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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96 托尔斯泰的难题在于，虽然他信赖家庭，但实际上并不相信婚姻；至少，他不相信赋予夫妻双方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基督教婚姻。也许，还从未有比他更不适应这种制度的人了。乡村中有一位名叫瓦列里雅·阿尔塞涅那娃的姑娘，一个21岁的孤儿，幸运地逃脱了他的追逐。当时托尔斯泰已经快30岁了，他爱上了这姑娘，而且曾有一段时间把自己看作她的未婚夫。然而，他只是喜爱她孩子气的一面，而她所表现出的更加成熟和女性化的特征却使他反感。他的日记和信件讲述了这个故事。“真遗憾，她既没有骨头，也没有火气——像块布丁。”但是，“她的微笑是痛苦的服从”“她被教育坏了，无知，甚至愚蠢……我开始残酷地刺激她，她的笑变得极不自在，眼里滚动着泪水”。犹豫了8个月并且毫不留情地训斥她之后，他激怒了这位姑娘，他收到了她一封措辞激愤的信，于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他们的关系。“我们相距甚远。爱情和婚姻除了不幸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我的行为极端恶劣。我请求上帝饶恕我……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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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98 34岁时，托尔斯泰的选择最终落到一位医生18岁的女儿索尼娅·贝尔斯身上。作为婚配对象，当时的他并没有多少资本：没有多少钱，是个出名的赌徒，还因为侮辱地方长官与当局惹上麻烦。几年前，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灰色的小眼睛，蠢笨而谈不上聪明……一张农民的面孔，农民一样的大手和大脚”。不仅如此，他厌恶牙医，从不去找他们，以至1862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然而，她当时却是一个相貌平常、还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她正在与两个姐妹竞争；她很高兴得到了托尔斯泰。他先正式地写信向她求婚，而后似乎又犹豫不决起来，直到最后一分钟。那场婚礼实际上预示着灾难。那天上午，他突然冲进她的房间，坚决地说：“我来是想说明还有时间……所有这一切还可以停止。”她听罢突然大哭起来。举行婚礼时，托尔斯泰迟到了1个小时，整理好行装，她又哭了。婚礼之后，他们一起晚餐，接着索尼娅换了衣服。然后他们坐上一辆有6匹马的被称为“睡鼠”的马车。索尼娅又哭了起来。托尔斯泰是个孤儿，他不能理解她的行为，于是大声喊道：“如果离开你的家让你这么伤心的话，你就不可能非常爱我。”在马车里，他开始粗鲁地抚摸她，她把他推开了。他们在一个名叫比鲁勒伏的旅馆定了一个套房。她从茶具里为他倒茶时双手直发抖。他再次想抚摸她，但又一次被拒绝了。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无情地写道：“她一直泪汪汪的。在马车里，她明白了一切，这很简单。但是她害怕。”他认为她是“病态的”。不过他最终还是得到了她，而且她（他自认为）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他接着写道：“难以置信的幸福。我无法相信它可以像生命一般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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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00 当然不可能那样长久，即使是最驯服的妻子也会发现难以忍受这样一个罕见的利己主义者。索尼娅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气来抵制他压倒一切的意志，至少有时能做到。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托尔斯泰以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将这场婚姻公布于众。这位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每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都必须揭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于是，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产生。托尔斯泰开始履行他的“公开性”准则，他坚决要求妻子阅读他已经写了15年的日记。她吃惊地发现——那些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记录下来的——里面记载着他所有性生活的细节，包括光顾妓院，以及他与妓女、吉普赛女郎、乡村妇女、他的女农奴，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些可怕的日记拿走——为什么你要拿给我看？”后来她对他说：“是的，我已经原谅你了。但这太可怕了。”这些话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记，她11岁就开始记日记了。托尔斯泰的“公开性”原则之一就是夫妻双方都应该坚持记日记，而且可以互看对方的日记——这是消除相互猜疑和痛苦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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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02 自从索尼娅得知丈夫是个（正如她所看到的）性怪物，并受到了最初的惊吓后，托尔斯泰婚姻中的性生活很可能再也没有恢复。不仅如此，托尔斯泰未曾预料到的是她还从日记中读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他自以为做到了这点）思想上的毛病。比如，她发现他没有偿还赌债；她还看出，他没有告诉那些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他曾得过性病，而且可能还未治好。对于一个感觉灵敏的读者来说——有谁能比一位妻子更加敏感呢——从日记中清楚地传达出来的自私自利在她的眼里要比作者自己看到的更加明显。此外，托尔斯泰日记中生动的性生活描写如今在她的脑海中同恐惧纠缠在一起——她惧怕屈从于丈夫的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的、没完没了的怀孕。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怀孕的痛苦；而且接连失去了几个孩子。先是彼佳死了，当时她正怀着尼古拉，而他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产的万涅奇卡很快也离开了人世。托尔斯泰并没有帮助妻子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事，只是对其中所有的细节怀有一种密切但又迟钝的兴趣。