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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46 托尔斯泰总是像热衷于“教”一样热衷于“行”。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其一生中有一段时期，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当作“劳动者”中的一员。这种想法在19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就时不时地冒出来，但被最认真地付诸行动是在1884年1月。他放弃了爵位（但没有放弃他那种专断的作风），并坚决要求别人称他为“平凡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同这种语气相配合的是知识分子喜欢的服装上的花样之一：打扮得像个农民。这种阶级的易装癖与托尔斯泰对戏剧和戏装的喜好正相一致。这种装束与他的外形也十分相称，他有着一副农民的体格和相貌。他的靴子、罩衫以及大胡子和帽子，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新托尔斯泰——这位全人类的预言家的制服。这是大多数世俗大知识分子们似乎都具有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记者们不远千里来探望他。托尔斯泰晚年时，摄影术已经普及，新闻影片才刚刚起步。作为媒体上的第一位预言家，他的农民装束配合他显露的圣体，真是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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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48 托尔斯泰表演体力劳动也被拍成照片和电影。从19世纪80年代起，他就宣称体力劳动是“绝对必需的”。索尼娅写道：“他7点起床，天还黑着。他为全家打水，并用雪橇把盛水的大木桶拉回来。他锯开长木，把它们劈碎堆积起来，以备生火用。他不吃白面包，也不到其他任何地方去。”（1885年11月1日）托尔斯泰的日记记述了他和孩子们一起打扫房间，他说：“我羞于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如倒便壶。”几天后，他克服了厌恶情绪，去做了。他还曾到一个鞋匠的茅舍去求教，并这么描写那个鞋匠：“他坐在那肮脏的、黑暗的角落里，多么像一道光，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在这比较困难的行当中短期学习之后，托尔斯泰开始给自己和家人做靴子。他给费特也做了一双，但没有资料表明这位诗人是否满意。托尔斯泰的儿子们拒绝穿父亲为他们做的鞋。在这不断重复的劳动中，托尔斯泰总是欣喜若狂：“这让我感到变成了一个劳动者，因为心灵在发育成长。”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对补鞋的活计厌倦了，开始转向农业劳动：他用大车拖运肥料、拉木材、犁地，而且还帮着修建茅舍。他自认为是位木匠，让别人给拍下照片，一把凿刀插在他的宽皮带上，一把锯子悬挂在腰间。这段时间也没有持续很久，结束得像开始一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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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50 除了他真正的工作——写作外，托尔斯泰做什么都没有长性。他缺乏耐心、毅力以及在困难面前的持久力。尽管他懂一些养马知识，但自他很快对此失去了兴趣之后，他的良马育种场也变得一团糟。索尼娅曾为这事与他发生过一次口角，那是1884年6月18日，她声称这些马的情况非常糟糕：他把这些良种马从撒马利亚[57]买来，又听凭它们死于无人照管和过度劳作。她说，这种结果与他做过的一切事情都一样，甚至包括他的慈善事业：没有考虑周全的、适当的计划，缺乏一致性，缺少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去从事专门的工作，整个宗旨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托尔斯泰冲出房间，大声喊道他要移居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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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52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庄园中造成的混乱局面只是使他的家庭受到伤害，而他的公众行为，特别是他对公众的说教造成了更大范围的危害。当然，并非他所有的行为都在误导民众。从1865年开始，为了引起民众对俄国部分地区周期性饥荒的注意，托尔斯泰曾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的工作。尤其在1890年那场大饥荒中，他的救济方案起了相当好的作用，而政府则想方设法地隐瞒饥荒的严重性。有一次，他还参与救援一个在俄国深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杜科波尔派[58]教徒，政府打算将这些吃素食的和平主义者聚集到一起，然后消灭掉。托尔斯泰为他们蒙受的不公平待遇大声疾呼，最终为他们争取到移居加拿大的许可。但另一方面，对于另一个受迫害的民族——犹太人——托尔斯泰则态度苛刻，他的观点加重了他们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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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54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托尔斯泰的独裁主义观点：只有他才能解除世界的痛苦，他拒绝参与任何非他本人计划和控制的救助活动。