尔士人约翰·伊万斯收到过两封讨债信,雪莱提醒他,他欠雪莱的钱:“对其他任何人来说,信用借款都是最紧迫的事,必然是急于尽快归还的,也会为淡忘和拖欠而感到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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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说的信用借款指什么,这还不清楚。他在向妇女借钱的时候也不迟疑,包括洗衣妇、打杂女工、林茅斯的女房东;她最后非常聪明地扣住雪莱的书,从欠她的30英镑中要回20英镑——以及他的意大利女友爱米丽,从她那里他借到220克郎。他欠各种商人的钱,比如说,1817年4月,他和亨特同意付款给一个叫约瑟·克尔克曼的人,要从他那儿买一架钢琴。钢琴及时送来了,但是直到4年后钱还没有交。同样的,雪莱说动了朋德街著名的马车制造商查特尔,给他造一辆好车,价值532英镑11先令6便士。雪莱到死都在用这辆车,查特尔最后把这位诗人送上了法庭,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还在试图收回车钱。受到雪莱特别剥削的一伙人是赊账出版他的诗集的小印书商。开始是他向牛津的书商斯拉特借20英镑,这时雪莱被开除了,斯拉特显然喜欢他,急于把他从贪得无厌的放债人那里救出来,结果雪莱却把他卷入一种耗费惊人的困境。1831年,斯拉特的兄弟,一位管子工写信给蒂莫西爵士说:“为了使你的儿子不必去找犹太人以极高的利率借钱,这样一种正直的努力结果却是巨大的灾难……我们已经损失1300英镑以上。”他们终于因债务而被逮捕,欠款似乎始终没有得到偿还。出版《阿拉斯特》的韦布里吉的印刷商,直到4年半以后还在催促雪莱付款,无法证明他最终是否收到了欠款。对第三位书商,雪莱写信给他说:“如果你给我供书,我答应给你‘死后清还’的债券,比例是每提供价值100英镑的书,我付250英镑。”他告诉书商他父亲和祖父的年龄是63岁和85岁,当时他们实际上是61岁和83岁。第四位书商兼出版商托马斯·豪克汉姆不仅欠账给雪莱印刷了《麦布女王》,而且还贷款给他。豪克汉姆也是没有得到偿还的,而且因为犯了同情哈丽艾特的罪过,成为被雪莱痛恨的对象。雪莱在1814年10月25日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见到豪克汉姆,不要公开侮辱他,我还抱有希望……我要让这个无情无义的恶棍悔恨不已——终身悔恨,他会不得好死,他的傲慢会被打得粉碎,我要一点一点地扼杀他那自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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