长子谢尔盖出生时，他坚决要求待在产房里（后来他把这段经历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场景）。索尼娅不能为孩子哺乳，他因此大发雷霆。由于不断怀孕和流产，妻子对他的性要求的反感越发显现出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对一个身体强健的男人而言，再没有比有一个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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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04 早在刚结婚不久，他就不再爱她了；她的悲剧在于她的心中始终保留着对丈夫的爱。这时期，她在日记中这样倾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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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06 除了这蒙辱的爱情和坏脾气外，我一无所有，而这两样正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我的坏脾气总是影响我的爱情。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怜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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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08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婚姻还是一直维持了下来。他们共同生活了38年后，在1900年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索尼娅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要感谢你过去曾给我带来的幸福，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这并非始终都是那么强烈、完整和平静。”但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姿态而已。从一开始，索尼娅就具备设法维持婚姻的功能，使自己成为丈夫各种事务的管理人，而且是他在某些方面不得不依赖的管理人，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务，并成为他难以管束的奴隶。她承担起可怕的任务，把他那些字迹难以辨认的小说手稿誊写成清晰整洁的副本。这可是一份苦差事，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她又十分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她很早就发现，当托尔斯泰施展他真正的专长时，他不再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正如她在写给她妹妹塔吉亚娜的信中所说的，当他写小说时，他们两个人都是最幸福的。因为写作可以赚钱，而他的其他行为只是浪费钱。但是“钱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爱他的文学作品，我崇拜它们，它们打动了我”。她从痛苦的经历中发现，托尔斯泰一旦停止写小说，就容易做出蠢事来填补生活的空间，这必然会伤害她竭力想保持完整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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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10 托尔斯泰考虑问题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养活和维持一个家庭需要钱，而他的小说可以赚钱，于是他把写作小说和赚钱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厌恶这两件事情。在他看来，小说与婚姻是相联系的，而索尼娅总是催促他去写小说，这就强化了两者的联系。然后他意识到，婚姻与小说都将妨碍他做出预言的真正工作，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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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12 幸福的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新环境已使我偏离了对生命普遍意义的所有探寻。那时，我的全部存在都集中于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身上，因此也集中于关心我们的生活资料的增长上。我对自我完善的努力追求，继而代之以对普遍完善和进步的努力追求……都被设法只为我的家庭获取最好的生活条件而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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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14 因此，托尔斯泰逐渐地不仅把婚姻视为巨大痛苦的根源，而且视作道德进步的障碍。他对自己特殊的不幸进行总结，并猛烈抨击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爱情本身。1897年，在一次如同李尔王那样的情感迸发中，他对女儿丹尼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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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16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堕落的男人可以在婚姻中得到拯救，但是我不明白一个纯洁的姑娘为什么甘愿卷入这种事情中去。如果我是一位姑娘，我说什么也不会结婚的。至于说到爱情，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而言——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爱情，那是一种不体面的，尤其是不健康的情感，一点也不美、崇高或富有诗意——我真不该为它打开大门。我本应该尽可能地小心谨慎，避免这种疾病的毒害，就像我将尽力保护自己不染上各种比它的症状轻得多的传染病，比如白喉、斑疹或是猩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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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18 正如他的其他许多文章一样，这段话表明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考虑过婚姻问题。