他的自私甚至控制着他的善举。关于大部分政治问题，如土地改革、开拓殖民地、战争、君主政体、国家、所有权等问题，他的观点在一生的不同时期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自相矛盾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在一件事情上是始终不变的，他拒绝以个人身份参与任何在俄国进行系统改革的计划——即反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用日益激烈的言辞痛骂自由主义者的“改良”学说是一种妄想，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罪恶。他痛恨民主，鄙视议会，称国家杜马的代表们是“装作长大了的小孩子”。他认为，没有议会的俄国将是比拥有议会的英国自由得多的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去响应议会改革。托尔斯泰尤其痛恨俄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公开辱骂第一位自觉的改革家斯彼兰斯基伯爵。他让安德烈公爵对斯彼兰斯基的新国家议会的建议如此评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能让我更幸福还是更好？”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阴暗的事实，即在半个世纪中，有关沙皇制度的任何系统的改革，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总是冷眼相对，并竭尽全力阻碍和嘲笑那些试图让这个制度文明起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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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56 那么，托尔斯泰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如果他像狄更斯、康拉德以及其他伟大的小说家一样，认为结构的改革只有有限的价值，需要的是改善人的心灵，那么他还有点道理。然而托尔斯泰一方面强调必须完善个人道德，但同时又不停留于此：他不断地暗示，某种巨大的道德剧变是必需的，它已迫在眉睫，它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创立一个天堂般的国度。他那些乌托邦式的努力正是为了勾圆这个太平盛世的蓝图。但在这种幻想的背后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其中包含着有关社会大变革的某种纯粹戏剧性的特点，而这种变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诗化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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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58 此外，托尔斯泰对历史缺乏全面的理解。他不仅对历史所知甚微，而且没有考虑过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屠格涅夫曾为他的《战争与和平》惋惜，因为他加入小说中的那些令人尴尬的历史演讲带有明显的自学者的特点，这些历史演讲都很“滑稽”，是纯粹的“诡计”。福楼拜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也提到他对小说中的“哲学”感到惊愕。我们读这部伟大的作品，并非为了读其中的历史理论，而是相反。托尔斯泰是个决定论者和反个性主义者，对他而言，认为历史事件是一些权势者深思熟虑的决定所造成的想法，这完全是一种错觉。那些似乎掌权的人甚至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用说去策划了。只有无意识的活动才是重要的。历史是无名小人物的无数个决定的产物，而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想法与马克思的完全一致，只不过殊途同归罢了。说不清楚是什么促使托尔斯泰走上这样的思想路线。也许这就是他对俄国的罗曼蒂克的观点：农民是最高的主宰者与决定的力量。他相信，在所有的历史事件中，真正决定着我们生活的是隐藏在背后的规律。这些规律不为人所知，而且很可能是不可知的，因而，与其面对这不愉快的事实，不如假定历史是那些伟人和英雄检验他们的自由意志所造成的。从本质上看，托尔斯泰是个神秘论者，他拒绝接受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显而易见的解释，而是要去探寻和认识潜藏在表层之下的秘密过程。这种认识通常被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凭借直觉集体地领悟——这种群体，对马克思来说是无产阶级，对托尔斯泰来说是农民。当然，他们需要解释者（如马克思）或预言家（如托尔斯泰），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集体的力量和他们的“正义性”推动历史车轮的运动。在《战争与和平》中，为了证明他的历史发展观，托尔斯泰歪曲了真相。他改变了拿破仑战争的原貌并加以利用，以适应他的普罗克洛斯忒斯之床[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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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60 因此，托尔斯泰倾向于采用集体主义者的方法来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也就不算奇怪了。早在1865年8月13日，他在记事簿上谈到对俄国农村饥荒的思考：“俄国全民族的任务是为世界奉献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结构。只要人类的家庭仍然存在，那么财产与盗窃就比英国宪法更加具有真实性……俄国的改革只能以此为基础。”43年后，他偶然看到这段话，为自己的预见力惊讶不已。那时候，托尔斯泰早已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早期的列宁主义者建立了联系，比如S.I.孟特耶洛夫，他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与托尔斯泰互通信件，并拒绝了托尔斯泰的放弃暴力的请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改造我是困难的。社会主义是我的信仰和上帝。当然，这与你所宣扬的几乎是同一件事，只不过你采用的战术是‘爱’，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按照你的说法，是‘暴力’。”两人所争论的是战术而非战略，是手段而非目标。事实上，托尔斯泰说到的“上帝”以及他称自己为基督徒，这都和人们对他的猜想没有多大差别。鉴于他不仅否认基督耶稣的神性，而且断言：称耶稣为“上帝”或向上帝祈祷是“最严重的渎神行为”，因此，1907年2月，东正教会开除他的教籍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实际上，关于基督和教会的学说，他只是从《旧约》和《新约》中选择了那些与他的看法相吻合的部分，而抛弃了其余的。从任何有价值的意义上说，他都算不上一个基督徒。由于他在各个时期以不同的方式限定“上帝”，他到底是否信仰上帝也就更难判断了。从根本上说，“上帝”似乎就是托尔斯泰所希望发生的彻底改革，这是一种世俗的而非宗教的概念。至于说到传统的圣父上帝，至多也就是同他平等，被他不无妒忌地观察着、评论着，是同一兽穴中的另一头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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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62 晚年的托尔斯泰转向反对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与暴力，仅此一项就阻碍了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结成任何联盟。他还猜测，掌握权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抛弃国家形式。他在1898年写道，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的“末日审判”真的发生了，那么“唯一可能的事情就是专政统治将会转换。现在是资产阶级占据着统治地位，到那时，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将统治国家”。但他并不为这种情况过分担忧，因为他总是在设想，在某种专制制度下，财产转交给民众的事也会发生——沙皇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做到这一点。不管怎样，他从没有将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敌人，真正的敌人是西方式的民主主义者和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正在到处传播他们的思想，腐蚀着整个世界。在他晚年的两篇文章《给中国人的一封信》和《论俄国革命的意义》（都写于1906年）中，他坚定地把他自己以及俄国同东方统一起来。他写道：“欧洲人所做的一切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东方人民的样本，但东方人从中学到的并不是该做些什么，而是任何情况下不该做些什么。追随着欧洲国家的道路就等于直接走上一条毁灭之路。”世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英国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对国家形式的崇拜以及对国家行使的制度化的暴力的崇拜捆缚在一起。俄国必须从西方社会移开目光，放弃工业化，废除国家制度，并采纳不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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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64 根据俄国以后所发生的事件来看，这些思想给人某种古怪的感觉，甚至同俄国当时已经发生的变化也绝对无法统一起来。在1906年，俄国工业化进程速度之快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后来成了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一块绊脚石。然而，处于人生这个阶段的托尔斯泰与外部现实世界已很少有联系，甚至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已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不仅居住在那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还统治着那个世界。