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们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况中搜寻一下，就会清楚地发现这句话无论前半句还是后半句都有可争辩之处，甚至还不如说，相反的情况更为真实。很显然，不幸家庭反复出现的各种模式——例如，丈夫是个酒鬼或赌棍，或者妻子不称职甚至与人通奸，诸如此类，不幸家庭的各种印记总在令人厌烦地雷同和重复。另一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幸福家庭。对于这个主题，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思考过，尤其重要的是，他从没有真诚地考虑过，因为他不能严肃和真诚地去考虑妇女问题：出于恐惧、愤懑和厌恶，他逃避这个主题。托尔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败与他在理智上的失败（他不能对人类的一半——女性做出公正的评价）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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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20 不论怎样，虽然托尔斯泰的婚姻在某些方面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命运，但如果不是由于继承的地产，即庄园这又一个问题，他们也许可以生活得好一些。除了赌和性以外，田产是使他产生罪恶感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根源。这种罪恶感逐渐压倒了他，并最终毁了他稳定的生活。田产是他的骄傲和权力的源泉，但同时也是他精神不安的根源。因为土地和农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俄国，你不可能拥有一样而没有另一样。托尔斯泰很小时就继承了母亲留下的田产，而且几乎就从那一刻起，他已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这种思考某些方面是应受尊重的，某些方面则是宽容自己—“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农奴呢？”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人，他本可以明白经营田产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他的天赋和职责是写作。他本应该卖掉田产，从而使自己摆脱精神上的困扰，通过他的作品实施领导的责任。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人。他既没有放弃这个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动摇、犹豫，结果弄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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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22 19世纪40年代末期，托尔斯泰继承田产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对农民的“改造”。后来他宣称：“农奴应当被解放的思想对于19世纪40年代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完全是闻所未闻。”这话并不对，在大约30多年的时间内，解放农奴的思想已经传遍各地；它是任何一个小小的外省哲学俱乐部的讨论主题；如果不是这样，托尔斯泰恐怕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托尔斯泰着手“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的革新，其中包括他自己设计的水流脱粒机。所有这些努力没有一个产生实效。由于面临着诸多固有的困难，以及“猪一般蠢笨”的（正像他所说的）农民，他很快就放弃了。这段时间唯一的成果是他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塑造的聂赫留道夫的形象，并借聂赫留道夫之口表达了年轻的托尔斯泰心中的幻灭：“除了愚蠢的例行公事、恶习、猜疑和失望外，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在荒废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18个月以后，托尔斯泰离开了田庄，继续做其他的事情——纵情声色、赌博、服军役、写作。但是，他仍然被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民的概念——他从不把他们看作个别的人——所困扰。他对他们的态度仍然极其矛盾，他在日记（1852）中写道：“整个晚上我都在对苏宾谈我们俄国的农奴制。农奴制的确是一种罪恶，但它又是一种令人极其愉快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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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24 1856年，他又开始第二次“改革”。他宣布，农奴们只要付清30年的地租，他就让他们获得解放。他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请教那些有过类似经验的熟人，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农奴们都相信当时的传闻：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打算无条件地解放他们。他们怀疑其中有诈，没有看出托尔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只是担心他在耍什么（不存在的）花招，于是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他愤慨不已，痛骂他们是一群愚昧无知、不可救药的原始人。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已表现出某种纷乱的情绪，他给前任内政部长德米特里·布卢多夫伯爵写了一封歇斯底里的信：“如果6个月内农奴们不获得自由，我们免不了将遭受一场大屠杀。”对于他自己家里那些认为他的计划荒唐、不成熟的人——比如，他的姑母塔吉亚娜——他表现出极端的仇视：“我开始对我的姑母产生了一种无言的仇恨，尽管她对我那么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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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26 这时，托尔斯泰转向教育，把教育看作解决农民问题的一劳永逸的办法。从卢梭开始，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创建一种新的体制一举解决人类由来已久的诸多教育方面的难题。托尔斯泰开始亲自为农民的孩子讲课。