他认识到国家的权力已经腐化，这正是他反对国家形式的原因。但是，他没有看到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比如，索尼娅就意识到了——权力所导致的腐败具有多种形式。一位伟人、预言家和先知，对他们的追随者们也行使着权力，而且，由于他们的奉承、谄媚，特别是吹捧，他自己也腐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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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66 甚至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雅斯纳雅·波良纳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宫廷圣地。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到这里寻求指导、帮助、恢复信心，以及智慧的奇迹，或是来诉说他们稀奇古怪的观点——素食主义者、斯维登堡[60]教派信徒、母乳喂养法的支持者、亨利·乔治[61]经济学说的推崇者、修道士、僧侣、喇嘛、和尚、和平主义者、逃避兵役者、妄想狂、疯子以及慢性病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由托尔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组成的固定圈子，虽然其中的人员在不断地变换着。所有的人都从某一方面把托尔斯泰看作他们的精神导师，他扮演着教皇、家长和救世主的角色。就像18世纪80年代赶往卢梭墓地的朝圣者一样，拜访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花园的凉亭墙上或写或刻，留下各种各样的题词，比如：“打倒极刑！”“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向天才致敬！”“祝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长寿！”“图拉省现实主义作家向托尔斯泰伯爵致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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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68 托尔斯泰在声名远扬的晚年树立了一种范式，这种现象在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知识分子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十分常见：他创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着手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与各国总统或国王书信往来，发出抗议书，发表声明，特别是在诸多文件、信件上签字，允许各种有关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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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0 从19世纪90年代起，作为这个杂乱政体的统治者，托尔斯泰甚至为他的王国招了一位首相——符拉吉米尔·戈里格利耶维奇·切尔特科夫（1854-1936），一位富有的前任副官。此人因善于钻营，逐渐成为这一宫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与这位大师一起拍过照片：薄薄的嘴如同一道缝，眼袋下垂，留着小胡子，一副勤勉不懈的奉献者、改革家的神态。他很快便开始对托尔斯泰的行为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不断提醒这位老人发出过的誓约和预言，帮助他保持自己理想的形象标准，常常把他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自然而然地，他使自己变成阿谀奉承合唱队的指挥，托尔斯泰听了他们的声音颇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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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2 来访者以及内部圈子里的成员记录下托尔斯泰随意讲出的格言，但它们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却使人想起《拿破仑流亡语录》或《希特勒的桌边谈话》中的内容——奇怪的总结式的语句、过时的老生常谈、乏味的成见和陈词滥调。诸如：“随着年岁增长，我愈加坚信，爱是至高无上的。”“不必理会近60年来的文学，全是胡说，要读60年前的作品。”“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上帝使我们大家彼此更为接近，正如所有的线条会聚到中心，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集到上帝之中。”“飞机和飞弹的使用，最初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新的税收又要强加到人民身上了。这说明一个事实，在一定道德状态的社会里，物质的进步除了带来危害别无好处。”关于接种天花疫苗，他写道：“想方设法逃避死亡毫无意义，无论如何你总是要死的。”“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我们也就不会有那些愚蠢的花坛。”“如果女人不那么多嘴多舌的话，这个世界会美好得多……她们总爱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天真的利己主义特征。”“中国的上海人居住区虽然没有警察，但人们相处得和睦而融洽。”“无论什么样的教育，儿童都不需要……我认为一个人学得越多就越愚蠢。”“法国人是最富同情心的民族。”“如果没有宗教，就总有人行为放荡，言语粗俗，或是酗酒闹事。”“为公众的事业工作，人就应该这样活着。”“鸟儿的活路就是草叶。”“越坏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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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4 陷在预言家宫廷中心的是托尔斯泰的家人。由于他们的父亲选择了公众生活，他们也被公众的注视灼烤着。他们被迫加入他创造的戏剧表演，并也带上了伤痕。我曾在前面引用过他儿子伊利亚所说的成为“特殊的”人的危险。另一个儿子安德烈深受精神崩溃的折磨，他抛弃了妻子与家庭，加入一个反犹太的“黑色一百”组织。父亲对性的日益憎恶使他的女儿们都感到了压力。他不仅反对女儿有追求者，而且厌恶她们所选择的男友。1897年，大女儿丹尼娅已33岁，她爱上了一个有6个孩子的鳏夫。这人看起来举止得体，但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因此托尔斯泰十分恼火。他对丹尼娅进行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诫，列举了婚姻的种种罪恶。玛莎也坠入爱河并希望结婚，得到的是同样的待遇。小女儿亚历山德娜则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信徒，因为她和母亲相处得很不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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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6 托尔斯泰的精神激变带来的压力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娅承受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强迫她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使她一再地怀孕。然后，他突然坚决主张他们应该放弃性生活，“像兄妹”一样地生活在一起。她对那些在她看来是侮辱妻子身份的行为表示抗议，特别是当他决定放弃个人生活的隐私，谈论和记录他们的私生活。她不愿外人把头探进她的卧房。当托尔斯泰提出他们应该分房睡时，她坚持保留双人床，作为他们继续保持婚姻关系的象征。与此同时，他又显示出无端的妒忌来，并写了一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描写一位有着疯狂嫉妒心的丈夫，因憎恨妻子与一位小提琴家的关系而杀死了她。索尼娅誊写了这篇小说（像她抄写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越抄越感到厌恶和惊恐。她意识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写的就是她。由于审查机关的干涉，小说未能发表，但它已经以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谣言也跟着散布开来。于是，她感到必须要求公开发表这篇小说，她觉得这样做也许能使人们确信她并非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与这半公开化的争执相对应的是隐藏在幕后的令人厌恶的争吵，起因是托尔斯泰不能遵守保持纯洁生活的誓言，他不时地对妻子进行性攻击。1888年年末，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第二天，也就是30号上午，我睡得很糟。犯了罪以后，是那么令人恶心。”几天后，他又写道：“我被更强大的力量缠住了，堕落了。”直到1898年，他告诉阿尔默·莫德：“昨天夜里，我又成了一个丈夫，但是没有理由放弃自我斗争。上帝也许会保证我再不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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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8 托尔斯泰如此详细地与一个外人谈论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使索尼娅感到她最隐秘的私生活被完全暴露在公众的注目之下。正是伴随着这些年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托尔斯泰的公开性原则显得越来越愚蠢。起初，她不愿读他的日记——任何一个有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的——但逐渐也就习惯了。事实上，由于他的笔迹太潦草，她渐渐养成习惯，把他的日记抄成清楚的副本，于是就有了原本和通行本。但是，知识分子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写任何文章时都会考虑到将来发表，因此他们习惯性地把自己的日记当作辩护文章和宣传工具，而且作为自卫或进攻的武器，对付那些可能出现的批评家，特别是他们的亲人。托尔斯泰便是这种倾向的一个最好的例证。随着他与索尼娅的关系逐渐恶化，他在日记中越来越多地指责她，而且也不再担心她会看到这些内容了。早在1890年，她就写道：“我一直帮他抄日记，他开始为这件事忧虑了……他想要毁掉以前的日记，以便仅仅以一副德高望重的面目出现在他的孩子以及公众的面前。他的虚荣心太强了！”没过多久，他就把当时正在写的日记藏了起来。于是“公开性”原则瓦解了，接着两个人都变得行动诡秘起来。