他给亚历山德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53]写信说：“当我走进学校，看到这些衣衫褴褛、肮脏、瘦弱的孩子们睁着明亮的眼睛，脸上时常流露出天使般的神情，这时，一种惊慌和恐惧感就会袭上心头，我仿佛看到一群快要淹死的人……我寄希望于教育，只是为了拯救这些普希金们、奥斯格罗特拉茨基[54]们、菲拉列特[55]们，这些正在溺水的人。”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他非常乐意教这些孩子。后来，他曾对官方派来为他作传的P.I.比留柯夫[56]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时光不是来自对女性的爱，而是来自对人民的爱，对孩子的爱。那是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他的一番努力到底成效如何并无记载。学校里没有规章，也不要求学生做课外作业。他写道：“他们到学校来，只要带着他们易于接受新东西的天性，并深信今天在学校会和昨天一样快活。”不久，他就创建了一系列的学校，组织成一个网络，一度达到70所学校。但是他自己在教育上的努力并没有持续很久。他渐渐感到厌烦了，于是离开家乡到德国去旅行，表面上好像是去考察那里的教育改革。但著名的居里斯·福罗培尔使他很失望：他根本不听托尔斯泰的，只是自顾自地说个不停，不管怎样，“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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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28 1861年，俄国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一道法令，解放农奴。托尔斯泰痛斥了这项决定，因为它是国家的一道法令，而这时他已开始否定国家。第二年，他结了婚，于是田产又有了不同的意义：既是他那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居住的地方，而且和他的小说一样，又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此时正是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时期，《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随着作品收入的逐渐增加，托尔斯泰购买了土地，并且在庄园内投资，比如，曾经有一段时期，他的养马场内饲养着400匹马。有5位女管家和家庭教师住在庄园里，此外还有11位家仆。但他从未忘记过“改革”，不只是针对农民，而且包括他自己、他的家庭——甚至整个世界。这一愿望只是潜伏在他的心底，任何时候都可能引发激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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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30 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及创立一种新的宗教运动，这些愿望在托尔斯泰心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855年，他就在文章中写道，他要创造一种信仰，它的基础是“基督的宗教，但它净化了教义和神秘主义，它许诺现世的幸福，而非来世的幸福”。这是一种陈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纪以来无数幼稚的宗教改革家们每日杜撰的想法。托尔斯泰并不是什么神学家，虽然他写过两篇长文——《教义问答》与《四部福音书的综合和翻译》，但这些文章无助于使人相信他是个有系统理论的思想家。他许多有关宗教的文章除了使用含混的泛神论术语外没有多少意义。例如：“认识上帝和生存是同一件事，上帝是生命。活着追寻上帝，那么，你将与上帝同在。”（1878-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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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32 但是，盘旋在托尔斯泰头脑中的宗教观念有着潜在的危险性，因为这些观念与他的政治冲动结合在一起，它们形成一种非常容易燃烧的东西，很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喷发出火焰。自从他完成并出版了那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就变得焦躁不安，不再满足于写作，而是准备公开大闹一场：成为世界名人和预言家，一个有无数读者和崇拜者来寻求智慧和指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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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34 第一次爆发是在1881年11月，当时托尔斯泰与家人住在莫斯科。他来到莫斯科一个贫民区的希特洛夫市场，在那儿，他把钱分给乞丐并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一大群人围住了他，他躬身进入附近一家简陋的小客栈，在那儿他看到的景象令他更加苦恼。回到家中，他脱下皮大衣，坐到餐桌前，身着制服、戴着白手套、打着领结的仆人端上5道菜的晚餐。他突然大声喊道：“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这让人无法忍受！”他挥舞着手臂，威胁说要放弃所有的财产，把索尼娅给吓坏了。他立即以当时刚刚完成的人口调查作为数据基础，着手为穷人制定新的救济制度。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往乡村，同他当时的精神导师，所谓的“农民预言家”V.K.苏塔耶夫商讨如何更深入地进行改革。索尼娅独自留在莫斯科，带着他们生病的儿子、仅4个月大的阿列克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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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36 伯爵夫人认为这是一种遗弃行为，她因此写了一封信，对他们关系中的痛苦说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封信不仅概括了她与丈夫相处时的种种困难，而且还有她与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打交道时的愤懑，这是大多数普通人都会从信中感觉到的。她说：“我最小的孩子还未痊愈，而我自己又是那么虚弱、可怜。你和苏塔耶夫也许并不特别爱你们自己的孩子，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既不能够也不希望扭曲我们自己的情感，或以向整个世界表白爱心之类的东西作为对个人缺乏爱心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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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38 索尼娅多年来一直观察托尔斯泰的行为，不只是他对家里人的行为，于是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所爱的只是作为概念的人类，因此，他是否真的爱过某一个具体的人？