他用日记——此时，他把这看作是秘密日记——比如极为详细地记下他和索尼娅关于《克莱采奏鸣曲》的争吵。“列瓦和我的关系彻底完结了……我偷偷地读他的日记，我真想知道我还能在生活中加进些什么，使我们重新和解。但是他的日记只是加深了我的绝望。很明显，他发现我一直在偷看他的日记，他就把它们藏了起来。”接着她又说：“以前，他要我誊写他的作品，现在他把这事交给了他的女儿们（她没有说‘我们的’），而且很小心地把作品藏起来，以防被我看到。他这种有计划地把我从他的个人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要让我疯了，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托尔斯泰开始记一本“秘密”日记，并把它藏在他的一只长筒靴里，这是他抛弃“公开性”原则的最后一招。索尼娅在他平常的日记里什么也没有发现，开始怀疑是否还有一本秘密日记。她四处搜寻，最终找到了它，并把它成功地带走以便悄悄地细读。读完之后，她在日记里粘上一张纸，上面写着：“带着一颗痛苦的心，我抄下了我丈夫的这本令人悲哀的日记。关于我，甚至关于他的婚姻，他所说的是多么不公正、残忍和——愿上帝和尼古拉耶维奇宽恕我——不真实，这是歪曲和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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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0 这场噩梦般的日记之战的背景是这样的：索尼娅坚持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托尔斯泰从道德上对此感到极端地厌恶，他越来越坚信，妻子的这种要求在阻碍他追求精神的完善。事实上，索尼娅并不是他所说的那种十足的实利主义者，她并不排斥他的诸多宣教中的道德真理，正如她给他的信中所写的：“和人们在一起时我看见了灯，我承认那是光，但是我无法走得更快一些，我被人群、也被我周围的环境和习惯往后拉。”然而，随着年岁渐高，托尔斯泰对他和索尼娅一起过的那种奢华的生活越来越缺乏耐心，而且日益厌烦。比如他写道：“我们坐在院子里，吃着十盘菜，有冰淇淋、仆人、银餐具——而乞丐们从门口经过。”在给她的信中，他写道：“我刚从你的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来，就好像从一场可怕的恐怖中被拯救出来，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引着我去自杀。我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从中我看到的是毁灭……你我之间有一场生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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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2 1910年6月，这场斗争达到了令人同情的悲剧性高潮，而导火线则是切尔特科夫从流放地回来了，索尼娅恨他，而他显然也把她看作控制预言家的竞争对手。由于托尔斯泰的新秘书瓦连京·布尔加科夫保存的日记，关于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我们有了一份内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常客观的记录。布尔加科夫最初受切尔特科夫指派，把每天的生活记录寄给他的秘书。这种情况表明，托尔斯泰身边的人正为他的日记而纠缠不休。然而，根据布尔加科夫的叙述，自从切尔特科夫从流放地回来，“出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舞台上之后，托尔斯泰的家中便发生了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意识到自己被这种‘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地控制住了，于是，尽管他一再要求，我以各种事由为借口，不再给（切尔特科夫）寄去我的日记副本”。布尔加科夫说他是带着对伯爵夫人的偏见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来之前他就得到“警告”：她“虽不能说是充满敌意，却是个彻底的冷漠无情的女人”。事实上，他发现她“为人谦和，热情周到”；“我喜欢她那褐色的眼睛里闪耀着的直率的目光，我喜欢她的朴实、和蔼和聪慧”。他的日记表明，他逐渐意识到，与其说她在犯罪，不如说别人对她犯了罪；他的偶像托尔斯泰开始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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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4 切尔特科夫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有托尔斯泰的日记。他瞒着托尔斯泰，私下里把那些日记都拍了照片。7月1日，索尼娅坚决要求把日记中“令人不快的章节”删掉，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发表了。当时发生了一场争吵。事后，她和布尔加科夫一同乘坐马车时哀求他劝说切尔特科夫还回日记，“一路上她啜泣不已，非常可怜……看着这个悲泣的、不幸的女人，我无法不产生深深的同情”。当布尔加科夫和切尔特科夫谈到日记的事情时，他显得“极度地狂躁不安”，并指责布尔加科夫把日记收藏之处告诉了伯爵夫人，而且“使我非常诧异……他竟做出令人憎恶的怪相，冲我伸出了舌头”。显然，切尔特科夫向托尔斯泰抱怨过。