例如，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里无疑是个需要同情的人：他沉沦在贫民窟里，和一个妓女结了婚，1856年年纪轻轻的就死于肺结核。托尔斯泰勉强抽出1个小时，在他临终前到床前看望一下，但坚决拒绝参加葬礼——他要去参加一个晚会——虽然他后来将这两段插曲，即临终床前和拒绝参加葬礼都很好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他的另一个哥哥尼古拉也死于肺结核。他也是一个应得到怜悯的对象，但是托尔斯泰拒绝去探望他。最终，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赶到他那里，并死在他的怀里。他的第三位兄长谢尔盖由于赌博输光了所有的财产，托尔斯泰几乎没给他任何帮助。无疑他们都是弱者，而托尔斯泰的原则之一就是强者应当帮助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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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40 托尔斯泰的友情就是如此。只有一次，对他在喀山大学时的一位同学米佳·季亚科夫老人，他显得既无私又谦和。但是这种友情很快就消失了。通常的情况是，托尔斯泰索取，他的朋友们给予。索尼娅在为他抄写早期的日记时写道：“（他的）自我崇拜在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态度上都表现了出来。让人惊讶的是，就人们对他的爱的程度而言，竟然可以达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只为他而存在。”更为惊人的是，那些认识他的人，除了他的追随者，依靠他、奉承他的人外，还包括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度批判精神的人，他们全都心甘情愿地忍受他的利己主义，而且无视这一点，反而对他表示尊崇。他们在他令人敬畏的目光之下退缩，在他强大的意志力面前屈服，理所当然地在他的天才的圣坛前膜拜。安东·契诃夫，一个敏感、目光锐利的人，他完全意识到托尔斯泰的诸多缺点，却这样说道：“我惧怕托尔斯泰离开人世。如果他死了，那么我的生命中将出现巨大的空白……我从没有像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只要文学界仍有一个托尔斯泰存在，那么做一个文学家就是轻松愉快的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成、什么也不在做的时候，都不会显得那么可怕，因为托尔斯泰足以完成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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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42 屠格涅夫应有更充分的理由认识到托尔斯泰的自私和冷酷，因为对于这两点，他早已深深地领教过了。他曾经慷慨周到地帮助过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冷淡、忘恩负义。托尔斯泰明知一些观点是他朋友所珍爱的，他却惯于野蛮地、虽然也常常是精彩地加以辱骂。屠格涅夫是一位伟人，心肠软，性格温和，不会对托尔斯泰做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事情来。但是，他承认自己被托尔斯泰的言行激怒了，他还“从未见识过如此令人不快的、锐利的眼光，加上刻毒的三言两语，真足以把人逼疯了”。有一次，屠格涅夫把花费了许多心血创作的小说《父与子》拿给托尔斯泰看，托尔斯泰看着看着就很快睡着了。屠格涅夫回转身来，发现他正在打鼾。另一次，两人因为屠格涅夫的女儿而发生激烈争吵并威胁用决斗来解决，屠格涅夫宽宏大量地首先表示道歉，而托尔斯泰则（据索尼娅所说）嘲笑道：“你惧怕我，我鄙视你，再不想和你打任何交道。”诗人费特曾竭力想让两人言归于好，但托尔斯泰却对他说：“屠格涅夫是个无赖，应该被痛打一顿。我请求你把我的原话忠实地转告给他，就像你曾忠实地把他对我的称赞转述给我一样。”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了许多关于屠格涅夫的令人不快却常常并不属实的东西。两人的通信也反映出他们之间友谊的不平衡。1883年，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给托尔斯泰写了最后一封信：“我亲爱的朋友，俄国土地上伟大的作家，请听从我的请求吧。请让我知道你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并允许我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我已经疲惫不堪，不能再写下去了。”尽管屠格涅夫直到两个月后才去世，但托尔斯泰对这一可怜的请求从未做出任何回应。因此，没有人对托尔斯泰得知朋友死讯后的反应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总是怀念着屠格涅夫，我爱他，同情他，读他的作品，我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演员的腔调，他扮演着公众对他期望的角色。正如索尼娅所注意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或真正的友情所必需的互不干涉和亲密无间，托尔斯泰都不具有。相反，他之所以信奉博爱精神，是因为这可以在公众舞台上表演得更加喧闹，更富戏剧性和轰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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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44 但是，假如他是个演员的话，他就是那种不断变换角色的演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为人类服务”这个伟大的中心题目上不断变换角色的演员。他教训人的冲动比谁都要强烈。一旦某种事物吸引了他，他就想写一本关于它的书，或者着手进行一连串根本性的改革，却常常又怕麻烦，自己不去领会它，也不去请教真正的专家。托尔斯泰曾经经营了几个月的农业，就去设计和制造农业机械。他学习弹钢琴没多久便开始写《音乐基础和学习音乐的规则》。刚刚开办了一所学校，他就彻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他深信终其一生，自己能够掌握任何学科，并发现其中的错误，然后，从第一条原理开始重写它的规则。同他改良土壤一样，他至少尝试过3次教育改革，并在最后一次自己编写课本。索尼娅对此十分厌恶，不时给予冷嘲热讽，但又不得不把原稿抄写成清清楚楚的副本，她抱怨道：“我鄙视这些读本、代数、语法，我实在不能装作对它们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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