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索尼娅（7月14日），在信中他坚决认为，“最近这几年，你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易烦躁、专横和缺乏自制力”；他们夫妻两人现在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为了解决争端，日记被密封起来，锁在银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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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6 一个星期后，即7月22日，托尔斯泰写道：“爱情是两个彼此分离的灵魂通过肉体的结合。”但就在同一天，他秘密地到附近的格罗蒙特村，去签署一个新遗嘱。他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权都留给最小的女儿，并指定切尔特科夫为遗产管理人。切尔特科夫安排了这一切，还亲自草拟了文件。由于担心布尔加科夫可能会告诉索尼娅，这些事情都瞒着他悄悄地进行。切尔特科夫抱怨说，他不能断定托尔斯泰是否明白他签署了什么东西，“而且，就这样，我们做了她一直最担心的事：托尔斯泰死后，他的家庭将被剥夺对他著作的版权的继承权，而这正是她一直唯恐失去、小心翼翼地守卫着的物质利益”。他接着说道，索尼娅本能地预感到“某些不可挽回的、可怕的事情刚刚发生”。8月3日，发生了一场“噩梦般的争吵”。索尼娅明显地谴责切尔特科夫与她的丈夫有同性恋关系，托尔斯泰“气得僵在那儿”。9月14日，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切尔特科夫当着她的面对托尔斯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妻子，我会开枪打死自己。”切尔特科夫又对她说道，“只要我愿意，我本可以把你的家庭从泥淖中拉出来，可是我没有这么做。”一个星期以后，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已经在长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并读了它。第二天，他违背了他以前同妻子的协定，把切尔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挂在他的书房里。当他出门骑马时，她把相片撕了个粉碎，并在盥洗室里用水冲走。接着，她烧掉一把玩具手枪，冲进花园里。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娜也常常卷入争吵，她养成了一个习惯，对母亲总是一副时刻准备还击的姿态，这激怒了索尼娅，她喊道：“这到底是一个有教养的小姐，还是一个马车夫？”——这些，无疑涉及家中最深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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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8 10月27日至28日晚上，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半夜里悄悄地翻查他的文件，显然是在寻找秘密遗嘱。他唤醒亚历山德娜，并宣布：“我现在就离开这儿——永远。”当晚，他上了一列火车。第二天上午，切尔特科夫得意扬扬地将此事告诉了布尔加科夫，“他脸上洋溢着快乐和激动”。索尼娅得知这个消息后，纵身跳入池塘。这以后，她曾几次企图自杀，虽然这些行为不那么令人信服。11月1日，托尔斯泰染上了支气管炎和肺炎，不得不离开火车，被安顿在梁赞——乌拉尔线上的阿斯塔波沃车站。两天后，索尼娅及其子女乘快车赶来探望他。7日，传出了预言家去世的消息。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令人心碎，特别是对那些钦佩他的小说的人而言，因为他们从中看不到体现了理论争执的、对重大问题的崇高辩论，而是充塞着猜疑、怨恨、报复、狡诈、背叛、脾气暴躁、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劣的行径。这是最恶劣的家庭争端，由于一个好干涉别人生活、自私自利的外人的介入而恶化，并以彻底的灾难为结局。后来，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们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车站临终床上的场景变成一幕“圣经”般的悲剧，但事实却是，他那暴风雨般的漫长人生的结尾并非轰然巨响，而是一声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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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90 托尔斯泰的例子再次说明，当一个知识分子以人为代价追求抽象的思想时将会有什么结果。历史学家总是喜欢把这看作一个序幕，一个很快席卷了整个俄国的重大的民族灾祸的并不足道的个人序幕。托尔斯泰试图带来一场他认为绝对必要的彻底的道德改革，结果却毁灭了家庭，也毁灭了他自己。然而他仍然渴望着并预言——而且通过他的作品极大地鼓励着——俄国自身的一场千年的变革，不是通过他所鄙视的那种渐进的、艰难的改革，而是通过一场火山爆发般的社会剧变。不久，这场变革终于到来了，它是一系列托尔斯泰无法预见的事件的结果，实现的手段会让他想到就不寒而栗。这场变革使托尔斯泰所有关于社会复兴的学说变得毫无意义，他所热爱的神圣的俄国似乎被永远地毁灭了。令人厌恶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之而来的新耶路撒冷的主要牺牲者正是他所热爱的农民，2000万农民成了思想的祭坛上成批被屠杀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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